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文学”职官

2020-07-14王娟

北方文学 2020年9期

王娟

摘要：唐代“文学”职官可分为州府“文学”、幕府的“太子文学”、中央“文学”。州府“文学”是由县升州，再由吏部考察而选拔的，幕府的“太子文学”乃府主奏授，中央“文学”可因名而授、因试（选）而授、因荫而授、因荐而授。作为初授之职、教授学生的“文学”职官地位较低，亲近皇权、参与政治的“文学”职官地位较高。中央的“文学”职官除了雠校典籍、侍从文章，还在作为顾问、修撰史书、侍读讲学、推荐人才等方面发挥作用。

关键词：唐代“文学”职官;“太子文学”;“州府文学”

“文学”这一词有多重含义，王利器先生在《文学古义今案》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之科、文学之职、文学之人。他认为汉代以前就有“四科”之说，后人据《论语》四科而施于有政。[1]笔者认为，“文学”之科，其一，“文学”曾是孔门“四科”之一，《论语·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2]其二，又可以指取士科目，如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文学”之人，偏指具有辞章修养的人，在经学繁荣的汉代，“文学”还兼有博通经学、学问渊博的涵义。“文学”之职，指早在汉代已有的“文学”职官名称，其置于州郡及王国，或称“文学掾”，或称“文学史”，魏晋以后又有“文学从事”之名，延及唐之“文学”，其形式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富，特色更加鲜明，目前学界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拟就唐代的“文学”职官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概况。

一、“文学”职官的设立

“文学”职官前代有之，“太子文学”的设立则较晚，《唐六典》云：

汉时郡及王国并有文學，而东宫无闻。闻魏武置太子文学，（注云：魏武为丞相，以司马宣王爲文学掾，甚爲世子所亲信。）自后并无。至后周建徳三年，太子文学十人，后省。龙朔三年，置太子文学四员。属桂坊。桂坊废而属司经。开元中，定制为三员，掌侍奉。分掌四部书，判书功事。[3]

《唐六典·司经局》云：“文学三人，正六品下”，[4]其注云：“魏置太子文学。魏武为丞相，命司马宣王为文学掾，甚为世子所信，与吴质、朱铄、陈群号为太子四友。自晋之后不置。至后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学十人，后废。皇朝显庆中始置。”由此可知“文学”这一职官汉代的王国和郡都有设立，似乎是一个地方性的职官，到了魏武帝时，中央才以司马宣王为“太子文学”。刚开始“文学”就是太子的亲信，类似于太子的“友”。

《新唐书》提到过关于“文学”职官的一次设置：“懿德太子重润……帝悦，诏议官属。敬彝等奏置师、傅、友、文学、祭酒、左右长史、东西曹掾、主簿、管记、司录、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级，然卒不补。”[5]开耀二年，高宗喜得皇孙李重润，下令制一系列的职官，其中就有“文学”，而且是“加王府一级”，比王府的级别还高。这是一种特殊的恩遇，已经不能算是“太子文学”，而算得上是“太孙文学”了。

二、唐代“文学”职官的类别和定员

两《唐书》中关于“文学”这一职官可以归纳为三个类别。一是中央的“文学”职官，二是州府的“文学”职官，三是幕府的“太子文学”。

中央的“文学”职官。唐代中央的“文学”主要包括“太子文学”和“亲王府文学”（又称“亲王文学”、“王府文学”），其员数与品级都是不一样的。

《旧唐书》卷四十二载：“太子文学，正第六品下阶。“亲王文学”，从第六品上阶”，[6]又卷四十四载：“司经局……太子文学三人，正六品。文学掌侍奉文章。亲王府：文学二人，从六品上。”[7]《新唐书》卷四十九载：“司经局……文学三人，正六品下。分知经籍，侍奉文章。”[8]《新唐书·仪卫下》卷二十三载：“皇太子出……文学四人、洗马二人，司议郎二人居左。”[9]可见“太子文学”并不一定只有三人，上文《唐六典》也说是四人，可见增加至四人也是有的。

《新唐书》卷四十九载王府：“文学一人，从六品上。掌校典籍，侍从文章。武德中……文学、祭酒，皆正六品下……府官同外官，资望愈下。”[10]这里记载的“王府文学”是一人，而《旧唐书》记载的是二人。两《唐书》“太子文学”和“亲王文学”的具体人数都有出入，但《旧唐书》的“太子文学”和“亲王文学”总数是五人，《新唐书》亦如。《通典》云：“龙朔三年，置“太子文学”四员。属桂坊。桂坊废而属司经。”而“开元中，定制为三员，掌侍奉。”[11]故《唐六典》和《新唐书·仪卫下》说的“太子文学”四人，或许是龙朔三年（663）到开元中之间的数目。《旧唐书》卷四十二和《新唐书》卷四十九所言“太子文学”是开元中之前的，为三人。

总之，由上两《唐书》的互相印证可知，“太子文学”是正六品下，一般是三人或四人;“亲王文学”是从六品上，设置一人或二人，其资望和外官一样，低于太子府。

州府的“文学”职官。《新唐书》卷四十九《外官》载：

文学一人，从八品上。掌以五经授诸生。县则州补，州则授于吏部。然无职事，衣冠耻之。（注云：武德初，置经学博士、助教、学生。德宗即位，改博士曰文学。元和六年，废中州、下州文学。）[12]

由此可知，元和六年（811）以前各州都有“文学”，品级从八品上，主要职责是以五经教授。唐“州府文学”的选授方式是由州选县级的“文学”（县级是否有“县文学”，还是只是从县中选拔，此处缺证），最后由吏部甄选州级别的“文学”。“州文学”的品级、地位都很低，没有职事，为士人所不喜。德宗时改经学博士为“文学”，元和六年，“文学”（实际上是经学博士）只保留在了上州。

大都督府：文学一人，正八品下……中都督府：文学一人，从八品上……下都督府：文学一人，从八品下……上州：文学一人，从八品下。[13]

这样看来，各都督府都有“文学”。唐代的州府加起来数量很多，据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帐，当时凡郡（州）府三百二十八，可知外官中“文学”这一职官的群体还是颇为庞大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教书，地位较低。

幕府的“文学”职官。其名主要是“太子文学”，这是唐中后期，幕府向朝廷奏授的一种以寄禄位的虚衔。比如柳彦昭：“仁愿在朔方，奏用……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称，多至大官，时称仁愿有知人之鉴。”[14]柳彦昭带着“太子文学”的虚衔，为幕府的管记，并未入朝，“太子文学”是张任愿为其取得中央政府授予的身份与荣誉的虚衔。

又如丁公著：“淮南节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学，兼集贤校理。会入辅政，擢为右补阙，迁直学士，充皇太子、诸王侍读，因著《太子诸王训》十篇。”[15]丁公著的“太子文学”衔也是先时由淮南节度使表授的。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云：“大理少卿、太子宾客和太子詹事，原本都是中央朝中正式的职事官，但在唐后期往往也成了方镇文武佐僚所兼带的所谓“朝衔”，职事没有实权和实职”，[16]而“太子文学”和“太子宾客”、“太子詹事”一样，被幕府作为“朝衔”，向朝廷表授，这主要是唐中后期幕府的势力庞大后才有的现象。

三、唐代“文学”职官的授予方式

唐代“文学”职官的授予比较多样化，不同品阶的“文学”授予方式不同，中央的“文学”职官被授予的方式也因材而异。“文学”的品级从下州的“文学”（经学博士）到中央最高级别的“太子文学”，由从八品下到正六品下不等。唐代州文学的选授方式是由县升州，吏部再选州级别的“文学”，幕府的“太子文学”则多是向朝廷奏授而取得的。

较低的文学参军可作为入仕起家之官，《旧唐书》中有一例，“瑰四代孙翔，文宗太和四年，释褐文学参军。”[17]此处的文学参军应该是州府的“文学”职官，属于从八品上，可以做释褐官的，而六品的“太子文学”和“亲王文学”则需要特殊的条件和更高的资历才能授得，很少作为普通士人起家的官职。

两《唐书》中记载的多是中央“文学”职官，本文归纳出以下几种被授予其职的方式：

1.因名而授

帝平京师，引拜（褚亮）开化郡公，为相国府文学。[18]

及贼平，行军大总管李孝逸以其（王绍宗）状闻，则天驿召赴东都，引入禁中，亲加慰抚，擢拜太子文学，累转秘书少监，仍侍皇太子读书。[19]

高宗闻其（明崇俨）名，召与语。悦之，擢授冀王府文学。[20]

上元初，（陆羽）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久之，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21]

褚亮、王绍宗都在战乱之中以闻名而被皇帝特别诏见而授予的“文学”职官。而明崇俨、陆羽（未就职）都因异行闻名得到直接诏拜的。这一类型中央“文学”职官的授予方式较为常见，两《唐书》中记载较其他类型要多，这可能是史书为了突出特殊时期特殊人物而有意选取的一种表现方式，实际上“文学”职官被授予的最普遍方式应该是正常的官员选拔与升迁居多。

2.因试（选）而授

有赵州李玄植……贞观中，累迁太子文学、弘文馆直学士。[22]

许叔牙……贞观初，累授晋王文学兼侍读，寻迁太常博士。[23]

徐齐聃……举弘文生，调曹王府参军。高宗时，为潞王府文学、崇文馆学士。[24]

由上述列举材料可知，中央级别的“文学”若无特别事迹不可能是起家的官职，一般都是累迁而得到的。

3.因荫而授

（高叡）子仲舒，通故训学，擢明经，为相王府文学，王所钦器。[25]

义府少子湛，年六岁时，以父贵授周王文学。[26]

4.因荐而授

尹知章……长安中，驸马都尉武攸暨重其经学，奏授其府定王文学。[27]

综上所述，“文学”职官的授予方式，从整体上看，因各个“文学”职官的高低级别不同而不同;而从中央的“文学”职官的具体情况来看，也因人才的自身条件不同又而有异，这充分体现了唐代官僚选拔制度的特点，既遵循制度，又不拘一格、因材选人，另外还体现了唐重內官而轻外官的特色。唐代州府的“文学”职官采取的主要是由低到高、逐层选拔的方式，幕府的“太子文学”是向朝廷奏授的方式，而中央的“文学”职官，则有名闻诏见、因考试、铨选、荫、荐等多样的方式。较高级别的“文学”一般不用于做释褐之职，但若依靠制科出身，有的可以直接授予“文学”的职官，可见“文学”需要的入仕资质很高，也可见唐人对制科的重视。

四、唐代“文学”职官的职能与地位

如前所述，唐人较为重视内官而轻外官，“文学”职官的职能与地位也因其内外之别而迥异。唐州府的“文学”职官实际上乃经学博士，品级低，掌教授，无职事，为士人所不喜。幕府的“太子文学”则为虚职，并未入朝，只为府主服务。相比前两种而言，中央的“文学”职官则大多因亲近皇家贵族而颇有地位，较为重要，下面考察的就是中央高级“文学”职能与地位。

《旧唐书》中记载“太子文学”和“亲王文学”的作用是“雠校典籍、侍从文章”：“傅掌傅相赞导，而匡其过失。谘议訏谋左右。友陪侍规讽。文学雠校典籍，侍从文章。祭酒接对宾客。”[28]在设立之初，“文学”与傅、谘议、友、祭酒一样，围绕皇子的教育和成长而肩负不同的职能，《通典》云“太子文学”：“掌供奉。分掌四部书，判书功事。”[29]可见“太子文学”主要是强调其辞章学问，负责校对文学典籍、帮助文章写作等，地位并不重要。但从史料中来看，“雠校典籍，侍从文章”只是中央“文学”职官的基本职能，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实际上“文学”的职能比较多样化，概括主要有以下四种：

1.以备顾问

《旧唐书》云秦王文学褚亮对太宗有讽谏之功：“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从，军中宴筵，必预欢赏，从容讽议，多所裨益。”[30]《新唐书》云：“高祖猎，亲格虎，亮恳愊致谏，帝礼纳其言。王每征伐，亮在军中，尝预秘谋，有裨辅之益。”[31]看来不仅仅是对太宗，对高宗他也能“致谏”，其地位可见一斑。褚亮乃太宗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精文通武，积极参与军中“秘谋”。天下平定之后，太宗对他节节提拔。贞观元年（627）封亮为弘文馆学士，九年（635）晋升员外散骑常侍，封“阳翟县男”，拜通直散骑常侍，十六年（642）进爵为侯，食七百户。他得高祖、太宗之垂爱，身处权力之核心，讽谏之功功不可没，死后得到陪葬昭陵的殊荣。

这样深得“钦器”的中央“文学”职官不胜枚举，如韦利器：

与掾丘悦、文学更直，备顾问，府中号“学直”。[32]

高仲舒：

为相王府文学，王所钦器。开元初，宋璟、苏颋当秉，多咨访焉。时舍人崔琳练达政宜，璟等礼异之。当语人曰：“古事问高仲舒，时事问崔琳，何复疑？[33]

明崇俨：

试为窟室，使宫人奏乐其中，召崇俨问：“何祥邪？为我止之。”崇俨书桃木为二符，剚室上，乐即止，曰：“向见怪龙，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俨坐顷取以进，自云往阴山取之。四月，帝忆瓜，崇俨索百钱，须臾以瓜献，曰：“得之缑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问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钱。”[34]

褚亮、韦利器等以其渊博的学识而成为帝王或王府的专职政治顾问，高仲舒乃宰相大员们的“古事”顾问，明崇俨则以异行方术为帝王占卜顾问。

2.修撰史书

由于中央的“文学”一般具有极高的学识才能，往往他们也修史著书。如“文学”姚思廉：“三年，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思廉又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薛元超官至中书，还对亲属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35]在唐代，修史是很荣耀的事情。还有“文学”徐齐聃，于芳林门修书：“高宗时，为潞王府文学、崇文馆学士，侍皇太子讲，修书于芳林门。”[36]芳林门临近宫城西墙，不允许百姓通过，是从城内到禁苑的通道，唐代的皇帝和大臣经常从这里进入禁苑游玩。这里僻静，又和宫廷很近，可见他修书的待遇也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获得的。

3.侍读讲学

“太子文学”或“王府文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为帝子师，即作为老师教授皇太子或者亲王。“王绍宗……擢拜太子文学，累转秘书少监，仍侍皇太子读书。”[37]一个“仍”字可知，王绍宗在任“太子文学”期间在侍奉皇太子读书。

唐人重文，其能担当中央高级“文学”之人，尤其是因名闻诏见而授予的，其中不乏真材实料的大学问家。从汉代以来，被认为有文学之能、文学之行、文学之德的人，除有文章辞华之外，还兼具经学功底、渊博学识。如上所说的修书的徐齐聃，职责也是侍皇太子读书。除了陪同读书，“文学”还有讲学的机会，如大学者李玄植为“太子文学”，“高宗时，屡被召见。与道士、沙门在御前讲说经义，玄植辨论甚美，申规讽，帝深礼之。”[38]“文学”可谈治国，可讲学问，为帝王皇子传授为人、为政、为学之道，以文学化人，文学之职，可谓得其所矣，其真正体现了“文”与“学”的深层含义，也展示出唐王朝将提倡“文质彬彬”的教化与行“文德政治”的治国理相结合的特征。

4.推荐人才

由于和皇帝、太子、亲王等有亲密接触的机会，有的“文学”还可以推荐人才。《旧唐书》中有一例：“时“太子文学”薛嶷承恩幸，引温入对。玄宗目之而谓嶷曰：‘是一不良汉，朕不要也。”[39]薛嶷承所推荐的吉温，后来上台之后对政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举荐人才并不是“文学”的专门职能，但由于“文学”这种与皇族亲近的特殊地位，在推荐人才方面往往具有一定的便利。值得一提的是，以文学擅长的士人进入官僚体系中后，很多成为学士。“文学”职官虽也和学士的职能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雠校典籍、侍从文章、以备顾问、修撰史书、推荐人才，但除个别极受宠幸的特例，其地位与影响往往无法和学士地位相提并论，不过，“文学”职官也因其亲近统治者，拥有发言的机会，对政治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有的甚至通过其跳板升迁高官，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通过大量文献材料考证可知，从州府到中央，“文学”职官的地位是不同的，作为初授之职、教授学生的“文学”职官地位较低，亲近皇权、参与政治的“文学”职官地位较高。中央的“文学”职官能除了雠校典籍、侍从文章，还在作为顾问、修撰史书、侍读讲学、推荐人才等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许多优秀的“文学”，因德行闻名被授，他们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优秀的才能服务于统治高层，又因其和皇家有密切接触的机会，很多人往往升迁至高官，对政治有直接的影响。另外，他们的侍读与讲学，对皇子们的学业教育和人生指导也起到很大作用，而自身也能在史书中千古留印。

参考文献：

[1]王利器.文学古义今案[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2）：26–33.

[2]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篇第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0：110.

[3]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三十《职官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8：829.

[4]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十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M].北京：中华书局，1992：666.

[5]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六《懿德太子重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93.

[6]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975：1796–1797.

[7]《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第 1908 页.

[8]《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志四上》，第 1294 页.

[9]《新唐书》卷四十九《仪卫志下》，第 501 页.

[10]《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志四下》，第 1305 页.

[11]《通典》卷三十《职官十二》，第 8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