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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的探讨

2020-07-14顾群玉

文教资料 2020年12期
关键词:工具理性教师发展人文精神

顾群玉

摘    要: 从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中追求“现代性”的视角对二者发展关系进行溯源和探讨。现代大学观念是以知识获取、高深研究和品德培育等为“现代性”追求目标的大学发展观念。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大学观念从“人文精神”到“工具理性”的转变付出了代价。强调现代大学教师的精神主体回归和“人文精神”重建,也许能从观念到实践层面逐渐摆脱“工具理性”束缚,为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 现代大学    教师发展    人文精神    工具理性

现代大学与教师的发展关系,既是高等教育中的一组重要关系,又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关系。教师是建构现代大学观念的主体,一方面促成现代大学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阻碍现代大学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反之亦然,现代大学在发展中对教师个体发展具有促进和束缚的双面性。现代大学与教师的发展关系在发展过程中面对束缚、阻碍时如何应对?本文从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中追求“现代性”的视角,对二者发展关系进行溯源和探讨。

一、现代大学观念的形成

晚清民初,“现代性”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形成广泛影响,“现代性是现代的本质,而现代本身就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容”[1](11)。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理想目标,“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主要是出于新民救国的需要”[1](6)。因此,晚清民初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就必然与救亡图存、“新民”等联系起来,“新民”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教育。教育是“新民救国”的重要内容,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和发展一开始就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目标息息相关。晚清民初是中国现代大学逐渐形成的阶段,现代大学的本质应具有现代大学观念,以及观念指导下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

什么是现代大学观念?蔡元培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在于激发人们的求知欲望,培养的学生不仅要以后工作称职,还要从事高深研究,大学在教育过程中应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①(202)。蔡元培虽然对现代大学观念没有明确定义,但是他认为现代大学观念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求知、研究和品德,不仅是培养学生的目标,还是对大学教师的要求。因此,现代大学观念应具有指导现代大学运行和发展的明确目标,是以知识获取、高深研究和品德培育等为“现代性”追求目标的大学发展观念。在现代大学观念形成过程中,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对学校旧习的批判,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形成的起点。蔡元培认为,“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2]。蔡元培认为真正的现代大学,应该学科并立,无所谓热门冷门,乃“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他现代大学的核心觀念。

现代大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影响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应是在现代大学观念的指引下,在模式、结构、制度等方面确立相应的范式和内容。“以1922年的‘壬戌学制和1924年《国立大学校条例》的颁行,以及经由蔡元培革新后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等一批真正意义上现代大学的出现为标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在宏观法令与具体办学实践两个层面基本得以确立”[3](63)。观念引导制度确立,制度确立将观念具象化,因此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学在观念、制度层面上才真正走向现代。

现代大学观念和制度的形成、确立,落实到具体办学实践中,现代大学的运行和发展开始步入轨道。“蔡元培深受洪堡大学思想的影响,将其‘研究高深学问‘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等办学理念具体化,通过大学内部办学制度的安排,使原则性的大学制度转变为可操作性的具体实践。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设计的一个杰出范例”[3](64)。这依赖于大学教育领导者和教师,在发展关系中能否具体落实或及时更新调整相关观念和制度。

二、从人文精神到工具理性

现代大学的建立,不代表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教师随之产生。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建构的现代大学观念中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内容,当时既有胡适这样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传承者,如刘师培、辜鸿铭、黄侃这样的旧式文人,他们坚守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精神,批判现代文化思想,其中矛盾主要是靠蔡元培作为大学教育领导者的协调。

现代大学与教师的“现代性”联系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有“新民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目标的指引。因此,“现代性”是现代大学与教师早期发展关系中的共同追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人文精神不可分割。“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道德层面就是对“人的觉醒”的呼吁,以此为标志的人文精神成为当时现代大学发展观念的核心,与蔡元培所说的“求知、研究和品德”等内容本质上相同,在这种人文精神引领下迎来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的蜜月期。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变革,“现代性”逐渐不再是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的纽带,人文精神逐渐丧失,产生发展关系的“工具理性”。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从本质上追求利益和效能的最大化,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这是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中必须面对的困境。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中“人文精神”的缺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在二者发展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工具理性”加强对教师发展形成一种束缚,制约现代大学的发展。“工具理性”泛滥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密切相关,市场导向和社会需求使大学教育走向功利化、定向化,教师招聘和培养为大学人才培养服务。“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是类型化。目前大学行政化趋势,导致学而优则仕的现状,“行政化还使官僚化的工具理性价值观成为大学的主要价值观,导致大学走向工具化、功利化、庸俗化,呈现出整体的浮躁与迷茫”[4](13)。一些学者担任行政职务,使大学教师成为官僚和知识分子结合的一种独特类型。二是职称化。高深学术研究向职称化转变,成为现代大学与教师“人文精神”确立的又一大障碍,大学教师不能在学术世界中自由追求,必须沿着职称晋升制度的规范化路线追求学术成就。职称导向是对大学教师“人文关怀”的缺失,导致“人文精神”的沦陷。三是工具化。“工具化”会产生让教师逐渐走向精神主体边缘的危险,不仅独立自由的学术思想成为奢望,还忽视对自身和学生道德品质的培育。教师精神主体地位丧失会导致工具化程度越来越高,最终让现代大学观念和制度的更新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上述三个方面,表现了“工具理性”范畴中功能性、利益化、实用性等特点,是对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的极大伤害,“科学技术知识一旦游离了人文精神的约束,摆脱了价值坐标的有效范导,难免导致悲剧性的后果”[5](11)。

三、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

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中遭遇的“工具理性”束缚困境,根源在于现代大学观念和制度本身出现问题,有论者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普遍性和独特性的统一。现代大学制度必然尊重大学的本质和逻辑,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教授治学等是任何时空条件下大学制度建设的普适性原则,任何国家的大学制度改革都不能抛弃这些标志着大学本性的东西”[6](30)。“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教授治学等”原则应该比“类型化、职称化、工具化”等更加符合现代大学发展观念。

回溯百年来现代大学与教师的发展关系,从“人文精神”到“工具理性”,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付出了重要代价。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和制度的更新发展应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应认识到高等教育有自身发展规律并有相关普适性特征,“将现代大学制度理解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大学制度,或者理解为与我国旧式学堂相对的近代大学制度,或者认为西南联大的制度就是现代大学制度,這些‘既成论观点扭曲了现代大学制度的适应性特质和追求制度卓越的性格”[6](30)。当“工具理性”束缚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时,找到摆脱其束缚的途径,需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对现代大学观念和制度进行更新变革,结合本国国情学习世界现代大学的先进观念和制度;二是从教师本身出发,重新培育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人文精神”,让作为现代大学施教者主体的教师重建精神主体地位。

但是,现代大学观念和制度的转变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影响,更新发展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所以,现代大学教师是摆脱“工具理性”束缚的突破口,现代大学教师重建精神主体的“人文精神”应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启蒙精神。启蒙精神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重新呼吁启蒙精神的建立,是现代大学教师对教育责任的自觉承担,具有精神主体回归的象征意义。二是人文关怀。“大学教师是社会的文化精英,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是基于社会的分工和历史的使命,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而从事社会批判。他是本着理性原则和人文关怀,从促进人和人的个性解放,着眼于建构将来;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合理性判断出发,以独立的姿态追求真理;从维护正义、改造社会的实际出发,以正义的精神唤醒民众”[7](55)。人文关怀是以教师主体和培养对象的体验为基础,在独立、自由、平等和追求正义中促进时代社会进步。三是现代知识。以探求现代知识、进行高深学术研究为目标是精神主体回归的重要标志,教师应在古今中外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过程中,具有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见识和魄力。

总之,从“人文精神”到“工具理性”,对中国现代大学与教师的发展关系而言十分不利。“大学教师应该是传授者,研究者和批判者三种角色的结合。这三种角色各有其独特的角色特征并汇聚于大学教师身上”[8](88)。因此,从现代大学教师自身发展出发,强调“人文精神”回归和重建,也许能从观念到实践层面逐渐摆脱“工具理性”束缚,为现代大学与教师发展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①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A].蔡元培文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参考文献:

[1]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M].北京:三联书店,2009.

[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3]张建奇,杜驰.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J].大学教育科学,2005(6).

[4]别敦荣,徐梅.去行政化改革与回归现代大学本质[J].中国高教研究,2011(11).

[5]何中华.现代语境中的大学精神及其悖论[J].文史哲,2002(1).

[6]张继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述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2).

[7]周宗诚.大学教师社会角色论[J].高等教育研究,2001(5).

[8]刘杰.转型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代大学教师的公共性及其社会建构[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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