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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旋律电影的底层叙事

2020-07-14朱柏成

声屏世界 2020年8期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中国国情我和我的祖国

朱柏成

摘要:近年来,得益于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电影工业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不仅在视听方面进一步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情趣,同时传达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涵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展现了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性、时代精神以及民族意识。文章结合习近平同志所提倡的文艺创作思想,以陈凯歌主导的《我和我的祖国》叙事策略和意识形态分析为例,进而分析近年来《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智取威虎山》等以历史改编而成的主旋律电影获得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的真正原由。

关键词:中国国情  主旋律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叙事策略 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过后,尤其是2000年好莱坞电影进军中国市场之后,主旋律电影为了迎合现代消费主义电影市场的需求,不再强调“意识劝说”和“文化规训”,而是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又以极具感染力的英雄形象和动人心魄的故事激发观众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历史观、文化观的共鸣。 纵观近年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红海行动》《智取威虎山》《建国大业》等展现中国历史事件与革命英雄的主旋律影片频频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为何这些中国的主旋律电影能获得如此高票房和好口碑,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和当下主旋律电影意识形态的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主旋律电影的诞生与发展

主旋律电影不同于其他类型电影强调艺术性或者娱乐性,它主要是以弘扬时代语境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传达正能量的文化理念为主要目标,以国家历史潮流中的历史事件或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现实主义故事为主要选材,进而激发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深化受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文化认同感。

改革开放初期,片面的政治化一度让主旋律电影陷入困境,也极大地束缚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开放性。这时候的《小兵张嘎》《离开雷锋的日子》《焦裕禄》等主旋律影片虽然充分展现了党和国家的“时代精神”与“革命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和革命主义,但极其的严肃和刻板的叙述模式带给大众只是宣教于表,并没有深化到观众的“民族灵魂”之中。

21世纪好莱坞进军中国商业市场,大陆票房大量被海外电影所收割,以至于中国政府和中大型电影公司发现挖掘电影本土化资源的重要性,也开始想法设法的进行商业电影模式的运作。2003年,内地和香港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CEPA的出现加快推进了大陆与香港在电影产业的合作关系,中国内地也开始学习香港电影民营工业的资本运作、产业策略以及宣发模式,主旋律电影在场面调度、视觉表达、声音设计以及叙事策略上也逐年发生变化。同时香港人主导的主旋律影片也彰显了香港回归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如徐克执导《智取威虎山》中采用了大陆和香港的明星阵容,改编于样板戏《林海雪原》,对我国夺取中华民族独立的革命史、奋斗史进行了一次奇幻性书写,突显英雄杨子荣与剿匪队长203个人英雄式的传奇故事的同时,也展现了对祖国建立背后艰辛付出的革命同志们的高度认同和赞许。受众在3D观影过程中的个体情绪上升至国家情怀,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需求和视听的快感最终也得到了强烈地满足。

随着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性的跨国家、跨领域、跨文化等多种合作模式的涌现,主旋律电影也开始寻找平衡社会主流价值和观众愿望的可能性途径。1996年到2006年以《红河谷》《黄河绝恋》《云水谣》等为例的主旋律与爱情耦合的影片,不仅尝试以爱情元素烘托革命主义精神,也开始试图邀请流量的明星来饰演英雄形象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因此,中国主旋律电影自诞生至新世纪期间,一直在寻找符合兼具中国国情下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和消费主义社会观众娱乐需要的创作道路,原先呆板机械化的叙事策略也在新时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技术、产业跨界合作等条件下不断尝试突破与革新。

新时代下主旋律电影的底层叙事

电影艺术家摒弃低级趣味、主题单一、形式机械、内容乏味的创作基调,而是慎重考虑影视作品的社会影响与与高票房效应并存的“双赢”。2019年国庆期间播映了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影片由陈凯歌担任主导演,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并且积聚了如田壮壮、黄渤等演艺界的实力演员以及如欧豪、杜江等多位大咖高流量明星,从新中国成立70年历程中的不同时代下分别叙述了七件里程碑式事件背后的底层人物的故事。这部由不同导演根据同一主题而创作的“命题电影”,既以更加平民化视角展现了导演们各自独特的影像风格,也同时把国家的政治性、历史的严肃性、商业的娱乐性、电影的艺术性与技术性汇聚在一起,成为了一部有奇观、有内容、有深度、有温度的主旋律电影。

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以及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都是根据历史而改编成的電影中,它们都是通过宏大叙事和塑造英雄主义形象把个人意志一直询唤到国家意志的层面。《我和我的祖国》虽然也都是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事件,但是并没有聚焦于事件中的突显的英雄故事上,而是对准事件历史背景下的无名英雄,让处在银幕前具有不同年代和人生经历的观众以更加平民化的角度去感受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辉煌时刻。这既激发了人民群众与时代记忆的情感共振,也真诚地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而由张一白执导的《相遇》则是把“英雄形象”寄于一批默默无闻为中国科技国防事业献身的科学家。作为原子弹的高级专家高远为了保守国防机密,与恋人方敏有整整三年没有见面。即使被死神发了通知书,仍然没有放弃生命的希望,而是想见证原子弹成功爆炸的那一刹那。影片不仅把高远所代表者的“科学家”们定位于“无名英雄”,同时他们求真务实的精神、矢志创新的精神、拼搏奉献的精神,也传递给坐在银幕前的中国人民。

《夺冠》以极为生动的视听语言讲述了1984年小学生冬冬费尽心思为了让胡同里老少看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奥运会冠军的直播画面而错失对暗恋的女生小美告白的故事。上海的小学生冬冬知道一直暗恋的同学小美要出国留学,准备把“情书”交给美美,却被紧急赋予“搬电视机”的任务,而电视机的信号又一直有问题,冬冬不得不去楼顶举着天线来保证球赛画面的通畅,却错过了见小美最后一面的机会。徐峥导演把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情怀放在小英雄“冬冬”身上,同时也追述了旅美华裔物理学家赵启美女士在2016年回国之后的前夕,中国女子排球队第三次问鼎奥运会冠军的历史现实。

《白昼流星》中蒙古族脱贫村官老李尽职尽责帮助村子脱贫,被村民委托照顾沃德乐和哈扎布两个蒙古族的小子,好心肠的老李接受了两人。可是没想到两个偷了老李的救命钱,但是老李还是当着警察的面幫两人开脱,终于两个年轻人“开窍”了,与老李一起去接从外空回归乡土的宇航员们。第五代导演陈凯歌虽然依旧采用底层叙事的策略,但是由于涵括了脱贫、民族自治以及神州十一号返回舱成功着陆三件史诗级的大事,所以影片中的人物动机和情节脉络发展有些脱离现实,显得人物形象特点与剧情的发展只是为“主题”服务。然而,宏观的场面调度却挽回在剧情上失分,让观众目睹了中国航天和国防事业的强大。

由新晋导演文牧野执导的《护航》讲述2019年国庆阅兵仪式之际,女飞行员吕潇然克服一直以来的内心渴望服从党和国家命令作为备飞的故事。争强好胜的女飞行员从小就怀揣“飞天梦”,并且控机能力在整个飞行队伍中也可说是屈指可数,可是在阅兵仪式上被领导安排备飞,虽然内心十分挣扎,但最后她还是接受了军令,护送七架飞机成功前往阅兵仪式。文牧野在影像中通过对吕潇然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既突显了“女性主义”立场,也同时彰显了我国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

由于影像中没有展现“真身”, 观众会通过观影进入“想象界”,把自己当成段落和场面中缺失的“个体”,对影像人物和情节产生真实的认同感,也对自我身份进行了一次重构。这重构的过程中影片的隐藏的意识形态也参与进来,构建了具有政治意味和跨文化视域的主体认识。此外,故事中“个体”的变化,不仅提高了影片的可观性,也在转变的过程了建构了“个体”的主体的身份认同、他者认同以及观众的认同。观众接受影像中的观念“询唤”,逐渐认同“小人物”的存在,他者也因个体的接受认同建构了“英雄”身份,加深了“主体”对中国新时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认同感并且保障了“群体”的同一性。

结语

主旋律电影自诞生就承担着引领主流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使命。《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建国献礼地主旋律电影,通过“命题作文”的方式,扫描式地勾勒的新中国现代化进程,实际也正好扣合着中国电影自身属性的历史展开。七个小故事都深深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不仅满足了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并且突显了中国的新时代核心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此外,《我和我的祖国》也对我们在今天来思考和探讨何谓“新主旋律中国电影”,以及未来如何加强“电影的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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