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纵观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要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要明显提高。

“十四五”时期，杭州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更好地顺应社会结构发展的新变化，需从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入手，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努力建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标杆城市。

治理动力用足“能量”

要发挥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制度优势，必然要求其高水平嵌入现有治理结构和功能领域，进而促成治理体系全流程整合的组织力。因此，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中，要以党建引领为支点，撬动市域社会治理的大能量，聚力深化城市基层党建融合发展与赋能社区治理，通过搭建治理平台推动多方参与和资源整合，实现对公共事务高效治理。

必须把握“党建引领”这一基本要求，推进城乡社区组织体系深度融入治理体系。面对当前城市发展形势的变化，要强化党对基层治理工作的有效领导，做到纵向上一贯到底、横向上互联互动、条块关系上条抓块统、支部建设上筑强堡垒，构建上下贯通、统筹有力的社区组织体系。把街道社区、驻区单位、各个行业和领域党组织的力量统筹整合起来，实现由各单位“体内循环”向区域内“体外循环”转变，形成城市基层党建的整体效应。

把握“多方参与”这一重要保障，加快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治理格局。通过基层党建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建设，激活社会治理的“一池春水”。要改变过去大事小事均由政府和社区党组织大包大揽的行政管理思维，有序引导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挥好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专业作用，发挥好居民志愿者的积极作用。有效引导企业积极介入社会治理，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共享共赢。

把握“美好家园”这一价值目标，不断提高社区党组织吸附力。通过建强组织、健全机制、做实服务，加强“全岗通”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全科社工、全能服务”制度，推动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工作重心“双下沉”，建立各类“居民群”“楼栋群”等网络阵地，加强居民睦邻家园文化培育，努力建设居民满意的美好家园，从而把社区党组织打造成居民离不开的组织，让群众在情感上、生活上、价值认同上“离不开”，真正把党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

治理体制用活“存量”

伴随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流动日益增加，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属地化的管理体制回应性不足、协同治理不力、服务呈现碎片化，致使基层治理效率低、成本高。因此，要以高效协同为目标，全面深化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深化街道乡镇体制改革，提升属地“统筹力”。把“属地管理”改革作为深化“基层治理四平台”的重大举措和全面推进“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的底板工程来抓，弥合县乡断层、强化县乡协同，以小清单撬动大治理。着力解决以“属地管理”名义把责任层层下移，搞“降格落实”“悬空落实”等问题，找到条和块的最佳结合点，真正从制度源头上为基层减负、为基层赋能。本着“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和“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原则，真正将属地执法权的赋予做实做透，推动街镇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分段监管向协同治理转变。

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提升城乡社区“服务力”。以回归城乡社区服务居民职能、强化居委会村委会自治为目标，以“权责一致、费随事转、人随事转、权随事转”为原则，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有力、上下联动的社区运行体制。试点探索按城乡社区类型定制的职责清单，全面清理城乡社区组织承担的不合理行政负担，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服务科学化水平。

优化网格运行体系，提升末梢“执行力”。优化管理单位，按照“属地为主、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相对固定”的原则，围绕人、地、物、单位、组织等基本要素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体系。优化事务准入，遵循权责对等原则，明确网格准入的部门业务和工作事项。优化网格管理，建立以网格为基础的社情民意采集（走访居民）与反馈的工作制度和流程。

治理机制用够“增量”

超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各种要素密集且流动快速，这是城市竞争力的优势所在，但在公共危机来临时又会转变成突出劣势，成为风险爆发和扩散的“温床”。因此，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坚持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提高城市韧性治理的水平，要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精髓，以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为抓手，大幅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新效能。

坚持源头治理，完善覆盖全面、触角灵敏的常态化风险排查制度。将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与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目标。定期对城市整体以及各个运行子系统进行“健康诊断”，筛查治理隐患、主动疏导治理痛点，及早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对策防患未然。完善应对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平战转换演练，力求用最少成本和代价解决问题，把小矛盾小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大问题大风险解决在市域。

坚持全程治理，形成从源头到末梢的完整治理链条。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为基础，提炼超大城市全系统全周期治理模式。提高城市在风险冲击时保持基础机能、快速分散风险、恢复正常运转、推动变革创新的危机治理能力。

坚持“三治融合”，全面激发基层社会治理内生活力。坚持自治为基，持续激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内生动力，强化主体意识、强化自治功能，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坚持法治为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导基层群众依法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坚持德治为魂，通过文化礼堂、道德讲堂、文化活动中心等空间载体提升群众文明素养，通过社区公约、乡规民约和乡贤文化、最美文化引导群众树立鲜明的道德导向，实现自我约束与公共担当。

治理手段用好“变量”

随着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深化应用，城市治理模式从条块分割、各守一摊的局面向基于平台整合与万物互联的合作格局转变，“数字社会”雏形初现。因此，只有善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以大数据驱动多方主体和资源要素共建共治共享，才能真正发挥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的强大“引擎”作用。

探索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方案。以“一整两通三同直达”中枢系统为抓手，加快构建从“城市大脑”到“基层细胞”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的乘数效应，着力构建数字化引领、大数据支撑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体系，努力成为数字治理系统解决方案输出地。深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数字驾驶舱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覆盖市、区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的“五级机长制”。通过“大数据+网格化”的社会治理格局把数字治理的脉络深入城市的每个细胞，“绣”出城市治理的精细品质。

加快“社区小脑”开发，打通数字治理“最后一公里”。统筹现有数据驾驶舱功能，深化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小前端”在“社区小脑”的协同整合。推动基础数据生产和收集的标准化，实现数据“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降低数据更新、迭代升级中的人力成本。依托统一地址库建设，全面开展社会治理数据“入格上图”归集工作，实现智慧治理“一口接进、一屏统览、共享应用”。

拓展数字化应用，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化水平。结合未来社区创建，深化智慧应用场景，加大卫生安全领域应用力度，提高民生保障领域应用深度，延伸个性化服务应用广度。拓展社会治理数字化应用水平，使传统的被动服务模式转变为主动性的响应式服务，满足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建立“数据驱动”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社区决策机制，通过智慧化转型，使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精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