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太原 030006］

“改革文学”在20 世纪80 年代始终扮演着自己的“社会身份角色”，采用了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策略性话语，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探索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新星》这一文本在当时受到热切追捧，而随后由太原电视台所拍摄而成的电视剧《新星》也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仅与“时代同步”，呈现了复杂的现实改革局面，其带有悲剧色彩的结局也注入了柯云路沉重的思考，同时，它也在不断书写和传播过程中成为承载着现实社会普遍想象与普遍情绪的社会符号。《新星》是柯云路对于阶段性改革现状的一种深切思考，它不同于发轫初期的“改革文学”，而更是一种对于现实改革深化的复杂呈现，并借以不同的隐喻方式建构出一种审美化了的意识形态，从而具有了一种“现代意识”。“改革精神”不仅在李向南的身上有所呈现，更寄寓了作者一种历史意识，从不同角度探寻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也是一种“改革精神”。

一、“改革”的反思

“改革文学”中对于“改革者”形象的描写永远是符合民众期盼的。“他一双火力十足的眼睛不看别人，只盯住手里的香烟，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地咬着牙帮骨，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棱子”——这是《乔厂长上任记》对于乔光朴的形象描写。这种“革命战士”的形象是“改革文学”初期对于“改革者”形象塑造方法的典型运用。而到了《新星》中，李向南的描述则更有了一些“干部”的味道：“一米七八的高个子，黑而清瘦的脸，炯炯有神的眼睛，络腮胡，一身洗得发淡的深灰色的确良衣服，裤腿挽到小腿肚，赤脚穿着一双旧凉鞋。”李向南的形象符合了“干部”的朴素、沉稳与老练，也更迎合了当时民众对于“干部”的形象想象，这一干练的“英雄”形象也预示着李向南对于“改革”的决心。电视剧《新星》当中的李向南的形象也非常符合上述描述，给观众以视觉的直观感受。

实际上，在《新星》中李向南的“改革”全部是在围绕着政治上的改革与斗争所进行的，其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规划”也指向了政治斗争。李向南在古陵县上任开始，便着手处理信访问题，并解决了一名退休教师三间住房被长期霸占的问题。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这名教师魏祯的身份——“原国民党起义中校”。他的上访已多达七十七次，顾荣所领导的古陵县政府部门相互推诿，事情一直悬而未决。但在李向南很快解决此事件后，顾荣在一次会议上借此指责他的工作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李向南慢条斯理地回应道：“现在搞改革整顿，目的就是要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率和为它服务的政治效率、行政效率。”“上下级关系要在工作中，要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全新的工作基础上加强、改善，甚至重建。”可以看出，此时的李向南在以政治权力体制改革的进行来保障经济建设而反驳顾荣，政治体制改革在李向南看来是首要任务。

因此，李向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他一系列改革设想的前提，对这一改革构想的实践表现为平复冤假错案，裁撤县委办公室主任与不称职镇长，大胆起用以前受打击的经济人才等。而这些政治改革措施直接证明了古陵县政府人员的调动是李向南决策的结果，而这一“权力行为”实质上并没有对古陵县的体制进行革新。李向南对行政制度革新的设想是基于对旧体制的变革，然而我们发现，他的“改革”赖以展开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得力于这样一套旧体制，而李向南则是利用自身的权力来重组了古陵县的政治格局。基于他一来古陵就接待百姓来访，更在一天内处理完几十件民生问题，创作主体这样的叙述使读者畅快淋漓的同时也使读者脑海里勾勒出了传统的“青天”形象。可以说，这种“非现代”的“改革”并非是对旧体制的创新，而只是李向南对古陵县政府机构的一次重组。这也仅仅是对《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的延展和深化，在体制内通过权力来推动改革，从而达成目标。这样的改革想象在其“改革叙事”中为改革的推行蒙上了困境，以致最后的失败。

而在《新星》的叙事中，除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契合外，其对于20 世纪80 年代“现代性”话语也有着充分的展现，彰显着有别于主流话语的“新质”。在李向南进行“改革”的同时，他与林虹的几次关于“人生观”论辩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李向南的几组说词：

“林虹，你应该对生活积极点。”李向南说。

“我不是说你具体干什么，我指的是总的生活态度。”他看了林虹一眼，“做你应该做的事。”

“林虹，我的意思是说，你对生活不应该失去信心。我不是对你进行公式化的说教。”

“别人说不可怕，生活蹂躏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己蹂躏自己。”

“改革社会，应该包括改变精神。社会现代化了，可是像你这样的心理不能恢复活力，那这种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呢！”

……

其次是林虹的几次回应：

“我这样生活有更多的自我选择，有更多的自由，更能体现人的存在。”

“我的哲学大概还要加一句：自我完善。”

“没有任何话能打动我。”

……

可以看出，李向南在这里采用的是一种教育式的口吻而与林虹进行关于“人生观”的激烈交锋。《新星》除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叙述外，也有着“现代性”话语的加入。一如80年代一开始便掀起的那场“潘晓讨论”，对于青年人的“人生观”问题贯穿了整个80 年代：“他们的分歧不仅意味着80 年代改革背后所隐含着的经济政治资本的重组，同时也暗示了一个时代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大分化。”李向南与林虹的几次“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正是对当时的“人道主义”主潮以及“人性”主题的回应。随着现实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文学”在这个阶段的叙事也走向了成熟，对“人”的关注也作为一种存在方式而在改革文本得到了强调。

在李向南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中，他与林虹的分野指向了“革命性话语”与“个人主义”的对立。这不能简单概括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柯云路借助这一改革文本来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将个体重新召唤到“改革”的道路中，然而李向南的进攻换来的是林虹“自我完善”的拒绝。

《新星》的结局是上级将李向南调离古陵县而导致其“改革构想”再无法实施。与李向南在体制内的“改革”一样，他对林虹同样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的双重无力最终将李向南推向了失败，这使《新星》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现实改革的艰难与复杂多变使得柯云路在《新星》中尽可能在多个方面对现实改革进行“想象性”的再现。在进行乌托邦式的想象表达时，带有悲剧倾向的文本构设并不能预设现实改革的走向，而这种悲剧性恰恰正是强调了改革必然走向成功的一种凝重感与历史感，这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改革文学”作家以审美方式参与时代变革的急切。“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以廉价的乐观主义写改革的一往无前，也不以流行的性格配方塑造改革家形象，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构成它观照生活和人物的新角度”。因此，《新星》摒弃了以往“改革文学”理想化与概念化的表达，显得更加复杂与沉重。李向南这种“英雄式的悲剧”正是柯云路历史意识的显现，悲剧化叙述格调的背后也正是“改革精神”的彰显。

二、历史的提喻

“改革文学”文本对于时代变革的“记录”如果没有创作主体的观念融入，则就成为一种新闻实录。“改革文学”在描述“真实”的改革现状时，可以说是作为一种“想象的真实”而呈现给读者的。“改革文学”创作者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代言人，其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在大的时代变革中也异于从前。这从80 年代对于“改革文学”及其一系列讨论便可看出。“文艺应当与社会保持同步。当文艺显得有些落后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检查一下，它跟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大注意社会的发展给文艺带来了哪些冲击，提出了哪些要求，仍是按照自己过去多年形成的那一套办法、那一套经验，去从事文艺工作。这怎么能行呢？”而《新星》不单实践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虽然创作技法看起来单一，但实际上《新星》承载了太多意义因而文本变得复杂起来，更成为作者话语理想表达的载体。对于《新星》的解读我们有必要关注其修辞的处理。

首先，从题目上看，“新星”虽然在整个文本中没有作为某种核心意象而贯穿全文,但却充当了一种喻示的“身份”。“新星”不仅潜在地象征着李向南这一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改革者”形象，而更加蕴意着“改革”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的发展预示着一种光明的前景。同时，新的理想观念也伴随着“改革”悄然改变，其对新旧价值观念的指向十分清晰。而在文本之外，“新星”意义的延展也随处可见。例如在《新星》出版的同年展开的座谈会《当代升起的新星》，也在沿用“新星”这一表述。因而，“新星”这一含义不仅于《新星》文本内部葆有意义，更于时代中留有了无限意蕴。

在《新星》开篇的“引子”中，李向南在古陵县参观了一座古塔。根据小说后边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古塔共有五层，分别对应着史前文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期、商周时期，以及最后的唐汉元明清时期。李向南参观这座历史博物馆的顺序则是由下而上，由一层到五层。每高一层，其文明的展现则有了进阶意味。“在这种‘空间’转移过程中，潜藏着的赫然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时间意识。这样的一种进化观念支撑了‘改革’具有的一种普世性，现实改革不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必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一种空间叙事实际上是一种隐喻。而紧接着，我们发现，古塔上的这段历史隐没了清代以后的时间，一跃到了李向南所处的“当下”。这段刻意被模糊的历史似乎可以与小说中的一句话对应：“一千年以后，这一页或许也将陈列在这古木塔中……”这给了李向南的“改革叙事”一个神话式的起源：古陵的曾经是“灿烂”的，但古陵的“现代”是从这里开始的。“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这样的一种时空叙事给予了读者一种暗示，正如前文所述，柯云路在这里完成了对“改革”的全面升级，这种阶段性的“改革”已从恢复生产而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革新，其最终的指向是一种“现代文明”。然而这样的一种时空隐喻更同时预示着“改革”推行的艰难，文本此时与现实改革情状发生同构。

柯云路将李向南以“改革英雄”的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这样的一位政治型角色难免会有模式化的嫌疑，似乎李向南存在的意义完全是为了“改革”。但在《新星》的文本呈现中，随着柯云路对现实改革认识的深入，其在“改革”的二元对立中加入了各种填充，爱情便作为附属物被填充进来。李向南与林虹、顾小莉的情感纠葛，无形中成为一种三角关系，而这种关系实际上可以看作为一种政治解构。李向南的初恋林虹，在古陵县揭发官员走私犯罪而受到威胁，同时顾小莉作为省委书记的女儿、李向南政治敌手的侄女，其性格也让李向南颇为喜欢。在这样一种“刚正”与“世俗政治”间的选择,似乎也预示着李向南对于政治道路的选择。

《新星》在文本呈现出隐喻的同时，更多的应是一种“历史的提喻法”，“所谓‘提喻法’，就是以局部代替整体，被提取出来的元素自然是全部事实的组成部分，但它在被用来代表整体时，也对全部事实的复杂性进行了有效的规避”。这也是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中的换喻——“以部分代整体，局部代全部”，有一点类似于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典型”模式。李向南作为一个典型的“改革文学”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柯云路有选择性的叙述。柯云路中学毕业于北京著名的一〇一中学，这是一所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李向南的身份背景是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而来古陵的，他的父亲是原国家高级干部，现已退休（在《夜与昼》中有所体现）。李向南在改革实施困难时也是以自己“政治权力”辐射范围之外的身份向顾恒“求救”的，只因顾恒是其父亲的老朋友。可以想见，柯云路所在的中学校给予了他对于“改革者”身份的想象——这样一位有身份“背景”的“老三届”（按小说中的叙述推算）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其他还未获得“合法”地位的“改革者”。而李向南的“合法”身份不仅是他在1966—1976 年中行为的“清白”，更是他站在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这不仅是对顾荣等在1976 年后未获得“合法”身份的角色来说，更是对于李向南以其崇高的道德感对林虹进行价值说教来说的。李向南为“改革文学”实际上提供了某种“范型”，而据此“改革”被定义为一种可资查考的观念“真实”。对于李向南的典型塑造可以说是柯云路对于现实改革的一种沉重思考，他没有规避现实中的复杂情形，而是阶段性地揭示出“改革”所存在的问题。这种“提喻”在文本间展示的概括性能形成了一种张力，使得读者能够透过这种“典型”表层而把握更深层的意义。而这也是《新星》这一文本所展示的改革现状的微缩图的价值所在，“改革精神”也由此而呈现。

迎合“现实”或许是“改革文学”的创作初衷，但柯云路并非单单满足这一需求，他的创作不仅有着自己际遇的体现，更多的是柯云路自身对于文化的憧憬。在这样一个充满象征隐喻的文本里，对现实改革富有“史性”和文化寓意的描述同样也营构了一种别样的文本景观。这种修辞策略对于体现“改革精神”这一价值而变得更加富有深意。

三、结语

在20 世纪80 年代对《新星》的热烈追捧过后是对其冷静的反思，而某种程度上也是“改革文学热”的退潮。80 年代对于“革命话语”的驱除使得像《新星》这类的“改革文学”的话语实践最终湮没在时代话语之中。然而，柯云路对现实改革的沉重思考注入了文本以现实主义的维度，《新星》所带有的更复杂的改革叙事和以李向南为典型的角色塑造注定会在文学史间留有意义。正是这种“‘改革文学’所具有的浪漫精神，青睐于英雄的审美趋向，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范畴，古典悲剧成分与现代悲剧感的巧妙叠合，立足现实，带起历史又朝向未来的三维思想空间，给文艺现代化在新时期的选择，提供了可行途径。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滤掉题材光晕而看到的改革文学的又一重意义”。正如李向南此类的“改革者”在面对“改革”困境时所生发的踔厉的姿态，便是我们所说的“改革精神”的显现，而其悲剧的结局以及柯云路对现实的关注都使这种“改革精神”蒙上了某种厚重感和丰富的内涵。作为一种历史信念和“共同体想象”的现实主义叙事的历史范畴，“改革文学”不仅作为一种历史的承载，其呈现的“改革精神”更承担了大众对现代化现实改革的期望，这也是“改革文学”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李向南们的“改革时代”业已结束，当我们在讨论今天能否“承载起‘改革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突破‘我’的限定，参与到‘他人’对于自身历史、命运和共同体的想象”中去时，我们现在还是否能像“改革时代”的文学一样，重新激活当下对于“改革”的想象，而讲述新时代的故事。

①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见《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②③⑩ 柯云路：《新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第83—84页，第7页。

④ 署名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5月11日。

⑤⑨ 杨庆祥：《〈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第8页，第4页。

⑥ 樊洛平：《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考察与反思》，《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9期。

⑦ 董大中：《社会的发展与文艺家的天职》，《太原日报》1984年11月15日。

⑧ 吕文幸整理：《当代升起的新星》，《山西日报》1984年11月29日。

⑪ 孙伯、严芳芳：《〈我和我的祖国〉：历史的提喻法》，《电影评介》2019年第6期，第1页。

⑫ 席扬、吴文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⑬ 黄平、金理、杨庆祥：《改革时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