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方启

读诗仙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对他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術，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之志敬佩有加。天宝元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喜得唐玄宗李隆基的入京诏书，兴奋得几乎发狂，信心满满地以为，自己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时机就这么到来了，忘乎所以之际，信笔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诗，尤其是末尾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把自己的意志表达了淋漓尽致。

对比诗仙，人生已步向西山的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蓬蒿人。虽然早年就喜欢文字，立志写出一点有深度有思想的作品来，可是时至今日，仔细打量自己的那些“作品”，简直有无地自容之感，差不多都在吟风弄月、沾花惹草。春天来了，桃花梨花油菜花，草长莺飞啦，姹紫嫣红啦，翻来覆去都是这些;夏天自然是不厌其烦地在荷花里找感觉，好像不写荷花，就对不起夏天;秋天，效法古人，做望天怜叶无故感伤之叹;至于冬天，即便没有下雪，也会虚构出一场又一场的雪。回头看自己写过的那些文字，感觉自己当时颇多无聊，我已羞于将它们称之为“文章”了。

文章是什么？是指篇幅不很长而独立成篇的文字。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关注过时事吗？这一问，竟让我无言以对，照实在的说，关注过，却没有多少出现在我的文字里。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还是多多地关注自己吧。“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的这话只能让我汗颜。“行文不像赶鸡鸭，起承转合讲章法”这个我懂，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章法，然而来一个批量生产。

留意一下当下的文章，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像我这样的蓬蒿人居然大有人在。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不外乎是风花雪月、鸟兽虫鱼;歌舞升平，颂歌无限;出境逍遥，好不快哉;再不就是拿父母兄弟姐妹来凑数，特别是散文这种体裁，几乎成了“家史”的小菜园了，每天都有可能看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这一类主题文字。要说是“性灵”吧，品不出那种滋味;是温暖吧，相似度又太高了;是“幽默”吧，谁看着也笑不起来;是格调吧，乱糟糟的毫无情趣。说穿了，都是蓬蒿人写的自娱自乐休闲解闷之作。

还记得中国最硬的骨头鲁迅先生与“幽默大师”林语堂之间闹出过不愉快，鲁迅先生在《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文中对林语堂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有过批评，认为林语堂的斥责着幽默的刊物，实际为“麻醉文学”。在《天生蛮性》一文中，有这么有意思的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可见，白话文兴起之初，鲁迅先生对纯粹表现“性灵”的文章就不一般地反感。

这让我想起早年看到有人对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负面评价，评论者认为，在当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中国，方鸿渐和苏文纨们的欢爱与恩怨是与当时的国家的实情极其不相称的，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人士，怎么可以完全熟视无睹？怎么可以置自己于真空之中？写《围城》的钱先生，可曾关注或者思考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现状？说到这，还是要回到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上来，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矛盾和纷争，都会有不尽人意的表现，作为具备话语能力的文人们，是不是应该多多关注一下国家的发展，多多关心一下民生？沉湎于自己的小情小趣，还记得自己是这一个民族的子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