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达

摘 要：张光宇新著《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以正祖朝的“政治运营”与“史书修纂”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在探讨史书修纂的基础上，讨论政治与修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约41万字，除导论、结论外，共分七章，并有附录二。该书是国内首部专门关注朝鲜半岛古代官方史学的专著，是对“从周边看中国”研究思路的深化。虽为一本史学史著作，但作者超脱于史书与文本本身，将史书修纂上升到政治史层面，可谓从史学史的角度，为学界展示出一幅朝鲜王朝景宗、英祖、正祖三朝“活的政治史”画卷。

关键词：朝鲜王朝;正祖;官方史学

中图分类号：K31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4-0006-05

张光宇《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于2019年10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是我国近年来关于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读罢此书，本人对整个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时代特点、史书编纂、政治义理，及其对中国史学史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本人学识有限，出于对朝鲜半岛古代史的钟爱以及对作者研究理论的认同，撰此“书评”，实为学习之后的点滴心得，望作者及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内容介绍

本书是作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的结项成果，同时也是作者在其2016年完成并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历时3年多的时间反复修改润色才最终与读者见面的。作者以正祖朝的“政治运营”与“史书修纂”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在探讨史书修纂的基础上，讨论政治与修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约41万字，除导论、结论外，共分七章，并有附录二，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介绍正祖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正祖的个人生平与官方史学成就。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七章，根据两条主线对正祖时期朝鲜王朝官方史学进行具体研究。第三部分即结论，对全书进行总结和提升。第四部分即附录。

作者在第一部分（第一章），结合正祖的生平与正祖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对正祖朝取得的官方史学成就进行总结。指出由于朝中派系纷争，正祖幼年丧父，继位后王位时时受到威胁，正祖希望通过提高自身学识和政治能力，巩固统治。同时正祖致力于朝鲜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欲“借助编印书籍来达到教化群臣、彰显义理、维系王权”[1]的目的，为当时的社会改革奠定学问性基础。正祖作为“学者型”君主，其深厚的学养，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化繁荣和发展。正祖时期的官修史书约有100余部（种），正祖亲自参与其中大多数史书的撰作，正祖时期的官修史书是朝鲜王朝官方史学的最后一个高峰。

第二部分（第二章至第七章），依次介绍奎章阁的设立及其编印的书籍，《日省录》的纂修过程、体例、内容与评价，正祖朝對《朝鲜英祖实录》的纂修与《景宗实录》的修正，《国朝宝鉴》的续补，“义理史书”的编纂，以及正祖君臣对中国史书的改撰等问题。

在第二章中，作者分析奎章阁设立的背景原因，指出正祖通过设立奎章阁，将“右文政策”推向极致，并主导了官方修史，目的为扭转社会矛盾，重振盛世局面，塑造王统和稳固王权。介绍奎章阁内阁、外阁和外奎章阁建置与人员设置，总结奎章阁的职能除书籍奉藏、管理、编修、印刷、流通外，还一度成为朝鲜王朝后期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和文教中心。详细介绍了正祖时期编修的与奎章阁有关的目录书，包括《奎章总目》《镂板考》《内阁访书录》与西库书目等，促进了朝鲜目录学的成熟。同时重点分析了正祖朝，由奎章阁直接负责纂修的《奎章阁志》《内阁日历》与《日得录》，体现了奎章阁对朝鲜传统官方修史模式的挑战。

作者在第三章中，指出正祖君臣对传统官方修史制度的严重不满，以及君臣用于自省或资政的现实需要，是构成《日省录》发端于正祖时期的原因。体现了正祖时期，奎章阁逐渐成为朝鲜政治文化中心，正祖通过奎章阁进行王政运营的时代特点。作者指出，《日省录》的纂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由奎章阁负责，参修人员主要是奎章阁的阁臣和检书官，内容可以补充《朝鲜王朝实录》和《承政院日记》记载的不足。作者认为，《日省录》不仅成为多种官修史籍、文献的重要资料来源，且在纂修体例和笔法上也有创新和突破，作为朝鲜王朝唯一一部采用纲目体的官修国史，开辟了一个新的官修“国史记录体系”。同时《日省录》表达了正祖的治国理念，客观上反映了朝鲜王朝后期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大的资料价值和史学意义。

第四章作者以正祖朝《朝鲜英祖实录》的纂修与《景宗实录》的修正为中心，讨论了国王意志、大臣党争对《朝鲜王朝实录》纂修的深刻影响。作者指出，《实录》内容事关王位正统与党派利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正祖在编纂《英祖实录》时，将英祖朝有关敏感年份的《时政记》《承政院日记》抽出，不经由实录厅编纂，而是交由李徽之私修，甚至不经实录厅校正就直接入刊，体现君王个人意志对官方重大史学活动的干预。《景宗修正实录》彰显了老论的政治义理，重新诠释了景宗朝的部分历史事件，逆转了《景宗实录》中老论、少论的忠逆之论。

第五章对正祖时期《国朝宝鉴》的续补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宝鉴》专门记载历朝国王之嘉言和功业，具有异于《实录》的独特政治象征和实用性。正祖先后主持续修了《英庙宝鉴》和补修了尚阙的十二朝《宝鉴》，与前朝所修六朝《宝鉴》合为十九朝《宝鉴》。正祖朝大规模续补《国朝宝鉴》，不仅成为其在官方史学领域“继述”的集中体现，有强化王统和宣扬王室权威的政治意义，同时也促进了朝鲜后期官方修史的发展和有关文献的整理。

第六章通过探讨正祖时期“义理史书”的编纂，阐明了正祖即位以来所面临的多个“义理”困境及其通过史书编纂谋求解决的过程，体现了朝鲜君臣将义理精神、政治博弈与官方修史活动相结合，君主对君臣间统治秩序、尊王攘夷的华夷秩序等传统儒家伦理秩序的宣扬、调整的政治生态。作者指出，《原续明义录》作为朝鲜的《春秋》，围绕着正祖即位及景、英、正三朝几乎所有敏感的政治事件，通过对正祖即位事实的叙述，彰显其得位之正。并通过分辨忠逆，严立君臣纲纪，宣扬尊王讨贼之义理，以达到稳固王位的目的。《庄陵配食录》《庄陵志（史补）》二书，重塑“君臣义理”，宣扬“君臣节义”“君臣一体”理念，士林精神得到伸张。《尊周汇编》通过尊周思明、崇明事大，彰显了朝鲜作为中华文化正统继任者的身份，树立民族文化认同，同时也反映出正祖对尊周“义理”话语的掌控，将尊攘义理内化到朝鲜现实的对内政治中，是正祖“振风矫俗”为政理念的一部分。

第七章讨论了正祖时期对中国史书的改撰、抄圈与利用情况。作者指出，《宋史筌》的修纂，实践了“春秋笔法”，体现了朝鲜以宋为正统，以及正祖君臣“尊王攘夷”“尊王贱霸”的义理观念，是“小中华”意识与正统论下修史观念结合的产物。《史记英选》的编选，体现了正祖对《史记》政治意义与学术地位的认可，正祖欲借《史记英选》，传达其政治理念与治国理政思想。《御定陆奏约选》《御定陆稿手圈》的编选，体现出正祖欲借《陆宣公奏议》“以古鉴今”“文体反正”，以弘扬学术为名，加入政治教化的成分。

第三部分，即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指出“朝鲜王朝的官方修史事业至正祖时达到繁盛，官修史书为历代之最，国王对官方修史活动的干预也达到了一个顶峰”，“体现了朝鲜官方史学在后期的总结和嬗变，亦是朝鲜后期文化繁荣期的一个重要表现”[2]，但其官方史学的性质仍决定了其存在诸多弊端。

第四部分，即附录A和附录B，对125种朝鲜正祖时期奎章阁参编书籍的参与编印者、卷数、版本、完成（刊行）时间等信息进行介绍，同时梳理了正祖时期官方史学大事年表，方便学界参照。

二、学术创新及学术贡献

《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一书，无论是在研究理路、研究视角上，还是对宏观问题的整体把握，或是对微观问题的细节考察，均有其独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本书是国内首部专门关注朝鲜半岛古代官方史学的专著。从国内学界现有研究来看，对于朝鲜半岛古代官方史学的研究仅在相关著作中偶有涉及。如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在第一章“中国史学对日韩越的影响”中，提及朝鲜模仿中国史书体裁修纂的《高丽史》《东国通鉴》《朝鲜王朝实录》[3]。孫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设专章探讨了朝鲜编修的宋、明史书与“尊周史书”，涉及《尊周汇编》《国朝宝鉴别编》等。①杨军《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对朝鲜王朝前期围绕官修《三国史略》《高丽国史》《东国通鉴》等史书的编纂与党争情况进行研究[4]。此外，《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高丽史史籍概要》《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工具书中，亦对部分朝鲜官修史籍的信息有所介绍。②然既往研究，虽在细节考辨与个案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与深入，但缺乏系统性，缺乏对朝鲜王朝古代史学的整体与宏观把握。

本书正是尝试打破传统研究思路的一部力作。作者围绕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无论是微观层面的具体史书修纂，还是宏观层面的正祖朝官方史学的地位、成就，及其与政治文化背景间的关系，皆有着详实的研究。不仅修订了学界对正祖朝官方史学部分细节考订之误，同时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正祖朝官方史学成就及其在朝鲜史学史上的地位，使相关问题步入新的研究阶段。

第二，本书是对“从周边看中国”研究思路的深化。葛兆光提出，朝鲜、日本、越南所存的有关中国的文献相当丰富，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特性[5]。朝鲜半岛古代史学作为中国史学范式下的产物，朝鲜史书在修史模式、体例编排、修史原则、史书体裁等方面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作为中国文化的对话者、比较者和批判者”，研究朝鲜古代官方史学，正是反观中国史书价值，丰富对中国传统史学认识的“异域之眼”[6]。本书作者在具体讨论朝鲜正祖时期官方史学时，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思考与关照。如作者思考奎章阁对宋、明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探讨《国朝宝鉴》与中国“宝训”的关系，朱子学“春秋大义”思想对朝鲜“义理史书”的影响，正祖君臣对中国史书的认识，以及中国文化以典籍为载体，被朝鲜积极“受容”和“改造”的过程等。作者从中朝（韩）史学交流与比较的“域外视角”出发，丰富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东亚视野。

第三，作为一部史学史著作，作者并没有仅着眼于史书本身，而是更加强调史书修纂中的政治因素。作者在介绍正祖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时指出，正祖由于童年时期的遭遇、继位过程的坎坷，使得正祖树立了“荡平”“镇安”“振风”“矫俗”的毕生奋斗目标，书籍编印的目的是为了教化群臣、彰显义理、维系王权，是服务于正祖政治运营的重要手段。在全书的论述中，紧紧围绕正祖的政治运营与正祖时期的史书修纂两条主线展开。在论述正祖设立奎章阁时，凸显奎章阁的政治中心职能。介绍正祖时期官修《日省录》时，突出现实资政需要，以及“阁臣代撰”体现出的正祖通过奎章阁进行王政运营的意志。探讨正祖时期对《朝鲜王朝实录》的续修和修正时，动态地还原了国王意志、大臣党争对《实录》纂修的影响。论述《国朝宝鉴》的续补时，强调《宝鉴》体现出的“继述”与强化王统和宣扬王室权威的政治意义。探讨“义理史书”时，更是将君臣间的“博弈”与“互动”，及其对“义理”的争夺体现得淋漓尽致。全书强调史书修纂与政治博弈之间的互动，强调史书修纂的目的是对“正统”“名分”“义理”等话语的掌控，在根本上仍为政治博弈的一个方面。本书虽为一本史学史著作，但作者超脱于史书与文本本身，将史书修纂上升到政治史层面，可谓从史学史的角度，为学界展示出一幅朝鲜王朝景宗、英祖、正祖三朝“活的政治史”画卷。

第四，本书除在研究理路、研究视角上有所突破外，在具体问题上亦有所突破。尤其对于正祖时期官修史书的统计与整理上，贡献最大。作者根据《群书标记》《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记载，统计正祖时期官修史书89部（种），其中诏令、奏议类24，编年类7，别史、杂史类5，传记类9，地理类5，职官类10，政书类16，其他类13。统计正祖时期奎章阁参编书籍125部（种）。并对史书的主要著者（参与编印者）、卷数、版本、完成（刊行）时间、性质等信息进行介绍，有助于学界对相关史书信息的了解与掌握，修订现有书目解题之误。

作者对史书编纂特点亦有详细总结。如作者归纳《奎章总目》的特点为：“对书籍的解题十分详细;采用四部分类的方式;在具体的纂修体例上，对中国传统目录体例做了损益，有自己的特点;体现重宋学、轻汉学的理念，并反对乾隆对书目的取舍。”[7]总结《镂板考》的特点为：“对册板信息标记十分详细;是对《奎章总目》现存目录中册板的二次整理;也采用四部分类的方式著录;将‘御馔、‘御定诸书列于四部之首，同样是对中国目录学的继承。”[8]通过系统深入地总结，便于读者对正祖时期不同史书特点的把握。

第五，对朝鲜原始文献与韩国学界研究成果的引用，是本书又一大特色。笔者据书后所列“参考文献”与正文注释统计，作者共引用朝鲜史书60余种，包括政书、仪轨、文集、笔记等。同时，作为一部研究朝鲜半岛古代史的学术著作，作者在引用介绍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上亦不遗余力。书中引用当代韩文论著108种，足见作者对韩国学界研究动态的洞察与明晰，在有效支撑作者论点的同时，也提升了本书的国际化学术视野，客观上促进了中韩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

三、相关延展性评论

首先，《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一书，对正祖时期的史学思想、史学发展历程、史官制度、史书的编纂体例，以及史籍的史源学与文献学考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仅就正祖朝的官方史学研究而言，未来尚需完善的内容似乎只有增补如《同文汇考》等重要史籍的个案研究，思考史官门生、座主、姻亲等关系交织在党争之中，对于史书修纂的影响，弥合学界存在争议的观点等。

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作者只讨论了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虽然官方史学的研究价值无可争议，但仍不免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正祖时期除官方史学的极大繁荣外，私人修史亦进入一个繁荣期，加之受清朝考据名物之学的影响，涌现出李德懋（1741年—1793年）、柳得恭（1748年—1807年）、成海应（1760年—1839年）、丁若镛（1762年—1836年）等一大批从“经世致用”角度反思历史的“实学”者。正祖时期“实学”者对于朝鲜半岛，甚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考察成为这一时期私人修史的显著特点。涌现出如柳得恭《渤海考》、成海应《浿水辨》《乐浪辨》《玄菟辨》《卒本辨》《沸流水辨》《尉那岩城辨》《丸都辨》等一系列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著述。其中丁若镛撰写的《疆域考》后被整理辑录为《大韩疆域考》一书，影响至今。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正祖时期，对于朝鲜半岛乃至中国东北地区历史地理的反思与考证会得到朝鲜王朝史学家的集中关注？背后体现出李朝文人怎样的政治诉求与民族心理？同时，官修史书受制于意识形态，李朝文人在私人修史时是否会透露出与官方修史不一样的史观与表述？凡此种种，仍需进一步思考。

最后，就研究方法而言，是否可以引入“知识社会史”③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思考。以对《史记英选》的研究为例，作者已经注意到，正祖编修《史记英选》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弘扬学术为名，加入政治教化案例。正祖通过与群臣分享阅读心得、教授阅读方法，颁赐《史记英选》给大臣、儒生，将此书作为考核文臣的内容等方式，扩大了《史记英选》在朝鲜士人和儒林群体中的影响[9]。作者注意到知识（史书）的产生过程与传播方式，是否应该进一步思考精英阶层研习知识的方式，以及知识如何从精英阶层传播至普通民众。《史记英选》在颁赐给群臣、儒生之后，朝鲜王朝精英阶层自身如何研习《史记英选》，精英阶层对《史记英选》的研读，是否对促进《史记》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尤其至十八世纪末正祖时期，《史记》在朝鲜半岛上已历经千余年的广泛传播。《史记》是否已深入朝鲜社会，是否已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借助“知识社会史”研究方法，将传统探讨朝鲜精英士人阶层对中国文化的受容，延展至中国文化对朝鲜下层民众的影响，对于促进朝鲜古代史学史、思想史研究，深化“从周边看中国”研究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一书在研究理路与研究视角上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其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史学史范畴，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对于正祖时期政治史的整体把握上，都值得学习、推广与借鉴。我们期待作者进一步完善已有研究成果，构建更加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为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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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①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第六章.从史书编撰看朝鲜尊周思明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56—359;孙卫国.朝鲜王朝尊周史书论略.载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兼论两国学术交流与海外汉学[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38—156.

②黄建国，金初升.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2004;黄纯艳.高丽史史籍概要[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③余欣称之为“史学的知识社会史研究”.详见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9—30.

参考文献：

〔1〕〔2〕〔7〕〔8〕〔9〕张光宇.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31，383-384，40，142-143，364.

〔3〕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17.

〔4〕杨军.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164.

〔5〕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0.283.

〔6〕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0.

（责任编辑 孙国军）

"Political Operation" and "Compilation of History"

——Review on "Study on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Reign of King Jeongjo in Joseon Dynasty（1776-1800）" Written by Zhang Guangyu

CHEN Jun-da

（Jil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Study on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Reign of King Jeongjo in Joseon Dynasty （1776-1800）"， a new book written by Zhang Guangyu， focuses on"Political Operation"and"Compilation of History"in Joseon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y， it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y.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and two appendixes， including 410，000 words or so. This book is the first monograph that focuses on the ancient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China. It deepens the research ideas of"looking at China from a circumjacent perspective". Although it is a historical work， the author transcends the historical book and the text itself， and raises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to the level of political history. It can be said that this book has pictu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a living political history"of the King Gyeongjong， King Yeongjo and King Jeongjo in Joseon Dynasty.

Keywords： Korean Dynasty; King Jeongjo; Offici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