尤彧聪 易露霞 陈原

【摘  要】本文基于高等学校产教融合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从新时代数字经济创新驱动的角度出发，探究新时代背景下高等学校产教融合现状及问题透视，基于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得出结论并提出现状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新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

一、前言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以创建企业为核心、产学研协同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可见，新时代实现高等学校资源整合互补、深度合作的校企协同一体化，对于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创新能力，驱动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提升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构建创新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与政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术界对产教融合模式研究则呈多样化，有学者如林润慧（2012）从实际操作本位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现有的产教融合模式可以划分为企业本位合作和学校本位合作两个大类。近年来有学者从案例入手进行研究，根据实践探索对产教融合模式进行个案分析，得出结论指出，产教融合的运行模式的选择恰当与否和产教融合的深度有显著关系（吴苇等，2015;戴勇，2016;朱少英，2016;齊二石，2016）。DV Gaines（2013）在研究高等学校产教融合模式时，从影响技术在教育和商业与工业中整合出发，研究影响高等学校产教融合模式的因素，其研究结论指出，将高等学校教师在高等学校教育中面临的挑战与产、企业公司员工在商业社会和工业产业中所面临的挑战进行“隐喻式”比较。了解高等学校教师和产、企业公司员工在类似的工作环境中每天所实施的技术时面临的限制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因为技术的变革通常会导致所有工作环境发生快速变化。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数字化角度研究高校产教融合，比如从“互联网+”角度研究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产教融合现状及其相应“互联网+”对策研究，提出相关的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综合改革的路径（D Liu，2020;H Li et al.2020;）教育和福利国家：能力生产的四个世界欧盟的东扩危机是由东扩问题引发的，但其根源远远不止这个问题。J Allmendinger&S Leibfried（2003）从宏观层面研究，其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并认为欧洲一体化是领土富裕的核心;一体化围绕该中心的同心圆结构内而发展起来的。该研究指出的这种同心圆结构格局的出现是由整合与扩张的辩证关系驱动的。随着扩张进程达到极限，可能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欧盟一体化，从而产生不同类别的欧盟成员。这种一体化从社会制度角度对欧盟高校的产教融合给予政策探索与启示。

三、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概念界定、特征和系统组成要素

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是一个新时代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与创新驱动相结合的新概念，按照演化经济学和经济隐喻的理论，这种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模式，该系统包括投入-产出子系统、市场营销子系统、财务信息管理子系统、创新研发子系统和动态环境适应力子系统等一系列可持续综合性数字化高质量导向能力体系组成要素。

在经济社会中，经济组织体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能力形成，是经济组织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不断地数字化高质量导向推出、推进和实施全新的创新型项目与程序，并持续不断地实现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经济效益的可循环能力（尤彧聪，2020;易露霞，2017）。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系统对于高等教育的主体高等院校而言，是在高等教育使命和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战略指导下，通过及时有效地为企业、行业、产业等其他中微观市场层面不断持续提供新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价值产出，从而使高等院校获得持续的教育绩效效益产出和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综合性能力体系，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演化动态性。高等院校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是以创新驱动供给侧在教育领域的改革所追求的一种长期竞争优势获取，而在创新驱动过程中，结构化调整与改革本身就具有动态性，这一点也是与演化经济学和经济隐喻的EED表观经济遗传动态（尤彧聪，2020）一致，因此，本研究认为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系统具有演化动态特征。二是隐显性知识的累积和迁移性。高等院校独特的知识积累、技能获取、信息渠道资源以及一系列隐显性知识激活和迁移机制，是难以通过经济市场的普通交易行为来获得的，而是只有通过长时间的高等院校自身教育体系积累、沉淀才能“迁移”形成，比如，从产教融合育人角度看，近期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教学资本，人力资源，学生社交以及审核认证等四个维度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效应存在，包括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而教育教学对于促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去探索与追求"隐性知识"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明显。因此推行实践基地产教融合育人联盟制度，构建产教融合育人教育实践共同体（洪银兴，2014;齐二石，2016），这种积累和迁移也是高等院校获得持续的教育绩效效益产出和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可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的一项重要基础保证;即这种隐显性知识的累积和迁移，极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等院校的创新是一次性偶发的，还是可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性的。三是供给结构改革性。在市场供给需求比较平稳的一般均衡条件下，高等院校的教育改革进展相对平缓，主要是通过隐显性知识、教学技能、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组合对高等院校教育绩效进行持续性创新驱动改善，适应市场变化，在教育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方面创造新的价值。

四、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与演化博弈论

根据系统工程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原理，按照经济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关系，实际上，系统对应于演化经济学的生态圈系统圈，以此为研究范式，即当生态圈系统工程的双方利益具有“双元性”，即同时具备相互依赖性和互相矛盾性时，生态圈系统工程双方作为即将研究的“理性人假设”，都会“不约而同”地为着自组织的效益最大化而产生一种特殊的博弈关系，这种博弈关系的核心正在于系统工程双方的相互斗智斗勇，以及相应对策的提出等关系合成。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过程中，产方与教方虽然有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意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难免有利益上的冲突，换言之，产方与教方之间的关系恰恰就是介于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关系与竞争关系并存之间的一种生态圈演化博弈关系。可见，就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本身而言，是完全可以被视作为是一个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竞争博弈问题，而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从研究范式创新上有着自身的优势，因为从经济隐喻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方式是一支系统隐喻与隐喻系统的交叉创新。当前，国内学者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之前的校企合作、产-学-研等研究，视角大部分是集中在产教深度融合的各方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机制方面、相应的自组织系统组织模式和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伙伴的选择等问题上。也有研究是分析影响大学和企业、行业、产业的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创新方式的选择因素，其中主要包括企业、行业、产业和大学高校的创新能力以及高校科研机构技术的先进性和成果商业化、产业化转换的实际价值。关于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的，然而在实际的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过程中，大多数的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可以被看作是并不限于一次创新技术转让或创新技术交易上，即产教双方的交易次数是n次或n+1次，换言之，即上一次产教深度融合的成功与否，特别是创新技术转让或创新技术交易是否符合双方合作预期与效用，是下一次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意向的决定性因素与博弈策略路径依赖。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博弈主要对博弈论的现实性基础进行加强与固化，其根本的研究范式则是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博弈方作为演化經济博弈分析的一个前提和理论基础。有限（经济人）理性指的是博弈方采用完全理性前提条件下获取最优化策略结果的概率极低，趋向于0;于此同时，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博弈方之间的策略均衡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性结果，大概率事件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学习调整，“干中学”的动态演化结果，而一次性达成策略均衡选择结果的概率极低，也是趋向于0。

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博弈分析方法和均衡达成概念，是建立在“完美”数理化推理分析的基础上的选择，而该选择也一次性“唯一解”，而对于分析现实世界的真正的产教深度融合这种有限理性博弈方（非理性人）的博弈问题，这种一次性“唯一解”通常是不适用的。所以，完全理性“经济人” 假设基础上的博弈分析框架实际上对于真实世界的博弈方的学习过程的反映程度是有限的，也有一定的“偏离”，所以也就在讨论、分析博弈方行为和策略选择的动态常态化稳健性和长期效度时，缺少其现实性基础。可见，有限理性博弈方（非理性人）的演化博弈的过程就是参与者（非理性人）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借助“干中学”效应以达到合作双方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动态演化实现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大量的参与者试错、模仿，以及以此“干中学”范式逐步寻找得到的优化博弈策略选择与均衡达成。

所以，要对有限理性（非理性人）博弈进行有效的、具有稳健性的分析，就必须把握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竞争关系中的隐喻性、周期性和系统性，必须分析其参与者（非理性人）的试错、模仿，以及以此“干中学”范式不断调整的过程，寻找稳定的有效的均衡策略，这种策略我们称之为系统隐喻稳效型均衡策略，而这样的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中的试错、模仿，以及以此“干中学”范式不断调整过程也自然可以看作是产教深度融合动态式“三螺旋”演化协调合作的一个演化博弈过程。

五、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系统构成要素

按照EED-SEM理论（表观经济遗传动态-系统工程隐喻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在研究高等院校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能力时，其系统构成要素界定为数字化高质量导向持续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化高质量导向持续自组织协调能力和高校“双创能力”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能力，这三个要素构成了高等院校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能力动态组合。而在产教融合或是产-学-研系统工程视角下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则是需要决策者、市场、研方的共同作用，它们借助“三螺旋”分别形成了系统创新的内部驱动力、市场外部拉力和决策者政策供给宏观推力，这些共同推进了高等院校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Sharabati-Shahin，2013;Hayton J.C，2010）。经济体的创新是一项团队行为，而高等院校的创新尤其是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需要通过一定的宏观管理、顶层设计和组织协调来共同推进。其中，高校的R&D研发投入、宏观管理层对产教融合的指导与支持，也是高等院校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高校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系统能力（DQI-SEM：Digital Quality-oriented Innovation-driven SME）包括五大方面要素组成（如图1所示）：

一是高校“双创能力”。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高校“双创能力”中的创新创业，实际上就是微观经济学的企业家才能，那么对于高校而言，在其处于与企业、产业进行产教融合时，其“双创能力”中的创新创业就是实行对高等院校自身的生产要素资源的新的组合和颠覆式创新;正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指出的创新的行为主体是企业家，那么对应的高校“双创能力”中的创新的行为主体则是高等院校方。而高等院校方决策层在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按照EED-SEM理论对于创新环境的应对划分，高等院校方决策层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能力包括但不限于：（1）敏锐的应对和适应外部市场环境变化识别和创新驱动能力;（2）敢于承担应对外部市场环境风险的持久创新驱动能力;（3）人才培育模式方案制定或调整的持续性创新驱动能力。

二是高校研究部门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从高校研究部门的科学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考虑和衡量，高校研究部门创新资源的投入（包括基础设备和人力，资金等）、科学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实施、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转化因素等，都会影响高校研究部门的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和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按照EED-SEM理论，高校研究部门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是高校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基础，高校如果缺乏自组织的科学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出现外部技术的引进路径过渡依赖，那么是无法实现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

三是高等院校组织内部协调创新能力。组织内部协调就是高等院校通过外力，使其自组织系统中分散的各个资源要素和子系统具有数字化高质量导向的系统性和整体一致性的一种自组织行为。按照经济隐喻理论，组织内部的创新活动通常需要大量的步骤、程序和子系统协调整合（齐二石，2016;尤彧聪，2020），可以说，高等院校如果能够保持持续的数字化高质量导向整合能力，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经济自组织的协调创新驱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整合资源要素，重构新的、更有效的“帕累托”标准化过程（尤彧聪，2020）。

四是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创新诱导。对于处于产教融合的高校而言，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创新需求起着一种诱导作用，类似于“催化剂”，而在孵化新技术是成为协同创新的基本功能（洪银兴，2014），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创新诱导则成为产教融合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创新诱导发挥着市场导向的作用，重视教育产品和服务需求顾客的需求重要地位（（Chesbrough H，2011;Pierre V，2012））;按照经济隐喻理论，从EED-SEM外部市场环境的因果关系来看，对于处于产教融合的高校而言，高校研究部门的科学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市场（包括企业、行业和产业）的需求。不仅如此，按照循环经济和产业技术经济理论，处于产教融合的高校借助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如产业化、商业化等）又最终反过来循环作用并满足于外部市场的需求。因此，强大的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创新诱导市场需求，特别是外部危机（如次贷危机、疫情影响等）所导致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倒逼和推动高校不断创新（如疫情影响下的线上课程创新）。

五是宏观决策层政策供给创新推动。宏观决策层对处于产教融合的高校的创新推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大的维度：一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维度。包括对企业和高校、研究所的技术创新在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给予最大的支持和保障，制订和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二是宏观层面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维度。通过这些宏观层面创新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在创新政策的支持和相关创新经费的投入方面，对企业和高校、研究所的科技创新进行重点扶持和倾斜。

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的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问題透视按照演化经济学的“共同体”理论，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共同体”，其中包括了贯穿整个动态过程的系统知识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教学产业协同办学创新等三大创新模式的耦合与协同，也是多主体参与的“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正是因为有多方主体参与，因此其多元性也导致了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存在各种现实问题。而基于推动企业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创新驱动式发展（即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需要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的视角，这些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所面临的现状问题也更加明显，更为急迫需要解决。

（一）异质化的“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目标

企业、行业、产业和高等院校（包括其科研院所），构成了是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的多元（方）主体，其中，为了表述方面，也往往将然企业、行业、产业归纳为“产”方，而高等院校与其科研院所归纳为“教”方，由于在产教融合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不同，具有异质性，所以在“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过程中对如何进行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的认知，以及多方所追求的“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目标具有异质性，“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各方往往难以形成清晰的、简单朴素的“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愿景，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才能保障“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

（二）“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认知存在偏差

一是过于注重“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的外表形式，而导致缺乏对“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效益的关注。其中，在“一体化”办学模式中，产教融合双方，如果有一方出现低端市场导向的倾向性或以往惯性，導致产教融合双方“一体化”办学发展缺乏创新意识，只顾及短期利益而无法看到或触及创新的价值。特别是“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认知存在偏差往往会误认为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操作意义，导致了“一体化”办学模式认知浮于表面，这样一来只能更多关注“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能否存在或开展，而较难深入到贯彻“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的全过程中，对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的内在绩效也就缺乏直接体验和根本内在认知，影响了“一体化”办学模式可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

二是“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动机过度注重短期收益功利化。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是推进产业和高校技术创新的一条重要的路径选择，在宏观政策的“有形的手”指引下，企业、行业、产业和高校（及其科研院所）通过市场化“无形的手”进行要素资源整合，产业化优势互补，商业化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产教融合双方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实现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这一过程中，如果“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认知存在偏差，就有可能出现现实中部分主体选择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的目的发生认知变异与执行偏差，影响了“一体化”办学模式的可持续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

（三）“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目标存在偏差

从本质上讲，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是一项具有特质性的经济社会活动，各参与主体方能否通过“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获得预期经济收益、实现创新驱动数字化高质量导向发展目标是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的一个目标导向前提。一般而言，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源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多方面，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经济效益、科学技术发展、大众对教育产品与服务预期、产业市场需求、行业竞争压力、企业发展需求和宏观政策供给引导等，然而，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的多元主体性影响着其都有着各自具有异质性的“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目标。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加看重“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项目的学术前瞻性，更加强调科学技术研发的先进性和前沿性，并将能否快速实现技术突破放在第一位;这会间接导致对实际技术对接的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明确和缺乏市场观念导致成本价格不敏感等。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体现，就是高校人员的研究专长是学科的基础研究与理论分析，由于其自身知识背景和实验实训室条件的“软约束”限制，导致出现在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中，高校方往往更愿意做前基础期研究，其研发的目标也是多出原始性成果，例如项目完成后公开发表的期刊、会议论文以及获取的相关专利。而企业、产业方则往往将市场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进行优先考量，这种现象也是符合经济学所说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于是，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产出科技创新时，企业、产业方在关注项目技术创新的同时，与高校不同的是，其更为迫切地关注项目、技术创新、专利或论文研究发现是否具有市场前景;是否能够真正地实现成果商业转化，获得市场经济收益，即使项目技术创新、专利或论文研究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技术突破，如若无法大批量规模化生产，或者缺少“经济规模”导致该商品和/或服务的价格成本持续居高不下，那么产业方很难认可该创新，至少其认可程度与高校方有一定幅度差异。而这种“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目标的差异，特别是高校方与企业、产业在研发理念特别是基础研究理念上如若存在差异，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负迁移影响企业、产业与髙校（科研院所）在产教融合“一体化”办学模式协同发展开发的信心。实地调研发现，很多时候高校方在技术创新上理论和基础研究程度、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创新成果能否有效转化、企业对创新成果产品转化成本的“硬约束”影响高校方的技术创新水准和研发复杂度，这些都会挫伤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的主题积极性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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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2020年度广东省哲学社学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后疫情视阈下广东外贸企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D20XYJ23）;2020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数字经济视阈下广东外贸企业应对疫情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0WTSCX114）;2020年度全国服务贸易标准化科研课题“数字经济标准化创新驱动提升服务贸易企业核心竞争力路径研究”（项目编号FMBZH-2017）;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高等教育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高等学校产教融合创新驱动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GYB71）以及2020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项目“广东省冷链标准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联合共建”（项目编号2020440121000082）的资助。

作者简介：

尤彧聪（1981-），男，广东汕头，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经济隐喻;国际贸易环境与政策。

（作者单位：广州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