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婷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中国古代文论史中，关于“言志”“缘情”和“载道”的争论不休，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现代文学史中更引起多方激烈讨论。五四时期，打倒“文以载道”是“打倒孔家店”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陈独秀提出“国民”“写实”“社会”三大主义，刘半农认为“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①都明确反对 “文以载道”。在创作上，1921年以冰心发表的《笑》为代表，在散文界中开始了“自我表现”的思潮，同年周作人发表《美文》提倡写新文学的散文，“语丝社”“O.M社”等文学社团的兴起也以“自我表现”的宗旨有力打击了文坛上的复古主义思潮。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打倒“文以载道”成了知识分子们进行文学启蒙的主要立足点。

“文以载道”是对文学价值的一个判断，其与“诗言志”和“诗缘情”有着深刻的联系，反映着人们对文学价值的不同的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的价值问题围绕着“言志”“缘情”与“载道”这一哲学命题得以阐发，基于此文论家们或以“情”见长，或“言志”救国，但其中思想最复杂的非周作人莫属，其文学价值论经历了文学功利到双重价值再到无功利最后又转回功利论的复杂发展，反映出了他在“言志”“缘情”“载道”上的摇摆不定，体现出他思想的复杂及其本身的摇摆不定。

一、“言志”与“载道”是否可能

“言志”“缘情”与“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重要的范畴。五四时期打倒“文以载道”后，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提出“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1]区分了“言志”和“载道”两个争议颇多的概念，倡导“言志”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