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建

摘 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众多的狐鬼花妖形象。其中，翩翩是一個融入了蒲松龄深情和理想的艺术形象。她崇尚自然天性、独抒性灵、超凡而脱俗。然而，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翩翩最终归于虚幻，芳踪难觅。这也预示了蒲松龄美好梦幻的破灭。

关键词：翩翩;性灵;矛盾;幻灭

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中，《翩翩》可谓是一篇意境空灵、寄意遥深的佳作，主人公翩翩于白云帝乡曼妙起舞，性情独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纵观《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狐鬼花妖，抑或是天界仙女，大都具有一种真、善、美的品质，这种迥异于把女性描述为红颜祸水的写法，反映出蒲松龄对旧时代女性的人文关怀。

翩翩是此类形象中尤为独特的一个。翩翩，单看名字，就让我们感受到小说有一种飘逸的诗化特征。小说从浪荡子罗子浮惑于金陵娼，床头金尽被逐而出，丐于市的经历写起。罗子浮身染疾病、走投无路之际，遇见容貌若仙的翩翩，小说沿袭了古老的刘阮天台遇仙女的故事。不经意间地相遇，改变了罗子浮的人生。在翩翩悉心照料下，罗子浮濯流疮愈，以蕉叶白云为裳，从无家可归到生活在世外桃源中。小说到这里初步显现了翩翩的美、善与贤能。

翩翩原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界奇女。我们看一看她的居住环境：

入深山中，见一洞府，入则门横溪水，石梁驾之。又数武，有石室二，光明彻照，无须灯烛。[1]

深山，溪水，石桥，石室，这分明是一个自然本真的生存环境。在这远离尘世喧嚣的原生山野中，翩翩可取蕉叶缀衣，山叶做饼，翦做鸡、鱼，烹之皆如真，以溪水为佳酿，源源不尽。这一系列描述把我们带入一个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物我一体的境界里。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更能体现出内心最本质的东西，因为这个境界完全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束缚与枷锁。翩翩即是在这样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中展现自己的性情的，她任由性灵飞舞，后来与罗子浮“遂同卧处，大相欢爱”。这与《聊斋志异》中众多篇章一样，狐鬼花妖化为的美女，或是居于天界的仙女，她们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性活动，而这里的性，只是男女之间的两相情愿，两情相悦，显示出一种性自由的倾向。读者可参阅《聊斋志异·荷花三娘子》中狐女的一段话：

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1]

“春风一度，即别东西”，如此赤裸裸的性自由宣言，与要求女性坚守贞节的封建主流意识形态形成鲜明的对立。这些言论若放在尘世间，不啻为一声惊雷，可谓惊世骇俗。然而，在蒲松龄笔下，这种性自由现象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备受礼教压抑的青年男女内心最本真的要求。

翩翩正是从自己的性灵出发，去追逐自己想要的情爱。与尘世间那些信奉贞节观念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女子相比，翩翩这一形象无疑是超俗的，显得自然而空灵。

虽然翩翩追求自由性灵，其思想本质是主情的，但《翩翩》一文却并不是纯粹的爱情颂歌。从前文看，罗子浮是一个有着道德缺陷的浪荡子。翩翩好友花城娘子来访，罗子浮视其绰有余妍，心好之，进而心猿意马，生出非分之想。然而，罗子浮每有非分之想时，“自顾所服悉成秋叶，几骇绝。危坐移时，渐变如故”。[2]富有神话色彩的奇异情节，蕴藉着深刻的象征意味：在翩翩崇尚性灵的世界里，即使是意念上亵渎真情的行为，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戏谑式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能正情人之心的贤惠女子的形象。惭颜息虑、不敢妄想的罗子浮在花城娘子走后，深恐翩翩对其讥诮苛责，然“女卒晤对如平时”。于此我们看到，翩翩这一形象，其身上突破固有束缚的独立个性与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好品质是有机统一的，她是作者理想化的一个幻影。作为情的结晶，二人生一子，极惠美。在这样一个空灵的世界，一家三口，和谐相处，尽享天伦之乐，这应该是这篇作品对生活做的最理想化的描述吧。

然而，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总是带有缺憾的。罗子浮“每念故里，乞与同归”，而翩翩的答复是：“妾不能从;不然，君自去。”[2]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拒绝。翩翩为何宁愿家离人散也不愿与罗子浮同归故里、共享人间天伦呢？从前文所述我们可以推测，翩翩独具的性灵注定了她不可能生存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换言之，她重性情、依自然本性处事的秉性与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格格不入的。封建时代，儒学，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兴盛的理学，给女性加上了沉重的桎梏，她们本身就是男人的附属品而毫无独立人格，地位卑贱的她们，是很难找到自己的人生幸福的。翩翩这一艺术形象是崇尚自然天性的，按封建礼教观点，她的性自由行为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反抗和挑战，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对蒲松龄来说，若要让融入了自己深情和理想的翩翩更具艺术魅力，是需要让她逃离令人厌恶的世俗和绝望的苦闷的，所以，只能让她选择独居深山，固守那一份自然的天性。从常理讲，这个选择的背后是有着难以言说的痛苦的，“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3]蒲松龄笔下如翩翩一类的形象是比尘世人更重真情的，试问谁人甘愿独守深山、不盼与家人共享天伦呢？面对性灵与礼教的冲突，衷性情而弃礼俗的选择，保持了翩翩自然天性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形象完整而统一。

翩翩这一人物形象，“空灵而鲜活，颇有诗的‘镜花水月之韵致”。[4]与《聊斋志异》众多篇章一样，不属于现实世界的这些灵异女子们，最终大都离去而归于虚幻。《翩翩》的结局是：

后生思翩翩，偕儿往探之，则黄叶满径，洞口路迷，零涕而返。[2]

黄叶满径，洞口云迷，过去的美好俱无影踪。或许翩翩依然在她的世界里翩翩起舞、衣袂飘飘、轻盈而缥缈，只不过伴奏的舞曲终究让人觉得那么凄婉与伤感。

翩翩的归于虚幻，在象征层面上，我们可理解为人生终究是一场梦幻。结合蒲松龄的生平来看，他家道衰落，寄望于功名，却在科举的道路上挣扎大半生，落魄潦倒，悲苦一生。“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5]的结果是对他人生功名梦想的残酷嘲讽。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聊斋志异》中灵异女子“现身——性活动——离开”的模式：她们的现身加上伴随的性活动，应该是作者在坎坷、不幸人生中的幻梦，是对自己孤独处境的精神慰藉。但想象和虚构的美好终归是虚幻的，最终，幻影也如翩翩一样归于虚无缥缈中。

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虽然“发乎情”，但他们的美好生活仍未摆脱“止乎礼”的不幸结局。可以想见，在思想禁锢的封建时代，青年男女是难以跨越理、礼这样的大山的。作为旧时代的文人，蒲松龄也不可能给他们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来，所以，理想化的美好愿景只能存在于虚幻中，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所致。然而，我们还是应从中看到积极的意义。小说肯定和提倡女性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突破禁欲主义，崇尚性灵解放，对处于封建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而塑造的翩翩这样有情有性的女性形象，也给深受封建礼教毒害、有着斑斑血泪和痛苦灵魂的女性提供了一个榜样，鼓舞她们勇敢突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与禁锢，去找寻更具人性化的人生之路。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M].长沙：岳麓书社，2002：127、203.

[2]蒲松龄.聊斋志异[M].长沙：岳麓书社，2002：128.

[3]蒲松龄.聊斋志异[M].长沙：岳麓书社，2002：302.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28.

[5]蒲松龄.蒲松龄集·聊斋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