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璐

摘 要：自古以来公文就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统治者的意愿借公文以传及全国，臣民的建议借公文以上达天听，行政机关的运作往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需要公文的支撑。在重视语言之“文采”的古代中国，公文文体既具有实用价值，也具有很高审美价值。汉代公文的风格特征表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就诏令来说，西汉初期质朴而诚恳，中期以后典雅而蕴藉;就奏议来说，汉初雄浑雅健，汉中雍容和缓，汉末峻直切急。

关键词：汉代;公文;文体;风格

在历史文化价值以外，汉代的公文文书还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具有着较为鲜明的风格特点。本文将从“诏令类”文书和“奏议类”文书两方面入手，讨论汉代公文的艺术风格。

一、汉代诏令文书的风格特征

汉代诏令类公文的风格特征表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

在西汉初期，从汉高帝至汉景帝，诏令风格质朴尚实，行文几如口语，不见藻饰，而气势雄健，诚挚动人。如高帝《求贤诏》①：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汉书·高帝纪》）

纵观全文，遣词用句质木少文，明白晓畅，而读着却有一种胸怀天下的逼人气魄。文章开头提及王之最高者和霸之最高者以自比，壮志激昂之气便盈然于胸，紧接着两个反问，激起读者的进取之心，然后以诚动人，表明自己得贤人辅佐安定天下，也愿与贤人一起治理天下，直截了当地说明将遵显贤士，最后明确要求将此诏令布告天下。全文虽无藻饰而畅达动人。

自西汉中期以后，诏令文书以“典雅”为美。每有诏策诰令，或引用儒学经典，或仿照经学名篇，如《史记·三王世家》②中记载的三篇策文，三篇策文风格类同，现选录其第二篇：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籓辅。於戏！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荤粥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徵。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显而易见是模仿《尚书》的作品。

又如《益封卫青诏》：

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猃狁，至於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一十七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馀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八百户。（《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其中，“薄伐猃狁，至於太原”出自《诗经·小雅·六月》，“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出自《诗经·小雅·出车》，这样的引用既使得诏书典雅有文采，同时以周宣王讨伐猃狁之事自比，来说明这场对外战争的合理性，与前文匈奴的残暴恶行相照应，更表现出卫青的功劳之大，符合益封卫青的主题，可以说是在诏书中引用《诗经》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典型案例。

此后的皇帝继续遵循此道，班固在《汉书·元帝纪》的传赞中评价汉元帝：“号令温雅，有古风之烈。”正印证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③

二、汉代奏议文书的风格特征

首先，奏议类文书共同的读者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共同目的是说服皇帝或打动皇帝，以达成自身的某个目标，因此非常注重论述的方式方法。汉代奏议公文常采取的论述方法有三个。

第一，以史为鉴。一方面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立，短短几十年间，华夏大地风起云涌，先是秦国以狂风之势席卷六国，短短十二年后陈涉吴广大泽乡起义，一呼百应，秦朝迅速灭亡，接着楚汉逐鹿，汉朝最终得以定鼎长安。这使得当时的文人政客非常注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中国自古有重史的传统，既注重对历史的记录，也常借用历史事件来增强谏言的说服力，如《左传》④记载：

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左传·僖公十九年》）

宋国人因曹国不服从而攻打之，子鱼便以文王攻打崇国的史事来劝说宋襄公退兵。

以史为鉴普遍存在于汉代奏议公文之中，如在《极谏用外戚封事》中，刘向历数田氏代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君、孙文子驱逐卫献公、季平子放逐鲁昭公、穰侯专权、赵高当国、诸吕之乱的历史事件，一波接一波，一环连一环，前人的教训直接而密集地摆在眼前，极具说服力。

第二，以灾异之名借题发挥。自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汉代天人感应之说极为盛行，人们认为“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尚败乃至”，认为天与人相类相通，彼此相互感应，因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因此臣子百姓就常以灾害之事，借上天之名来劝诫皇帝。

其次，汉代奏议公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风格。

从西汉初期到西汉中期，奏议文书具有“雄浑雅健，质朴激切”的特点。汉初，国家经过连年战争，人们流離失所，民不聊生。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实行了宽松的政策，同时颁布求贤诏，广求天下贤士共同治理国家。此时，身处于新生国家的文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亟待他们施展抱负的舞台，面对的是锐意求进，广招天下贤士的君主，面对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下宽松的政治环境，心中自然充满了昂扬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反映在他们笔下，便形成了雄浑雅健，质朴激切的公文风格。如贾谊《陈政事疏》：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节选自《汉书·贾谊传》）

起首之句“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排比句式，随着“可为”的重复，气势一泻而下，迎面而来，令人精神一震，同时极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人好奇何事可为痛哭，何事可为流涕，何事可为长太息，欲罢不能地要读下去。而文章之后，也正是围绕这句话展开论述，脉络清楚，条理明晰。此后文中多用反问、疑问、设问，情真理正，气势充沛，不容置疑，使人读来便有一种昂扬之感。

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奏议文书具有“雍容和缓，醇厚典雅”为美。西汉中期，儒学兴起，儒家审美倾向深刻影响了汉代的公文写作，这一时期的奏议文引经据典，中正平和，行文宽缓，逻辑性强。作为开风气之人，董仲舒的作品就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特点，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於王舟，有火复於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於下，怨恶畜於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节选）

可以看到，文中引经据典，经学气息浓厚。行文舒缓，用词典雅。

东汉末期的奏议文具有“峻直切急”的风格。东汉末年，政局黑暗，士人进取无望，加之儒学衰落，影响力减弱，文人在内心愤然不平的同时较少受到儒家中正平和审美思想的约束，文章奏议情感激烈，措辞直切。同时，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此时的奏议文书更加注重文辞藻饰。如《后汉书·杨震传》所载的《上疏请出乳母王圣》：

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后加讨，《春秋》贬之，以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娈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诚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令野无《鹤鸣》之叹，朝无《小明》之悔，《大东》不兴于今，劳止不怨于下。拟踪往古，比德哲王，岂不休哉！

“不知纪极”“扰乱天下”“牝鸡牡鸣”“哲妇丧国”，杨震用词择句可以说是言辞峻切，毫不留情。同時语言整饬，较之西汉全期和东汉前期，可谓华美。

三、结语

总的来说，公文风格的发展变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如作者本人的个性气质、时代整体的精神风貌、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统治者的审美倾向以及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相应的，这些因素也会反映在作品中，为人们所探寻和发现。

注释：

①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②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③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参考文献：

[1]侯迎华.两汉公文批评综论[J].河南社会科学，2010（1）：157-161.

[2]黄辉.两汉诏令比较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