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蕾，董欣静，蓝煜昕

(1.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2.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当前，社会治理，尤其是农村社会治理备受关注。如何因地制宜地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兴旺、农民的高质量生活，更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目前，乡村治理改革仍面临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内容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创新等现实困境[1]。2017年1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强调了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战”中的积极作用，这为农村社会合作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政策支持。合作治理的背景既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政策土壤，也为社会组织带来了挑战。在进入乡村工作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信任和社会认同等原因，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容易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社会组织迫切需要获取更多合法性资源以破除参与障碍，从而成为好的政府伙伴，共同为乡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以往研究中，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和机制着墨颇多，却鲜有学者从合法性获取的视角研究社会组织如何克服困难、有形有效地真正参与乡村建设。因此，笔者从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希望获得更多合法性资源的现实背景出发，以SG市振兴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SG公益基金会)参与SG市乡村治理项目为研究对象，从规制、规范、认知3种合法性入手，考察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资源获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