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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勇士》中的女性哥特式艺术解读

2020-07-14邓微于瑶王辉

北方文学 2020年9期
关键词:女勇士鬼魂异化

邓微 于瑶 王辉

摘 要:从女性哥特视域下解读文本,揭示作家正是借助哥特写作形式打破“理性的”和“优越的”社会秩序,实现男女平等对话,在审视族裔历史和剖析女性内心的过程中,扬弃了传统哥特式符码的所指,赋予通奸、弒婴、鬼魂等意象新的内涵。

关键词:女性哥特;异化;弑婴;鬼魂

一、哥特文学发展

1764年,英国作家霍勒斯以其著作《奥特兰托城堡:一个哥特式故事》开创了西方哥特式文学史的先河,奠定了哥特小说的写作风格。该类小说在构思上大多沿袭中世纪哥特建筑风格,以高耸的古堡屋顶、幽暗的密室等意象为情景设计,在内容上也多为囚禁、暴力等病态情感、行为描述,旨在通过作家对压抑、恐怖等色彩渲染,达到令读者毛骨悚然的恐惧效果。

女性哥特这一概念由美国女作家埃伦·莫尔斯于1974年在其作品《女文人》中首次提出。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进一步指出“女性哥特式是女性性欲受压抑的结果,也是对性别等级和男性控制文化的挑战”。[1]作为一种衍生的文学体裁,女性哥特文学彰显男性文本中的女性挣扎、愤怒与渴求,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父权主宰,为20世纪中后期欧美女权运动带来深远影响。

二、汤亭亭与《无名女人》

《无名女人》是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中的一个短篇故事。在该故事中,作家凭借哥特小说特有的写作手法和艺术张力,以激昂的斗志将家族史上多年不能言说的禁忌跃然纸上,为被父辈有意忘却和消音的姑姑发声平反。在作者笔下,姑姑不再是被社会唾弃、不守妇道的“野女人”,而是公然挑战男性权威,为追求理想生活而殉道的“女勇士”。作家以女性独有视角与生命体验在历史和现实中自由切换,在审视族裔历史和剖析女性内心的过程中,扬弃了哥特写作手法,消解了传统哥特式符码的所指,赋予通奸、弑婴、鬼魂等意象新的内涵,继承和推动了哥特文学的发展。

三、《无名女人》中女性哥特式艺术解读

(一)异化描写

在《无名女人》开篇,作者描述了村民袭击“我家”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他们的刀上仍然滴着我家牲口的鲜血。他们把血涂在门上和墙上。一名妇女提着一只割断脖子的鸡,用洒出来的鲜血在她的周围画了一个弧形。”[2]整个画面充满疯狂、暴戾和仇恨,渲染出紧张、恐怖、阴森的气氛,符合哥特小说独有的审美特征。但女作家并未完全按照哥特文学模式,对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过多着墨,而是将“哥特式古堡”迁移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村庄;内容上也未涉及谋杀和幽灵复仇的神秘虚幻故事,而是以母亲“不能告诉任何人”的训诫开始,从其回忆碎片中拼贴还原了姑姑自杀身亡的凄惨经历,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

在姑父走后多年,姑姑怀孕了。在她生产的那一夜,村民突袭了我们的家。“成队的人迤逦而来。他们的灯倒映在激起波澜的黑水里,我们可以听到牲口临死前的嚎叫。”[2]在作者笔下,往日亲如兄弟姐妹的村民此时变异成冷酷无情、残忍暴戾的行尸走肉,他们的良知与人性早已泯灭,如丧尸般在夜晚集结,逡巡在我们家门前,伺机发动袭击,“有几副面孔停下来凝视着我们,他们的目光就像探照灯一样。他们的双手平摊在窗玻璃上,上面现出了头的轮廓,并且留下了红色的手印”。[2]读者跟随镜头近距离聚焦人物,发现村民已不是熟悉的人类形象,而被作者有意陌生化成恐怖的狰狞“面孔”。作家通过“异化”手法,成功营造出哥特式的扭曲、血腥和惊悚,揭示在父权专制的蒙蔽下,村民已丧失自我意识和精神自由,沦为蒙昧制度体系压制下没有灵魂的躯壳,同时反衬出“我家”在目睹村民入侵之前极度恐惧的焦灼状况,为之后的大肆屠戮和逼死姑姑的暴行埋下伏笔。作家对于人物异化的描写,打破了哥特小说固有的写作模式,扬弃了哥特文学构成的基本要素。

(二)哥特人物分析

“撒旦”式男性形象的塑造历来是哥特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文本中,他们通常性情怪异、邪恶暴虐、妄想囚禁或主宰女主人公的命运。虽在《无名女人》中这个人物是隐形的,姑姑承担了所有的罪名和惩罚,但在“我”看来,无论这个男人的缺席是因为邪恶、无情还是怯懦,他都是罪孽深重的行凶者。“我的姑姑不可能是独身的浪漫主义者,不顾一切地追求性生活。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某个男人命令她和他睡觉,成为他秘密淫乱的对象。我怀疑,在他参与袭击她家的时候是否带上了面罩。”[2]可见,缺席的男性同样对姑姑具有操控力量,残忍地将姑姑逼近“地狱”的境地。通过文本描述,作者塑造了一个隐形的魔鬼形象,他既是父权社会的代表,也是深受封建社会准则残害的牺牲品,他的撒旦本性正是人格分裂扭曲的结果。

“哥特小说中的哥特元素暗示着死亡在场。”[3]虽然在《无名女人》中,作为失语的他者,从怀孕到分娩,姑姑忍受村民的暴袭和家人的冷眼,最终抱子投井自尽,然而在文本想象中,作者却多次改写姑姑的命运:她不再是遭人唾骂,被家族忘却的苦命女,而是一位敢于追求自我的“我的祖辈”。为了留住美貌,她绞脸、拔眉,将头发梳成雅致的发髻;她不甘独守空房守活寡的生活,“她对名目繁多的限制的惧怕却使她的欲望变得微妙、强烈而深沉”。[2]她的死是“由于她似乎背着乡亲们过着一种神秘的私生活,因而受到他们的惩罚。”[2]作者有意赋予姑姑主宰命运的权利和强劲的生命力,揭示在父权制度的压制下,女性从蒙蔽的状态下苏醒,勇敢争取自我价值的艰苦历程。

(三)弑婴意象

“快到天明时,她抱起婴儿,向井口走去。那也许是个女孩,要是男孩,还会有几分宽恕的希望。”[2]在小说中,姑姑杀死了刚出生的爱婴,因为她明白自己的厄运会在女儿身上复现。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写,“暴力是每一个人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热情和意愿的真凭实据”。[4]为了女儿免于非人的虐待和残害,姑姑将母爱力量展现到暴烈的极致,死亡或许便是最好的保护手段。浓烈的母爱与残忍的弑婴相互矛盾,却又非做不可,这种复杂、病态、痛苦情感的迸发延拓了哥特体裁小说的表现张力,丰盈了哥特小说的思想内涵。

在《无名女人》中,虽然姑姑是犯下弑婴罪行的真凶,但在某种意义上,姑姑第一次主宰自己的命運,以非理性的方式否定男权价值秩序,其疯狂的行为背后是母亲不惜一切捍卫自己与孩子生命尊严不受践踏的最后努力,这种疯狂和近乎病态的破坏力量撼动了父权社会的枷锁,高调地与父权社会价值观决裂。此外,正是“弑婴行为”使得文本具有更为深切的悲剧精神,充盈了哥特女性人物在父权价值体系束缚下,寻找一切可能的叛逆和颠覆之途的心理探索。

(四)鬼魂意象

在男权社会建立的二元对立模式体系中,疯女人、鬼魂、梦魇、附体等哥特意象被附以病态、落后、迷信等标签。诗人盖瑞特认为,“幽灵能给任何在文化上被消音的他者以力量”。[5]20世纪的女性主义重新解读男性作家文本,批判了作品中对妇女形象的扭曲,消解了男性哥特式符码的负面意义。在《无名女人》中,作家正是在回顾家族历史和自省内心的过程中,巧妙借用“鬼魂”意象将真人与鬼魅、现实与虚幻、正常和疯狂、历史与现在的界限打破,在真假时空切换中完成了言说家族禁忌的叙事。美国学者贝尔胡克斯认为,“记忆是一种张扬自我的手段,‘它挑战了导致我们无名无声的强权政治”,[6]从这个层面看,鬼魂叙事见证了女作家逐渐走出男权社会文化的藩篱,完成自我身份建构的心路历程,实现了其与男性的平等对话。

参考文献:

[1]ABRAMS M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111.

[2]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2、5、7、11、14、15.

[3]孙文昀.哥特小说:范式文本下的死亡本质[J].时代文学,2012(04):124–126.

[4]波伏瓦.第二性(第二册)[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81.

[5]Garrett Hongo,ed.OpenBoat:Poems from Asian America[M].New York:Doubleday,1993:24.

[6]Wendy Ho.In Her Mothers House[M].Walnut Greek:AltaMira Press,19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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