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50300）

我国的传统书写顺序是从右往左、从上往下的（即右行直下），极少例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书写习惯？笔者分析，这种书写习惯的形成，与最初使用的书写材料有直接关系。在最初书写时，古人所用的书写载体主要是竹简（北方也用木犊，但数量不多），竹简在加工时为求方便多纵向取材，为求平整多求狭长，狭长的竹简通常是单行书写，人在持狭长物体时多纵向，所以一路向下；又因为那时没有高桌或高几，只能左手拿简，右手书写，所以从右往左，由此形成了先上后下，从左到右的书写习惯。有人会说：竹简之前的书写载体是甲骨，甲骨已经是自上而下，自右往左，但是甲骨并没有纹理纵横之分。其实竹简未必晚于甲骨。人们在甲骨上刻字是对占卜内容的记录，商周时期把卜辞契刻在甲骨上，是为事后统计占卜是否灵验。《周礼·占人》云：“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尚书·金滕》记周公卜龟，事毕“乃纳册于金滕之匮中”，册字为象形字，即竹简。将卜辞记在竹简之上，应该是古代通行的方式。从常理推测，竹简或者木犊从取材方便、成本低廉，应更有实用的可能，只是竹简不易保存，目前没有考古证明竹简比甲骨更早。

在长期记录过程中，右行直下的书写习惯虽历经朝代变革、书写工具和材料的变化，但一直得以延续，最终形成了成熟的书写方式，成为中国传统的书写方式。

那么中文排版是何时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呢?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改变中国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书写习惯？

发生这一改变的时间在清末。甲午战争的失败，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认识到旧思想的腐朽，他们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目的是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彼时，革新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并深刻影响年轻一代。

这次运动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刊物为代表。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7年初，陈独秀受蔡元培邀请赴北京大学任职，杂志也随之搬到了北大，并改名为《新青年》，1918年1月（即第4卷1号）起，由北大同仁执笔，不再接受投稿，成为北大同仁刊物。《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进步知识分子们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冲击。《新青年》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后期更是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

《新青年》杂志一直坚持“世界的、自主的、进步的”原则，在文学方面对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翻译或介绍，它先后译介了比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印度的泰戈尔，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等。此外还陆续发表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沈雁冰、陶履恭等人的多篇文章。这些译介对于当时借鉴外国文学、促进文学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翻译和传播这些外来著作的时候，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发现，中文和英文（虽然有俄文译介，但大多是从日本和英美等国间接翻译，所以英文为主）在混排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文字方正，笔画多，自然占用的面积会较大，且是右行直下，而英文单词成长条形状，笔画简单，即使单个字母较小也能识别，排列成线形，左行横迤，两者从大小、形状、排列方向、阅读方向都不同，此外还引入了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乐谱、公式等各式新鲜事物，这些西方事物和中文固有的版式及阅读方式编排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混排的结果给读者造成了很大的阅读障碍。《新青年》的编辑们也曾对中文横排做过一些尝试，比如早在《新青年》早在第1卷第1号中，陈独秀翻译Max O’Rell的文章《Thoughts on Women》时就采用了横排。但是此时其他的中英文混排绝大部分依旧是采用中式传统的竖排，这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1917年5月发行的《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即本期杂志通讯部分第17页，北京大学钱玄同1发表了《与陈独秀讨论译音及其书写问题》一文。他在文中举例说明：“中文直下，西文横迤，若一行之中有二三西文，譬如有句曰‘十九世纪初年France有Napoleon其人’，则要‘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给读者在阅读时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该文末尾，钱玄同正式提出把汉语排版从竖排改成横排的主张。在文中，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定地主张中文左行横迤，他又从医学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肯定了“横行”比“直行”在读和写时的可行与便利。言语中透露着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的紧迫感。钱玄同的急切心情得到陈独秀支持：“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

1917年7月发行的《新青年》第3卷第5号上，即本期杂志通讯部分第11页，钱玄同为了阐述和推行汉字“横行”的主张，公开发表了通讯《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一文，他提出了十三条意见，第十二条提出“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意见。陈独秀同期回复：“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劝鲁迅“做点文章”，他自己曾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于是才有了后来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的《狂人日记》，从那时开始，鲁迅才正式启用鲁迅的笔名。在这次见面时，钱玄同给鲁迅送去近期部分《新青年》，并告诉鲁迅说，《新青年》将要改成横行印刷。这一想法得到了鲁迅的支持。

1917年8月，他再度在《新青年》发文督促主编陈独秀道：“独秀先生：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钱玄同文中提到，《科学》（以留美学生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镌为核心的介绍西方科学、数学等知识的杂志）和《观象丛报》（教育部中央观象台主办的天文类杂志）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他振臂直呼：“《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应该“赶紧实行去做”，同时拿标点符号和阅读习惯举例进行了阐述。陈独秀的回答则是：“玄同先生：《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的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可见陈独秀对此事并没有表现得像以往那样积极，而是将没有执行的事情推给了“发行部和其他社友”。（《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

在这个过程中，钱玄同作为改革的先锋，其表现激烈，曾遭到谩骂。有读者注意到了他的全方位的“激烈”，之所以说“全方位”，是因为对于中文的全面改革。一是提出“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的观点，喊出了“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的口号，二是对提倡白话文的坚决，甚至激进，三是书写方式的变革。读者用“骇人听闻”作为痛骂之词，认为这类改良有“媚外”的嫌疑。

但是同行中的权威人物胡适对中文改为横排表示反对。胡适其实是一个思想非常进步的人物。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胡适和陈独秀是进步的旗帜，尤其是在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这个大的语言现代化潮流中，胡适是闯将。但是关于汉字的书写问题，胡适则认为不必急于改。他说：“新青年用横行，从前钱玄同先生也提议过。现以所以不曾实行者，因为这个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通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从1917年7月钱玄同提出中文横排的提议到1918年8月胡适第一次否定回复，钱玄同鉴于胡适当时的影响力，没有他的支持，《新青年》很难在此方面有所改变。主编陈独秀的态度也暧昧不清。钱玄同只能选择妥协：“惟《新青年》尚未改用横行的缘故，实因同人2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尚未能一致。将来或者有一日改用，亦未可知。”在文中可以看出钱玄同的无奈，尚存的一点点希望。但是妥协的结果就是《新青年》杂志依然是一期一期地竖排着，失去了带头改革的机会。

1919底，钱玄同求助于陈大齐，再度搅起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因为他知道“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他请陈大齐将两人谈话时说过的生理科学写成文字发表出来。陈大齐从生理学视角出发，说明看横行比看直行便利，说得相当透彻，也十分生动。

尽管钱玄同和陈大齐的论述有严谨的科学依据，但“左行横迤”没有主编陈独秀和文学大咖胡适的支持，仍然难以兑现。该遗憾一直到1926年7月《新青年》停刊也未能实现。作为当时最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从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到句读的从无到有，引领了时代，也改变了国人几千年的写作习惯、阅读习惯。在整个过程中，钱玄同作为左行横迤的坚决推行者，本人和志同道合者多次公开发表文章，从生理角度、阅读习惯、经济性等多个角度阐述了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必要性，但是《新周刊》的决策者们在这一事上则一直坐而论道，或认为是“小节”，而终究未能实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其实，即使《新青年》从钱玄同呼吁就改为竖排，依旧不会成为我国最早采用横排格式的刊物，因为当时的《科学》由于主要是登载自然科学文章，介绍西方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算式、公式、方程式等，这些内容都是自左向右横行的，所以从创刊（1915年正月）开始就采用了横排，是我国最早采用横排格式的刊物。之所以讨论《新周刊》竖改横的过程，主要是因为它集中反映了改变过程的艰辛。几千年的历史惯性力量太强大了，如同鲁迅所说过的那样，“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何况是要改变数千年来形成的习惯。改革在很多时候，除了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内部力量才是自我革新的决定性因素。

解放后，陈嘉庚在1950年6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将中文统一改成从左向右横写的提案。时任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的叶籁士对于中文横写奔走相告，反复说明文字横排的好处，郭沫若、胡愈之、叶圣陶等人也很快撰文，从生理角度、中英文编排、纸张利用率等方面进行阐述，均表示赞同和支持。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首次将文字全部改为横排横写，并刊登文章说：“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发展趋势。”到1955年11月，中央级的17种报纸已有13种改为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从此以后，全国相应，标志着中文从竖排正式变为横排。

注释：

1.钱玄同（1987-1939年），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2.《新青年》原书写为“同人”，而非“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