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花

摘 要：价值观培育首先应是良好思维方式的涵育。学校教育越来越重视思维方式的引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应例外。切中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肯綮，显然是提高教育实效性的必由之路。中华文化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富矿，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其中，以“恕”道为枢机的德性思维，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定，必将能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伦理;德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5-0115-0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民族文化的魅力来源于其所蕴含的无限能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能量便是文化的德性本質。这种散发着真善美的德性光辉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源自其“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树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单纯一味地在各教育阶段反复灌输。“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无疑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工作思路与方法。教育工作者只有循着细处、小处、实处着眼，让受教育者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领悟并融入这种德，才能真正地、彻底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外化，使其最终成为社会成员公认的仪轨。

一、物有本末：核心价值观培育之本在“授人以渔”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只有厘清价值观引导过程中的主次矛盾问题，才有可能实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价值观培育，归根结底首先应是良好思维方式的涵育。因为无论是国家的担当、社会的良序，还是公民的责任，最关键的问题终究是个体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这种认同绝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概念层面的消极接受，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价值观所渊源的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可，尤其是对其中蕴含的思维方式的赞同，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对其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现代教育越来越重视思维方式的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不应例外。引导受教育者自觉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应该引导其涵养支撑核心价值观的思维方式。

1.情绪反应背后的真相

古人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一战略任务中，不能仅仅停留在价值观念的单纯灌输上，教育工作者也应关注方法研究，厘清并寻出一个有效之“渔”。这个“渔”既要切中肯綮，又必须能够体现到教书育人的全过程。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个体的情绪反应并非直接由刺激事件所引发，而是决定于个体的思维方式。根据思想决定行动的原理，这个“渔”正是对受教育者良好思维方式的熏陶与涵育。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疏于对良好思维的引导，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良好思维方式的涵养绝不可能凭空进行、一蹴而就，而必须结合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来引导。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那么，学校在引导受教育者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就绝不能回避、脱离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2.良好思维的统摄作用

思维习惯虽因人而异，但良好的思维方式可以引导。涵育一种良好的思维方式就好比在人心中播下了一粒良种，当其日渐成为参天大树的坚实根基时，由此根基生发出的枝干之间也必然相互贯通。换句话说，一种具有统摄性的良好思维方式能够有效整合个体的思维结构，甚至能够有效梳理各种价值观念的关联，从而起到提纲挈领之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思想道德文化资源。坚守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民内化于心的最大公约数，是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依据的是非标准，遵循的行为准则。可是，为什么是此般标准而非其他？只有厘清这一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问题。这就意味着，倘若能够将导向核心价值观背后蕴藏的不二法门提掇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心便自会水到渠成。儒家伦理自古以来渗透在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这个法门，不是旁的，正是那内隐于民心的德性思维。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文化心理方面的有益支撑，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深入思考的一项重大课题。

二、事有终始：忠恕之道乃社会道德生活的开端与终结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1]一始一终体现了忠恕之道亦被称之为“■矩之道”的彻上彻下属性，印证了孔夫子所讲的“一以贯之”内涵。

1.受教育者德性思维的熏育长期未受重视

近年来，受腐朽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多元文化交融交锋的影响，在道德规范的认知和实践上，不少受教育者存在严重的认知问题，突出表现就是，对人对己采用“双重标准”。张载曰：“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恰恰在于个体在道德生活上的思维习惯。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倘若从基础教育阶段就重视德性思维的引导，将“推己及人”的思维习惯贯穿教育过程始终，势必有利于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

“思维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发现我们所做的事和所造成的结果之间的特定的联系，使两者连接起来。”[2]思维方式则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具有稳定性、普遍性特征的思维结构和思维习惯。从广义上讲，行为方式是思维方式的外化，思维习惯的差异必然导致行为的迥异。受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以及腐朽价值观等因素的干扰，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观念在部分受教育者身上依然存在，而“恕”道思维正是一种积极的、有利于矫正个人中心主义、自私自利问题的思维方式。美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先生曾指出：“锻炼良好的大脑比在大脑中堆放不能消化的公式和定理有价值得多。”现代教育越来越重视思维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不应例外。有效的价值观教育应当从涵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入手，遗憾的是，学者们在探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时，较少将思想探索的触角延伸至这一领域。构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促使主体遵守道德规范的前提条件，这种关系能否搭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思维方式。“恕”道当中蕴含着平等、关爱，民主和尊重这样一些核心价值观念，暗含着处理“人”“己”关系的基本原则，包含着“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基本要求。倘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反复渗透“恕”道思维，必将有利于受教育者实现从“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应当这样做”的认知转化。

2.忠恕之道本身直观简易

“忠恕之道，是以一个人自己的欲或不欲为待人的标准。一个人对于别的事可有不知者，但他自己的欲或不欲，他不能不知。”[3]王夫之曾说：“推其所尽之己而忠恕，则天下之情理无不贯也，斯‘一以贯之矣。”（《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九）“恕”道思维是以己之体验为尺度来调节己之行为，这种现实性、可操作性决定了其可贯穿运用到各种社会关系当中。“恕”道思维的简易性是指在德育过程中渗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教育者可以联系受教育者的生活实际从而晓之以理，进而“以理化情”。举例来说，下雨天时大学生们打伞去食堂就餐。经常会发现，一部分同学会自然而然地把雨伞放在地上，而另一部分同学则会毫无顾忌地直接把滴水的雨伞放在座椅上。这看似简单的两个不同动作，其中却隐含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或者说不同的思维方式。假设有一位后来就餐的同学因未留意而坐在了有很多滴水的座椅上，他那瞬间变得十分糟糕的心情不难想象。倘若这位同学自己之前也是如此随意置放雨伞，那么此次糟糕的经历势必会起到良好的自我教育作用。对于那些习惯性地将雨伞放在地上的同学，虽然不能保证他们在行动之前都有为他人着想的良好思维习惯，但至少有一部分人有这种意识。虽然这只是受教育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件琐事，但它却足以说明，“恕”道思维所主张的以自己的情绪体验作为自身言行的标准，处处以己为喻，便于受教育者理解和接受。

三、知所先后：德性思维是核心价值观培育之枢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呼声不绝于耳。从理论研究的整体上看，虽然在创造性转化问题上存在争议和分歧，但大部分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持肯定态度。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道德资源的发掘，学界普遍侧重从经典著作中获得直接启示，而对其中渗透的方法论，特别是传统文化中隐含的人类心理观缺乏更多关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对于儒家的伦理观是否也应做同样的检省呢？例如，儒家伦理思想蕴含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教義，更是基本的修养之法。

1.恕道是终身受用的修养法则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由此至少可窥见三层意思。其一，孔子对“恕”的界定非常明确，它是个体必须身体力行的道德信条，而非口头功夫，它要求个体时刻反求诸己;其二，孔子认为，“恕”道并非一时可行的权宜之计，而是可以受用终身的修养法则;其三，“恕”道乃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此处，孔子所说的一贯，“一”就好比是树的根本，“贯”就好比是树的枝叶[5]。孔子用“一以贯之”来阐释“恕”道，正是为了强调“恕”道在君子修养过程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从而启发和引导弟子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必须把握“恕”道这个为学头脑。

另外，从“恕”字本意着眼，《说文解字》：“恕，仁也，从心，如声”。可见，恕的本意与仁相关。反过来，从“仁”来看，在孔子的眼中，“仁”乃五常之首，是其最看重的道德。他认为，“仁者爱人”“仁者安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引导受教育者学会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在社会生活中扬善抑恶，这些不正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吗？最后，从古之圣贤对“仁”与“恕”的关系阐释来看。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程颐说：“恕则仁之施”“恕者入仁之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行之以恕，则私不容而仁可得。”所谓“仁之方”“仁之门”都在强调由“恕”道而入“仁”道的可行性与必然性。不难看出，在历代儒家圣贤看来，仁者爱人必须通过践行“恕”道来实现，行“恕”即是行仁。

2.恕道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

对夫子所“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四书集注·论语章句》）所谓万物各得其所，简言之，即万物相安相生。就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即个体间交往顺畅，和谐共融。对于社会交往的规则，子曰：“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所谓义者，即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止。儒家“恕”道当中所蕴含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易地思之”的价值观正好体现了以上要求，可以说“忠恕一方面是实行道德的方法，一方面是一种普通‘待人接物的方法。”[3]或者更明确地说“恕道的基本精神是肯替别人着想，其基本方法是将心比心，由己之心去理解、推知他人之心。”[6]这种思维方式所传递出的主观心态显然有利于“利他性人格”的培养。

综上所述，儒家“恕”道中所蕴含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价值观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平等、公正、诚信、友善等价值需求。倘若能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常规思维方式，渗透于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必将有利于进一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此处，“推”即推己及人之意。如何在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渗透“恕”道思维，难点就在此“推”字。这也就意味着，如何更好地发掘儒家“恕”道思想的现代价值，有效引导受教育者涵养“推己及人”“反躬自省”的德性思维，还有待于学者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5.

[2][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59.

[3]冯友兰.新世训：生活方法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9，1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5]王阳明.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128.

[6]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