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愉

摘要：陈寅恪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受前人钱谦益治学方法的影响，而提出了著名的“文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这种能够把历史背景和审美进行综合练习的方式，能够防止出现印象式批评，同时避免了无事实依据的问题，同时也使得过去的复杂的考据批评方式逐渐被简化，更为有意义的是将这种历史考察和审美沉思综合考量的方式，能够形成互相制约，这种批评方法能够防止过度诠释。

关键词：陈寅恪;文史互证;思考

中图分类号：1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6-0001-02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当中，文学作品主要是作者用来抒情言志，它既反映着作者深厚而复杂的内心情感，也反映着作者对外在世界敏锐而细致的感受。而对于历史的撰写来说，由于史料的记载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我们现今看到的史料会有很多的曲笔、隐晦的地方，不能十分详尽、完全真实的展现在读者而前。因此，在文学研究当中，研究某部作品中隐含的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以及作者对当时时代社会的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当时具体的时代细节与社会情境具有重要的帮助。相应地，通过研究大量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更全而宏观的了解与体察当时社会的思想潮流与时代动向，更起到重要的作用。此时，通过文学作品呈现的时代社会风貌与历史史料中展现的社会历史风貌两两对照，相互补充，一方而能让文学研究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对作品的产生的时代环境进行深入了解，从而掌握作者的思想，对作者的创作的历史环境进行再现，这样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而，也能让历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曲笔、隐晦的记录，得到更生动、具体的还原。基于这种思路，陈寅恪先生在论述“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的时候，曾提到：在以史证诗、或是以诗证史过程当中，其研究也主要是表现在了其“了解之同情”中。这主要是有两个内涵：首先是在“古典”和“今典”的相互融合下，对其进行“了解”，用扎实的史料，对“古典”进行探究，并且分析其产生的背景和存在的历史故事，即“今典”。其次是在这之上形成“同情”：针对研究对象，其中也涵盖了作者和作品进行情感的投放和审美想象。这种能够把历史背景和审美进行综合练习的方式，能够防止出现印象式批评，同时避免了无事实依据的问题，同时也使得过去的复杂的考据批评方式逐渐被简化，更为有意义的是将这种历史考察和审美沉思综合考量的方式，能够形成互相制约，这种批评方法能够防止过度诠释。

在“了解之同情”研究精神指导下，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个性”与“通性”的关系

梁启超曾提出：“善为史者，能在（小说）非事实中觅出事实”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小说、诗歌等充满个性化的写作，虽然具体的人物、情节、艺术手法各不相同，存在大量失真之处，但在这些个性的背后，往往存在着符合当时社会历史的事件。在文学作品当中，许多作家喜欢运用夸张、虚构的手法来表现主人公的情感性格，比如：《水浒传》中，武松醉打蒋门神情节可谓脍炙人口。虽然在具体的历史中，这种情节有些失真，但元明之时，雇佣犯人外出劳役，参与社会活动却也是当时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儒林外史>中，周进与范进二人在中举之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待遇，周进教过书的书馆立起“周老太爷”的“长生牌”，以及范进中举之后胡屠夫立即许配他的女儿嫁给范进等情节，虽有些戏剧化处理，但明清之际，士子中举、中进士之后，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却也是客观事实。由此观之，在以文证史过程当中，通过文学盼‘个性描写”，透析历史的“通性史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一环。

二、“古典”与“今典”的关系

在《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说：诂释诗章，一为解释辞句，即旧籍之出处;一为考证本事，即当时之事实。前边是字而的理解，后边是今典，是实指。王维的《漆园》诗中，题目是借漆园之名，用庄周曾任蒙漆园吏的典故隐喻自己卜居此地非为性傲，实在是因为缺乏经邦济世的才干。而“婆娑数株树”是用《晋书》的典故：“殷仲文与众人到大司马府，见府中有老槐树，观看良久，叹息道：此树婆娑，无复生意。”所以此处“婆娑数株树”一语双关，从“婆娑”的字而意义看，可以理解成往来蹀躞于树下的闲居生活;从典故的含义看，又是指诗人虽寄身微官，但已如老槐一样没有生机，难以复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王维的这首诗在“古典”意义上是巧用庄子浮生如寄、偶游天地之间的虚无主义人生观来解释自己亦官亦隐的行迹，但在“今典”中，却是明咏庄子，实则自嘲，用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心灰意懒之哀叹深含于自嘲的语气之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解释文学的词句内容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范畴，而考证“古典”与“今典”的出处却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两者互相融合借鉴，才能了解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与思想内涵。

三、“表层”与“深层”的关系

在文学作品当中，作品的“表层”内涵大多在具体内容当中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而作品的“深层”内涵往往需要考辩一定的史实，以及文学作品产生的前提、经过才能体悟。在小说《西游记》当中，全书的叙述结构，能够在总体上将小说看作是来看是三条线索，分别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唐僧取经缘由、师徒西天取经。在世德堂本《西游记》、朱鼎臣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清代百回本《西游记》等作品中，逐渐变为以孙悟空为主角英雄传奇故事。从表层来看这是一种叙事策略的变化，化平淡无奇为奇秀灵动;从深层来看，主要是能够在叙事空间中，为我们带来文化信息，其中包含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一些文化时尚元素，并且一些能够和中下层人士的希望和文化期待相符合，有的甚至是表达了知识人士的内心的美好期望，表现了他们希望能够转变社会、让苍生幸福的内心强烈的渴望。这也是在《西游记》小说中包含的文化附加值，也是对文化惰性变迁的一种张力。在对主角孙悟空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先入道教学习法术，法力无边，但却始终无法逃脱佛教如来佛的手掌，因此最终出道入佛，皈依佛门。而我们考察明代早期的文化政策可以发现，其开国者朱元璋由于早年佛门的经历，故而较为重视对佛教的扶持，这就使得对道教表现出来的态度倾向于消极状态。此外，道教仙术存在的长生不老利己主义观念，但是佛家向来是普度众生的观念，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因此，在小说中孙悟空始终是跳不出如来佛手心的，也就是暗喻了佛教“文化软实力”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除此之外，在第十二回中，“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象化金蝉。”，表层意义上是小说作者将三个故事连接起来，为推动情节的发展进行的一次取经缘由叙事，而更深层次上是作者从中国古代传统的基础，即依靠m缘关系产生的宗法政治制度，利用唐太宗与唐僧结拜兄弟的形式，从而使得唐僧能够在“家天下”中，并成为重要的一员，并通过唐僧取经保持这个这个长久的神话。所以，在进行文学作品的分析时，根据其客观历史背景条件进行的小说内容的深层次分析，才能较为清晰地体悟作者的创作意图。

四、“明言”与“隐言”的关系

《诗经》中使用了比兴的方式，同时即为譬喻，兴则为寄托。在《离骚》中，更是沿用了这种譬喻的方法，用来传情表意。香草美人，以比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比君王;必妃佚女，以比贤臣。历代文人墨客大多遵循《诗经》和《离骚》的表现习惯，从而寄托自己的心志。在劳轼的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诗人句句都在通过以譬喻的手法，表达自己不能识人，受到他人诽谤，进退无路，孤立无援，没有知己，却也不甘依附他人，自甘冷淡的心情。全詞借物寓言，融合比兴之旨趣于具体的创作当中，明言写景，隐言写情，委婉而动人。在中国古代的诗词当中，通过咏物之词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内容数不胜数，明晰了中国诗词中“比兴”的历史传统，对于把握具体诗词当中“明言”与“隐言”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陈寅恪先生使用“文史互证”方式，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诗史互证，更包括小说与历史，戏曲与历史等等其它文学类型与历史的互证。而在现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文学与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对于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知识的掌握，无疑更是在推动着“文史互证”该手法走向更为全而、广阔的发展路途。因此，在我们每一位研究者的实际研究当中，如何尽可能的丰富自己全而的知识学养，是我们务必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旭春.文史互证与诠释的限度[J].外国文学评论，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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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裕锴，《沧浪诗话》的隐喻系统和诗学旨趣新论[J].文学遗产，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