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1986年初，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场合，一位美国记者问我：“你要担任文化部长吗？”我回答说：“It will be terrible！”（那就太可怕了！）她对我的幽默竟然无反应，不知是由于我的英语太差还是由于别的。

事情是这样的，从1985年就传出了上边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长人选的消息，一会儿一个说法。对此，我未加注意。

1985年5月我带领一个庞大的作家访问团，去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回京后不久，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和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名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入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领导同志都未加首肯。后来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呣呣呣呣不行”，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

如此这般，说话到了1986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文化部、《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新片《美食家》。由于此片的原著是老友陆文夫，我便饶有兴味地观看着。看到一位先生为主人公介绍对象，强调对方长得漂亮，而美食家回应说：“脸子好又不能当菜烧……”我笑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的身边，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开始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虽然参与一些研究讨论，也已经具有一些不俗的头衔，但绝无思想准备去掌管一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