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内部控制有效性、市场化程度与僵尸企业脱困

2020-07-14许江波白喆

财会月刊·下半月 2020年7期

许江波 白喆

【摘要】以2008 ~ 2017年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从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个角度入手, 在科学界定和量化僵尸企业脱困程度的基础上, 构建回归模型就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僵尸企业脱困程度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大部分僵尸企业经过有效处置是能够脱困的, 其中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可以有效促进僵尸企业脱困, 并且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会增强这种促进作用。 研究为通过内部与外部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僵尸企业的有效处置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关键词】僵尸企业脱困;内部控制有效性;市场化程度;僵尸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0)14-0114-8

一、 引言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 僵尸企业的存在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有效治理和处置僵尸企业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2017 ~ 201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都高度重视僵尸企业的处置问题, 但是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强调要“有序推进‘僵尸企业的处置”。 对“有序推进”原则的强调意味着我国对僵尸企业的处置进入深层次阶段, 所要处置僵尸企业的情况更加复杂, 对僵尸企业的处置不能简单地“一破了之”, 而应该综合考虑僵尸企业处置的内部成本和外部影响, 从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就业和社会稳定、促进企业重建的角度来合理选择企业的处置策略, 并且要把促进僵尸企业脱困作为首选策略来考虑, 做到“能活的尽量促其活, 实在活不了的则让其死”。 考虑到目前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 促进僵尸企业脱困、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则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日本和美国处置僵尸企业的经验表明, 大部分僵尸企业经过一定的治理都是能够脱困并成为非僵尸企业的[1] 。 其中, 基于日本僵尸企业的研究表明:日本僵尸企业最终通过破产清算进行处置的情况非常少见, 大部分僵尸企业经过两年多的治理就能成为非僵尸企业, 且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严格的银行监管会加速僵尸企业的脱困进程。 Fukuda等[2] 则对日本修复僵尸企业过程中所采用的处置和治理手段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 发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减少员工数量、出售闲置固定资产有利于僵尸企业的脱困, 但出售优质资产会使企业重整过程更为艰难, 不利于僵尸企业的脱困。 近年来, 随着我国僵尸企业问题的凸显和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深入开展, 国内学者也积极展开僵尸企业处置研究。 相关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 主要研究角度为在借鉴日本和美国处置僵尸企业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僵尸企业的成因及其特征, 进而提出僵尸企业处置思路和建议。 此类研究的主要结论为:对我国僵尸企业的处置应坚持市场和法治原则, 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 区分僵尸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兼并重组[3] 、债务重整、破产重整[4] 、清算退出等手段精准施策和分类处置[5] , 同时完善社会救助、专业金融救助与税收优惠政策[6] 。 江又明等[7] 对于僵尸企业的脱困和复活情况, 也得到一定的统计分析研究成果, 显示僵尸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复活。 有研究表明, 非市场化制度和政策干预是造成僵尸企业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重要原因, 在解决僵尸企业问题的过程中, 應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来促使僵尸企业脱困[8] ,  同时, 鉴于银行信贷和政府监管都以财务信息作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因此, 完善的会计核算与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是有效解决僵尸企业问题的关键[9] 。

现有相关研究表明, 僵尸企业可以通过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脱困。 但是, 目前的文献以规范研究为主, 缺乏实证研究来检验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结合这一僵尸企业脱困路径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理, 而这对于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并从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僵尸企业的脱困问题, 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不同于以往用“是/不是”僵尸企业来简单反映企业的脱困情况, 本文是在识别中国情境下僵尸企业特征的基础上, 探索性地构建了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模型, 通过僵尸化程度的变化来量化僵尸企业的脱困程度, 丰富了僵尸企业脱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②本文侧重于研究内部治理中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治理中的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基础性的要素对僵尸企业脱困的影响。 鉴于外因是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的, 本文在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僵尸企业脱困程度影响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了市场化程度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僵尸企业脱困的调节性作用, 为僵尸企业脱困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二、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僵尸企业脱困

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治理的主要构成部分, 其通过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及内部监督等要素的规范和完善, 形成企业内部治理的主体框架, 为内部治理目标的达成提供合理的保证。 内部控制有效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控制具体目标的达成程度,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上述内部控制目标的达成对僵尸企业的脱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僵尸企业通常被界定为已陷入财务困境且缺乏自我修复和发展能力, 主要依靠银行信贷和政府补助才免于倒闭的企业。 僵尸企业要脱困, 首先要缓解财务困境, 为后续自我修复和发展能力的恢复奠定基础。 而缓解企业财务困境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要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 降低企业与资源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进而优化资源提供者的财务救助决策和企业自身的融资决策, 促进僵尸企业通过债务重组等手段来缓解其财务困境。 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表明, 高质量水平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应计质量, 并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和盈余现金预测能力[10] 。 同时,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风险管控作用, 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提高融资效率[11] 。 此外,  僵尸企业治理是个长期的过程, 在其治理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假恢复”的可能性, 即暂时脱离僵尸企业的困境状态, 但之后又恢复成僵尸企业。 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则是通过有效改善企业的内部环境, 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信息状态和经营状态, 控制影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因素, 帮助企业真正化解财务困境危机[12] 。

在缓解财务困境的基础上, 僵尸企业脱困还主要依赖于自身发展能力的恢复, 而恢复企业自身发展能力的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与投资效率。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通过对权利与责任的合理分配, 以风险为导向、以高质量的信息为基础来优化经营决策, 并通过适当的控制活动加以落实, 进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在投资方面, 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代理问题来遏制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问题, 以提高投资效率[13] 。 同时,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还可以提高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防范能力, 使企业在面对经济情况变化和市场变化时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 有效减少外部因素对企业的冲击, 进而降低企业所承受的系统性风险, 并且也会显著抑制企业特有风险因素[14] 。

鉴于上述理论分析, 同时考虑到僵尸企业的脱困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 其内部控制有效性随着脱困进程的发展也会发生相应的动态变化,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僵尸企业脱离困境, 即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僵尸企业脱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二)市场化程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僵尸企业脱困关系的调节作用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内部控制与僵尸企业脱困的关系受到企业外部治理环境, 特别是所在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首先, 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会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 为内部控制发挥对僵尸企业脱困的积极作用提供条件。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市场机制更加完善, 竞争程度更高, 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会重视和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向管理要效益。 此外,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往往有更优良的物质环境与更完善的制度建设, 也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提供了物质与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法律法规制度更加完善, 执法更高效, 对企业的自我规范起到更强的督促作用。 同时, 由于地区市场化程度高, 当地的监管部门受到利益相关方的制约较弱, 更能发挥其独立的监管职能, 从而及时发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成本低于违法违规成本, 且当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会改善企业的经营现状、提高企业的获利水平时, 企业会将更多成本投入内部控制建设, 内部控制有效性因此而提高。

其次, 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会提升内部控制对僵尸企业脱困积极作用的效力。 对僵尸企业而言, 其脱困的关键在于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 积极开展创新性投资, 提高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 企业创新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其高风险性, 所以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关键是要提高企业对风险的管控和承受能力。 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是控制风险最有效的手段,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实施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受水平, 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内部控制实施的风险承受激励效应更加显著[15] 。 同时, 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又会直接影响对创新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 进而会为内部控制有效性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提供强有力的外部环境保障, 相比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 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16] 。 鉴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2:

H2:僵尸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 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对僵尸企业脱困的作用越明显。

三、 研究设计

(一)僵尸企业脱困的界定与测度

目前, 对于僵尸企业的脱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但是有研究将财务困境脱困界定为:企业财务困境的特征状态得以改善, 在盈利能力方面具有持续性以及在未来经营期间不会面临大的财务风险[17] 。 仿照财务困境脱困的界定, 僵尸企业脱困可被界定为僵尸企业的困境特征减弱, 在向正常企业持续转化中。 基于此界定, 本文在梳理僵尸企业特征的基础上, 建立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模型, 通过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的变化值来测度僵尸企业的脱困程度。 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下降, 就表明僵尸企业的僵化状态有了明显改善, 僵尸企业正处于脱困的进程中。 与现有文献中通过“是/不是”僵尸企业进行脱困的测度相比, 本文所采取的测度方法更能反映脱困的本质和状态, 并且其取值是一个连续变量, 保证了后续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的科学性。

本文在构建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模型时, 参考了栾甫贵、刘梅[18] 构建僵尸指数的方法, 即在引入僵尸企业特征的基础上, 运用Logit回归模型衡量僵尸企业的僵尸化程度。 在选取僵尸企业特征变量时, 参考了许江波、卿小权[19] 所提出的财务困境、外部财务援助、经济困境和产能利用率等四维度僵尸企业特征。 基于此, 本文构建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模型时的具体变量设计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Logit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僵尸化程度模型, 基于回归结果构建模型衡量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 依据上文选取的变量, 得到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模型如下:

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 ~ 2017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剔除金融行业和异常数据值, 按照修正后的FN-CHK法识别和筛选出685个僵尸企业样本。 由于上市公司中正常企业数量远远大于僵尸企业数量, 为了防止样本偏差过大, 本文以识别的僵尸企业同行业、同年份以及最接近资产规模为配对标准进行1∶1配比, 最后选取2008 ~ 2017年685個僵尸企业样本和685个正常企业样本作为总体样本进行Logit回归, 所得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 财务困境、经济困境、产能利用率等指标与僵尸企业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符合僵尸企业深陷财务困境、经济困境以及产能利用率低下的特征, 而外部财务援助、应计质量与僵尸企业指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也符合僵尸企业的“吸血性”、应计质量差的特征。 ED_dum和 RCU_dum也与僵尸企业指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反映了企业僵尸化的动态变化过程。 综合来看, 所有指标都能反映僵尸企业的特征, 可以用来较为有效地区分僵尸企业与正常企业。 因此, 根据回归结果, 得到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模型:

上述模型所得的ZOMBIE值越大, 表明企业的僵尸化程度越严重。 本文通过对不同ZOMBIE值企业的特征变量取均值, 得到表2。

表2显示, 随着ZOMBIE值的增大, 企业的财务困境、经济困境、产能利用率指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而外部财务援助、应计质量等指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这说明本文基于僵尸企业四维度特征所构建的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模型可以通过ZOMBIE值有效反映僵尸企业的僵尸化程度, 通过对比不同年份僵尸化程度的变化情况, 就可以测度僵尸企业的脱困程度。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 ~ 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WIND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信息。 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稳健性, 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时, 剔除了金融行业以及异常数据值, 之后用修正后的FN-CHK识别法来识别僵尸企业。 本文以2008 ~ 2015年为区间识别出僵尸企业样本522个, 由于拟研究僵尸企业三年的动态脱困过程, 因此需要计算之后两年度的脱困样本数据, 因此数据统计年度区间为2008 ~ 2017年, 样本总量为1044个。 为了消除数据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对于主要的连续变量按照上下1%的比例来进行缩尾处理。 数据处理软件使用STATA 14。

(三)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 根据僵尸企业恢复经验统计数据, 企业从陷入僵尸化困境到脱离该困境的时间约为3年。 基于此, 本文将僵尸企业形成期当年的僵尸化程度与形成后3年内僵尸化程度的变化作为僵尸企业的脱困程度指标:R_ZOMBIE=ZOMBIEi,t-ZOMBIEi,t+k(k=1,2)。 若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变化值为正, 表明企业在向正常企业的方向发展, 僵尸企业的困境程度在降低, 脱困程度为正, 且值越大, 脱困程度就越高; 反之, 若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的变化值为负, 则表明企业在向更深的僵尸化程度发展。

2. 解释变量。 主要解释变量包括:①内控优化程度(△DIB)。 本文主要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于僵尸企业脱困的作用, 考虑到僵尸企业脱困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 因此采用内部控制指数的变化值来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的动态变化过程, 以此来判断僵尸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提高对僵尸企业脱困是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由于在计算内控优化程度时存在量纲过大问题, 为了调整量纲, 本文用△DIB/1000表示内控优化程度, 量纲调整不影响显著性水平。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DIB=(DIBi,t+k-DIBi,t)/1000(k=1,2)。 ②市场化程度(MDI_dum)。 本文在衡量市场化程度时采用了学术界较为统一的方法, 即王小鲁、樊纲等[20] 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披露的“市场化指数”, 这一指数可以很好地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化水平的显著差异, 在衡量市场化程度上很具说服力。 由于2017年出版的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的数据仅更新到2016年, 为了防止数据缺失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 本文参考赵渊贤等[21] 的做法, 在假设外部市场持续经营的情况下, 用2008 ~ 2016年相关数据的平均增长率为基础预测2017年的相关数据。 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市场化程度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僵尸企业脱困关系的调节作用, 所以在衡量市场化程度时要区分市场化程度的高低, 因而在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低时, 将地区市场化综合指数高于样本公司当年度市场化指数中位数的样本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3. 控制变量。 僵尸企业的脱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市场化程度及其与僵尸企业脱困关系的影响, 参考相关的文献, 本文主要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成长性(GROWTH)、并购重组(RES)、实际控制人性质(STATE)、企业年龄(AGE)等。 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年度与行业变量。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3。

(四)模型设计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4可以看出:①R_ZOMBIE的均值为0.583, 说明从总体上看, 僵尸企业大多采取了相应的脱困措施, 在识别为僵尸企业之后的几年中, 都有一定程度的脱困趋势, 僵尸化程度普遍降低; ②△DIB的均值较小, 但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较大, 最大值为0.707, 最小值为-0.651, 说明不同的僵尸企业对于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和建设情况不同, 不同僵尸企业在三年中的内部控制变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③MDI_dum的均值约为0.469, 说明在僵尸企业样本中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少于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 由此可以看出僵尸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普遍较低。 所以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也是影响僵尸企业脱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各主要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 可以看出, 内控优化程度(△DIB)与僵尸企业脱困程度(R_ZOMBIE)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初步证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能够帮助僵尸企业脱困。  此外, 本文各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未超过0.5, 说明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5中第(2)列主要列示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僵尸企业脱困影响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DIB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对僵尸企业脱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H1得到验证。 这说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也可以有效防范企业面臨的财务风险。 而僵尸企业之所以陷入僵尸化困境,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面临经济困境与财务困境。 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的降低, 对于企业防范困境、防止困境情况恶化及摆脱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 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投资效率, 增强企业的盈利与创新发展能力, 有助于僵尸企业脱离困境。 从控制变量来看, 公司规模与僵尸企业脱困程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说明僵尸企业的规模越大, 公司的治理难度越大, 其想要脱离困境的难度越大。 从公司并购重组的情况来看, 其与僵尸企业的脱困程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可以证明企业的并购重组是僵尸企业摆脱困境的有效措施。 企业的成长性与僵尸企业脱困程度显著正相关, 说明企业的成长性越好, 盈利能力越强, 越有利于僵尸企业脱困。

表5中第(3)列主要列示了在加入市场化程度作为调节变量之后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僵尸企业脱困影响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DIB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内控优化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DIB×MDI_dum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在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下, 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僵尸企业的脱困程度呈更大程度的正相关性, 因此验证了H2。 这说明僵尸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作为一个外部治理因素, 可以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其对僵尸企业脱困积极作用的效力, 进而在僵尸企业脱离僵尸困境的过程中对内部控制正向作用的发挥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即市场化程度越高,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对僵尸企业脱困的促进效果也就越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 企业规模与僵尸企业脱困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说明在加入了市场化程度变量后, 僵尸企业的规模对僵尸企业脱困的负向影响仍然是成立的。 而企业的并购重组状况和企业的成长性依然与僵尸企业脱困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说明在加入市场化程度因素后, 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积极的并购重组措施对僵尸企业脱困都是有积极影响的。

(四)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为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内控优化程度的行业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 进行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 之所以选择该工具变量, 是考虑到僵尸企业的脱困主要依赖于僵尸企业自身, 而内控优化程度的行业平均水平不会对单个僵尸企业脱困产生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将△DIB作为内生变量, △DIB的行业平均值(△MDIB)作为工具变量。 在第一阶段, 以内生变量为因变量、外生变量和工具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该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 在第二阶段, 对△DIB与R_ZOMBIE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 △DIB与R_ZOMBIE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僵尸企业脱困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2. 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内控缺陷整改情况代替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情况, 即根据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整改(ICW_dum)情况, 如果企业对于内控缺陷没有进行整改或未披露整改情况, 则取值为0, 而对于有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来说, 有部分整改或进行过完整整改的取值为1。 回归结果显示:H1中的内部控制缺陷整改ICW_dum与僵尸企业脱困程度R_ZOMBIE显著正相关, H2中的ICW_dum以及ICW_dum×MDI_dum也与R_ZOMBIE显著正相关, 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僵尸企业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脱离僵尸化困境, 成为正常企业, 所以本文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采用僵尸企业脱困情况(R_ZOMBIE_dum)来替代僵尸企业脱困程度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 具体而言, 本文对于僵尸企业脱困情况的定义为:当僵尸企业脱离困境不再被识别为僵尸企业时, 取值为1; 反之, 取值为0。 回归结果显示:△DIB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内控优化程度与僵尸企业脱困情况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加入市场化程度与内控优化程度的交乘项之后, 不仅△DIB 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且△DIB×MDI_dum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仍然显著为正, 回归分析结果保持不变, 再一次说明了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4. 子样本回归。 相关研究表明, 由于受2008年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和后续产能过剩的影响, 僵尸企业数量在2012年开始大规模增长。 本文选择2012年以后识别的僵尸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与主回归保持一致, 也证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 本文选取2008 ~ 2017年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从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个角度入手, 在科学界定和量化僵尸企业脱困程度的基础上, 构建回归模型就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僵尸企业脱困程度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本文在梳理僵尸企业特征的基础上, 所构建的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模型和僵尸企业脱困测度指标, 能够反映僵尸企业脱困的本质, 从而能更加科学地度量僵尸企业脱困的状态。

第二,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僵尸企业的内控優化程度与僵尸企业脱困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可以有效促进僵尸企业脱困:一方面,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可以防范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有助于僵尸企业脱离财务困境和经济困境, 从而帮助僵尸企业脱困; 另一方面,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投资效率, 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 为企业脱离僵尸化困境注入动力。

第三,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僵尸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对于僵尸企业脱困的作用越大。 具体来说, 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 企业将会面临越好的融资环境和法治环境, 这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以及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从而帮助僵尸企业脱离僵尸化困境。 同时, 市场化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可以有效激励和规范企业内部治理建设, 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水平与效果, 强化内部治理因素对于僵尸企业脱困的作用。

2.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注重对僵尸企业的综合评估, 有序处置僵尸企业。 本文的研究成果再次表明, 大部分僵尸企业经过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与救助是能够脱困的, 因此, 各级政府在制定僵尸企业处置政策时, 应该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有序处置僵尸企业的要求, 综合评估僵尸企业的僵尸化程度, 充分考虑其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 处置策略的制定应立足于促进僵尸企业脱困, 真正做到“能活的尽量促其活, 实在活不了的则让其死”。 在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 应通过运用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模型, 量化监控僵尸企业的脱困情况, 精准施策, 促进僵尸企业通过脱困来达到有效处置的目的, 降低僵尸企业处置的内部和外部成本。

第二, 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增强僵尸企业脱困的内生动力。 本文的研究成果表明, 僵尸企业脱困的根本策略在于提高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 特别是要注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 企业管理层要进一步提高对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切实发挥内部控制在保证企业合规经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促进效率提高等方面的作用。 其中, 僵尸企业的管理层一方面要特别注重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建设, 加大內部控制缺陷的整改力度,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 缓解信息不对称, 降低融资成本; 另一方面要注重以财务和经营风险为导向来调整和优化企业的内部控制, 切实提高企业抵御风险和承受风险的能力, 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投资效率, 增强企业自身的内生发展动力。

第三, 推进市场化改革, 为僵尸企业脱困提供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 在僵尸企业脱困的过程中, 内部治理因素虽然是根本, 但是其作用的发挥受制于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 特别是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 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落实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进一步加大市场化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力度, 为僵尸企业脱困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和治理环境。 在此过程中, 政府一方面要注重法治建设, 通过法治水平的提高来落实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这样既可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的环境, 同时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增进企业资本运营的规范性, 帮助企业尽快实现由投入向成果的转化, 促进僵尸企业的有序脱困; 另一方面, 政府还要在市场化改革框架下加大监督力度, 运用市场化手段加大对“吸血性”较强的僵尸企业的管控和调节力度, 进一步促使其改善内部控制, 提高内部控制作用发挥的效力, 引导僵尸企业通过完善内部治理和提高经营与投资效率来实现脱困。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 1 ]   熊兵.“僵尸企业”治理的他国经验[ J].改革,2016(3):120 ~ 127.

[ 2 ]   Fukuda S. I., Nakamura J. I.. Why Did Zombie Firms Recover in Japan[ J].The World Economy,2011(7):1124 ~ 1137.

[ 3 ]   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J].中国工业经济,2016(9):5 ~ 23.

[ 4 ]   何帆,朱鹤.僵尸企业的识别与应对[ J].中国金融,2016(5):20 ~ 22.

[ 5 ]   邓洲.我国处置“僵尸企业”的进展、困境及对策[ J].经济纵横,2016(9):19 ~ 24.

[ 6 ]   朱舜楠,陈琛.“僵尸企业”诱因与处置方略[ J].改革,2016(3):110 ~ 119.

[ 7 ]   江又明,王星辰.上市公司“僵尸企业”问题研究——基于Logit模型的成因与复活实证分析[ J].华东经济管理,2018(10):161 ~ 167.

[ 8 ]   王万珺,刘小玄.为什么僵尸企业能够长期生存[ J].中国工业经济,2018(10):61 ~ 79.

[ 9 ]   沈剑飞.发挥好财务信息在破解僵尸企业难题中的作用[ J].管理世界,2017(10):184 ~ 185.

[10]   王运陈,李明,唐曼萍.产权性质、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来自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财经科学,2015(4):97 ~ 106.

[11]   林钟高,丁茂桓.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变迁视角的实证研究[ J].会计研究,2017(4):73 ~ 80+96.

[12]   和丽芬,朱学义,王传彬.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困境恢复——基于2007年 ~ 2011年沪深A股ST公司数据[ J].经济经纬,2014(1):118 ~ 123.

[13]   李万福,林斌,宋璐.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效率促进还是抑制?[ J].管理世界,2011(2):81 ~ 99+188.

[14]   方红星,陈作华.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有效应对特质风险和系统风险吗?[ J].会计研究,2015(4):70 ~ 77+96.

[15]   王永海,石青梅.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公司风险承受是否具有抑制效应?——中国版“萨班斯”法案强制实施的风险后果分析[ J].审计研究,2016(3):90 ~ 97.

[16]   韩少真,李辉,潘颖.内部控制、制度环境与技术创新[ J].科学管理研究,2015(6):24 ~ 27.

[17]   关健,李世辉,李伟斌.中小企业投资类利益相关者关系质量、扭亏战略与财务脱困的实证研究[ J].会计研究,2011(7):52 ~ 58.

[18]   栾甫贵,刘梅.僵尸企业僵尸指数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6):135 ~ 144.

[19]   许江波,卿小权.僵尸企业对供应商的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J].经济管理,2019(3):56 ~ 72.

[20]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7 ~ 27.

[21]   赵渊贤,吴伟荣.企业外部规制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中国软科学,2014(4):126 ~ 137.

[22]   常丽娟,靳小兰.内部控制有效性、市场化进程与环境信息披露[ 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6(2):101 ~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