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要在中国扎根生长，就必须找到适合其生存的环境与土壤，近代中国的历史巨变給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适合的环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契合性为其提供了生长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的会通和交融，不但“激活”了传统文化中原有生命力的因素，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化的形式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契合

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地位，承前启后、绵延不绝。然而，这种传统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遭遇了现实危机。 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遭遇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开明士大夫也曾尝试用传统文化来解决危机、以期实现自强;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为标榜， 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期实现国家独立自强，但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五四”运动前后，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思想文化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用和好用”，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中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提供现实生长点，也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危机。

一、中国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的契合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之一。 早在殷周之际，中国思想家们就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社会现象，春秋战国时期，用“五行学说”和“气”来阐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以《管子·内业》为代表的宋钘、尹文学派主张“精气学说”，他们把宇宙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看成是由“精气”构成的。

在阴阳五行和“气”思想的基础上，秦汉时期王充等提出“元气论”，并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哲学家完善和发展，使气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们认为，宇宙产生之初原本是一片混沌状态，在宇宙运动中逐渐产生“气”，由无形之“气”衍生出有形有色的宇宙万物。

二、中国阴阳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契合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是对立统一规律，中国哲学很早就已经萌芽了朴素的阴阳辩证法思想。这种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宣传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地，也成成为中国人接受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便利的思想桥梁。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就已经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待周围事物和现象，如，老子提出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等，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又如他提出的“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又蕴含着量变和质变对立统一的思想。

三、中国传统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契合

中国传统历史变易进化观、理势观，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思想因素，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观相会通的。

中国古代关于历史嬗变的思想很早就形成了，先秦时期儒家和法家都曾提出过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 儒家荀子主张 “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 （《荀子.性恶》）。特别是《易传》，更是提出了变革、日新等思想，并不断强调“自强不息”和“穷则变，变则通”，突出了人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法家代表商鞅就曾提出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商君书.更法》）的主张。韩非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观点，认为当今之世要比以往一切时代要更进步。秦、汉以后，出现了一批主张变革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如王船山提出的“造得其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中必然处见理。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社会历史变化的趋势是不断向前进步的，肯定今胜于昔，后代超过前代，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趋势的研究，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思想家们开始探究了。如，法家代表商鞅认为历史进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韩非则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并阐明它与“道”的关系及对人类实践的意义。他说：“万物各异理，顺道尽稽万物之理”，这里的“理”指各个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道”指万物的总规律。汉代王充和司马迁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性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开始试图把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圣人意志相对立起来进行研究，以突出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到了唐代柳宗元，“势”的范畴才被明确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性来解释，柳宗元深入地探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个人意志的关系问题，明确地把“势”和“意”加以对立，将分封制发展到灭亡以及被郡县制最终取代的历史过程，看作是“非圣人意也，势也”，即为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决定的。明末清初王船山又提出“理势合一”的思想。他指出，“造得其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中必然处见理。”即“认为合乎历史规律就自然形成为发展趋势，而不得不然的历史趋势正体现了它的发展规律，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理势统一的过程，所以他强调要将理势作一合说”。王船山还把历史的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和参与历史活动的主体力量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合发展规律合人民意志的统一，不是个体的力量推动的发展，这也构成了王船山“势中见理”、“理势合一”思想的精华，它也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传统社会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因素。

四、敢于斗争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契合

中国古代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思想，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尽相同，但是其中确实又包含着一些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相契合的因素。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都曾指出，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都是统治阶级 “熬天下之脂膏，斫牛人之骨髓” 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这种观点中蕴涵者一种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经济剥削导致斗争的思想。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使一些思想家们意识到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这种关于阶级斗争的初步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相一致。

五、传统“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构想契合

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實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适应性土壤。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构想人类理想，影响最广、最深远的就是儒家以“公平、公正、天下为公”为特征的大同理想。早在《礼记.礼运》中就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又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他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帝王、没有君长、也没有官爵、科第，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最后发展到孙中山提出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大同社会。这些思想在某些观点上与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相一致的。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勾勒的“大同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契合性。

六、中国传统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契合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的学说，其核心在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民”“爱民”“民本”思想。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谊的“民者，万世之本”，到唐太宗李世民认定的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再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民本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他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在思想上有一致性。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二，就是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这种君子型的理想人格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有相一致的成分。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三，就是对现实的人、现实生活的关注。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的中级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解放，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是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是它的来生”，所以对现实个人的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联结点与契合点。

七、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理性上的相通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实践理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对行知关系问题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行知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其实质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提出过”知行合一”的思想，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等论断。朱熹，王阳明和王船山等人在知行合一中又渗透了辩证法思想，如，王船山提出的“由行而行则知之”“由知而知所行”观点，说明此时中国哲学家们已认识到由行到知，由知到行，循环往复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

罗素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取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线生机的成长（ organic growth），一定能产生一种揉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融会通的过程，就是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华发展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西现代性文化合璧的结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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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姜义华，吴根梁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35.

项目基金：2017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计划一般项目“传统文化“双创”背景下提升山东省文化软实力对策研究”（项目编号：J17RB007）和“民办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进四融合”传播路径研究”（19CPYJ6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新刚（1986- ），男，山西静乐人，硕士研究生，山东华宇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