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

一

用漫长时间阅读、总结一本书值不值得？对于写作者来讲，肯定会有不同看法。很多年前有一位作家跟我讲，他不会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啃”那些所谓的经典，那会浪费太多的写作时间，他坚定地说：“我不会让别人的马蹄来践踏我的疆域。”这位作家还说“阅读过量还会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会影响自己的写作姿态，这就犹如马拉松长跑，必须自己跑，不要看别人，只要看了别人，就会影响自己，不能让他人的速率、频率影响自己的步伐，影响自己的节奏感。”这话讲得有道理，我曾经认可这样的理论，后来又否认这种说法。还是应该阅读的，因为阅读可以让自我疆域更加辽阔，不怕践踏，内心更加坚强，只要自己疆域足够夯实、坚硬，所有的践踏其实都是欢快的鼓点。

二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和他的长篇小说《修道院纪事》，这个人和这部书对我来讲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阅读马拉松”。

首先要追溯十多年前一个“偶发事件”。那年我接受一个任务，为获奖作家撰写颁奖词，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动作”，我在手足无措之时想到了“诺奖”颁奖辞，于是开始找寻、借鉴。我在1981 年的时候花费2.64 元买过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那年我工资11 元，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与“诺奖作品选”同时翻找出来的，还有蒙上时间灰尘的《修道院纪事》。

我很用心去写颁奖词，因为写得过于“欧化”，没有被主办方面完全采用，只保留了个别词句。但意外收获的是让我重逢葡萄牙人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这本书我1999 年就有了，当时看不下去便将它束之高阁。那天我把萨拉马戈“请出书柜”，打扫干净书上的灰尘，重新端详它。时间的尘土并没有改变它的模样。它依旧近在眼前、远隔千里。那次机缘之后，我又开始阅读《修道院纪事》，还是看不下去，无可奈何地再次放下。

从2001 年开始至今，我阅读的时间比写作时间要长。除了阅读国外经典作品，也有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为《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作家》《文学自由谈》《大家》《作家》以及地方报纸写过很多阅读笔记。

重读萨拉马戈之后，曾在《文艺报》写过《修道院纪事》的阅读笔记。现在回想起来，《修道院纪事》应该有前后三次的断续阅读过程。

说起这些零零碎碎的阅读往事，想要阐明一点，走近任何一位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都会有着某种意想不到的“铺垫”。

三

我阅读的《修道院纪事》版本是著名翻译家范维信先生翻译的。范先生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做的是“译审”工作。他还曾经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葡文本的定稿人。

因为最初读不下去《修道院纪事》，我改变策略，先去读翻译家的翻译心得。如今回头再看这样的方法，倒是很有帮助，这是走近“经典作品”一条非常有效的阅读通道。了解译者的内心历程，对于理解经典作品非常重要。因为我不懂外文，我是通过翻译家走近外国作家作品的，所以我要首先走近翻译家。范先生是翻译大家，他翻译的《修道院纪事》这本书，让他得过首届“鲁奖”翻译奖。

范先生翻译这部书之前，是与作家本人见过面的，他也去过故事发生地，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马芙拉修道院，而这一切都是在萨拉马戈获奖之前。那时候范先生去葡萄牙，有评论家问他想见哪个作家？对方不等他回答，紧接着讲你应该见一见萨拉马戈。后来范先生果然见了萨拉马戈，那时候萨拉马戈距离获得“诺奖”还有好几年的时间。

范先生翻译《修道院纪事》，颇有“逼上梁山”的意味。那年他在澳门一次活动中，有记者提问，你下一步想要翻译哪个葡语作家的作品？范先生一时激动，脱口而出要翻译《修道院纪事》。但当时他还没有动笔，甚至没有进行任何准备。可是面对那么多的新闻媒体，话已经说了，那就必须进行了。

《修道院纪事》是一块“硬骨头”，大量宗教典故还有历史事件翻译起来非常艰难。通过了解翻译家的翻译感言，知道了我读不下去的原因。同时也有心得，阅读经典作品要找到有效的支撑。经典作品犹如高山，要有攀登的支撑点。《修道院纪事》的“阅读支撑点”，就是给萨拉马戈的“诺奖”颁奖词：“他那为想象、同情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触动我们，使我们能再次体悟难以捉摸的现实。”

提到“诺奖”，有的将它捧上天，有的则是踩入地。我觉得还是要公正客观看待“诺奖”。从1901 年“诺奖”设立以来，尽管这个奖项有许多遗憾，比如托翁，比如卡夫卡，还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以及易卜生等都没有获得过这个奖项，但从世界性影响来看，“诺奖”还是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虽说与日俱升的“布克奖”更具有文学性，更有良好的文学质地，但毕竟局限于英语创作，况且在世界范围内的民间影响力上也还是不如“诺奖”。

因为有了实实在在的“阅读路径”，接下来再读《修道院纪事》，感觉精神上不再漂浮。我想这是翻译家的功能，是颁奖词的协助。

多与翻译家交谈很有帮助。记得那年在北京开会，恰好与翻译大家赵振江先生邻座，他是“北大”西语系的主任。因为我写过墨西哥诗人帕斯言论集《批评的激情》的读书笔记，而帕斯的这本书就是赵先生翻译的，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聊了起来。与翻译家聊天很受启发，比如我在读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时，曾经对小说中出现的“佩德罗”和“堂佩德罗”搞不清楚，第一次阅读的时候迷迷糊糊地以为是两个人，后来再读、再仔细对比，原来是一个人，那为什么称呼不一样呢？与赵先生聊天中我恍然大悟，原来加上一个“堂”字，是代表对人物的尊称。那天赵先生旁边还坐着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俄语翻译家刘文飞先生，只是没有跟刘先生进行交流，现在想来有些遗憾。刘先生也是翻译大家，他在俄罗斯得过奖，普京给他颁发过友谊奖章。

多与优秀翻译家交谈、沟通，对阅读外国文学有极大的帮助。天津也有一位俄语翻译家谷羽先生，我与他交流过，也是很受启发。

四

如今仔细回想起来，之前读不下去《修道院纪事》，是因为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一个自然段有时长达几页，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还大量使用分号。这一点倒是不觉什么，因为我写小说，节奏也是缓慢，没有惊悚情节，喜欢平铺直叙，也是特别爱用逗号，所以对这样的叙述方式倒是有一种潜在的亲近感。我曾模仿过这部小说中“大鸟”情节写过中、短篇小说。把这个能飞的大鸟移植到人物身上，非常有趣。直立行走的人与飞翔的鸟儿之间，总是有着太多的联想。人是“走”的，神是“飞”的，让人“飞起来”是非常好看的一件事。

造成阅读《修道院纪事》障碍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找到“阅读把手”，当然也就找不到修道院的大门在哪里。如今想来，“诺奖”颁奖词中的三个关键词“想象力，同情心，反讽”，就是拉开修道院大门的“把手”。

在触摸“把手”之前，还是先看看萨拉马戈的“人生考勤簿”。

萨拉马戈1922 年出生在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地区阿济尼亚加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 岁成为锁匠。直到37 岁才开始成为出版社编辑，工作了12 年。1975 年因为政见分歧，辞职失业。1976年写了一本旅游书《在葡萄牙旅行》，随后成为葡萄牙为数不多的职业作家。因为一本旅游书而走上职业作家之路，放眼世界似乎真的不多。这本旅游书我没有看过，以后会找来看一看，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竟让萨拉马戈走上职业作家之路。除了锁匠、编辑之外，萨拉马戈还当过汽车修理工人、绘图员、社会保险部门职员。可以说，他是“彻头彻尾”的普通人，丝毫看不出来“伟大”的样子，但我们细想，“伟大”就应该这样，并非高高在上，应该永远与大地、生活紧密相连。

萨拉马戈在成名之后，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曾经真诚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孩子，少年时代在公共图书馆里与文学相遇，从此走上了创作道路，写作于我而言，就如同做椅子。

他的人生态度，低调而谦逊。

萨拉马戈的“低调而谦逊”还有例证，他生前曾在不同场合讲过，卡夫卡、博尔赫斯、佩索阿才是二十世纪精神的作家代表，至于他本人“不值一讲”。他在1998 年获得“诺奖”后，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获奖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可能。

了解作家人生经历、人生态度，然后手中再握有“阅读把手”，这应该算是走近经典作品的“外部环境”吧。

五

阅读《修道院纪事》，除了拥有了“外部环境”，最需要的应该是身心的宁静，要有充足的耐心，因为书中太多的宗教典故以及宗教典故式的幽默，按照我们惯常的阅读方式，肯定会阻碍阅读的顺畅。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宗教裁判所的历史背景，比如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马芙拉修道院”建筑过程为背景的书写，比如经常出现的诸如“七个太阳”的人物别称……还有就是叙述上的平静沉闷，没有节奏上的起伏，所有的阅读惊异都来自于阅读过程中的耐心捕捉。另外还有叙事中人物对话，除了没有冒号、没有引号、没有分行，还没有另起段落，语态也没有任何的变化，都是平展的叙述。稍微有一点心浮气躁，就会走入“阅读岔径”，精彩就会悄悄地滑过去，甚至再也找不到了。

用最简洁的话语写出故事大纲，也是好办法，心里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修道院纪事》是关于一位叫巴尔塔萨尔的残疾士兵和一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布里蒙达之间的奇特的爱情故事，他们遭受的宗教社会扼杀人性的悲惨境遇；另一条线索，是一位国王为得子嗣还愿而大兴土木修建雄伟修道院的故事。

萨拉马戈自己也讲过，他的小说写了十八世纪葡萄牙残酷的历史现状。有的评论家则认为，这部小说其实影射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葡萄牙社会的种种弊端。所以这部小说没有将故事图景局限在修道院里，而是展现了修道院外广阔的社会人生。

心中清晰了，再去研究三个关键词语，也就是“阅读把手”——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讽。

想象力的明显特征就是“意外”。没有“意外”的想象力，是平庸的想象力。萨拉马戈的想象很是“意外”。例如，书中一位叫洛伦索的神父，要把大鸟（一种代替风力的机器）拉到海边时，神父忽然看见“机器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便到了海边，似乎太阳在拉着它”——“太阳在拉着它”。还比如，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在庄稼地里相爱，巴尔塔萨尔趴在布里蒙达的身上，幸福的布里蒙达看见天上所有飞过的东西，都是“心爱人巴尔塔萨尔的身影”。这样超凡的想象在书中有着太多、太多。比如最后布里蒙达寻找失踪的巴尔塔萨尔，空间和时间都失去了意义，“衡量一切的尺度变成了下雨、烈日、下雹子、好走的路、难走的路、数以千计的脸、无数张脸……”等等，不胜枚举。

其次“同情心”。巴尔塔萨尔出场时，萨拉马戈是这样为男主人公设计的：从战场上下来的巴尔塔萨尔，是一个失掉了左手的可怜的士兵，他千里迢迢地来到了里斯本。战争结束了，双方交战国的国王同时顺利登基了，士兵们没有用了，尤其是残疾的士兵，更是无人过问，他们成了社会的遗弃物。巴尔塔萨尔只想拥有一份真挚的爱情，可是当他遇上心爱人布里蒙达的时候，却又是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场合（一百多个“罪犯”将要被执行鞭刑、绞刑和火刑的场地）：布里蒙达的母亲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布里蒙达远远地通过心灵来与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此时巴尔塔萨尔站在了布里蒙达身边，或者说他爱上了这个同样可怜的姑娘。当他们并排离开行刑场地时，周围都是欢乐的人群，这对恋人和所有人一样“鞋跟上粘着黑色的人肉留下的黏黏的尘土和烟垢”。还有一段情节，也非常震撼，或者说是来自同情心的震撼。在写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结婚时，他们没有在教堂举行仪式，而是自己举行了仪式——新娘布里蒙达“用处女膜破裂的血，在昏黄的油灯下，在空中和他的身上画了十字”，从而完成了圣事。当时宗教规定非常残酷，比如赎罪者首先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男子要承受鞭子的抽打，鞭梢上挂着带玻璃碴的硬蜡球。书中还有许多令人心痛的情节，无不展示着作家的同情心。

最后是“反讽”。《修道院纪事》开篇便是反讽。王宫里没有王子，但满大街上都是王室的私生子，甚至到了“成群结队”的地步。国王的女人为了生下王子，只能在国王下床后，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等待着体内的“生命结合”。尽管如此小心还是不能生下王子，为何？随着叙事的进程我们知道，因为“道德顾忌”，导致王后不能产生“生命结合”的液体。威严的宗教使得王室高高在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同样又因为威严的宗教，使得王室面临无法延续的尴尬。

书中还写道，里斯本到处都是小偷，小偷对上帝充满坚定不移的信仰，但夜幕降临就去抢劫教堂，而且心狠手辣。还有最先洞察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爱情的神父洛伦索，为了把他的机器（大鸟）做好，悄悄地找到巴尔塔萨尔，想要巴尔塔萨尔做他的助手，巴尔塔萨尔把残疾的手臂伸出来，洛伦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悄悄地说“上帝也是一个断臂者，也没有左手”，随后又说，正是因为你的假手（铁钩子），才可以做这份工作，才能摸那些火红的铁块，肉手还做不来呢，我们需要这样没有手的人，越多越好。

《修道院纪事》整体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的“寓言风格”，但这种寓言不是在天上凭空而得，而是在具体真实生活中变幻而来的，萨拉马戈笔下的故事，肯定是有“故事原貌”的，比如书中的马芙拉修道院就是确实存在的。

许多作家的虚构，其实来源是真实的，有现实的原形。有的作家甚至直接把历史事件拿来当做“故事发酵剂”。比如美国作家唐·德里罗的长篇小说《天秤星座》，就是由肯尼迪总统遇刺这件真实事件引发而出。当时德里罗去爱尔兰，在玩一个“刺杀肯尼迪”的游戏时，他忽然发现在那个临街仓库窗户里向大街上开枪，子弹不可能打到总统，尽管这个游戏场景完全按照当时官方说法复原，但真实情况是不可能完成刺杀。所以德里罗在这个“真实事件”基础上，写出了一部具有“无限可能”的长篇小说。

六

梳理清楚作家写作风格产生的缘由，对于理解作品有很大帮助。一个作家作品风格的产生，永远有着内因和外因。

作家得有想象力，这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也应该具备的本领，美国最傲慢的作家杜鲁门·卡波蒂，也就是那个写出了《蒂凡尼的早餐》和《冷血》的作家，他在谈到“想象力”时说过，“应该是具有关于透视、影调的诸般法则，应该像绘画和音乐一样。”萨拉马戈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让他具备了丰厚想象力的基础。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丰富生活经历的人，一个整日躲在屋子里的人，可能很难拥有丰厚的想象力。作家必须拥有直面现实的能力，即使书写历史题材，也永远不会躲过“现实的观照”，不会完全脱离作家生活的现实根基。

继续翻看萨拉马戈的人生履历，会发现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影响。他自己曾经深情地讲过，他的祖父生病，自知生命不会太长，去医院之前，与门前、门后所有的树进行告别。这感人的场景让幼小的萨拉马戈印象深刻，到了老年还经常回忆起来，不断向别人讲述祖父当年的柔软。所以看萨拉马戈的作品，会非常容易地发现，在那坚硬的叙事姿态下，语言的缝隙中有柔情的东西在里面。在世的时候，萨拉马戈曾经说，假如我死了，希望有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他对此进一步解释说，尽管我本人得到了幸福，但不能忘记其他人的痛苦，尤其是贫穷和剥削造成的痛苦。同时他也有悲观的情绪在里面，他讲有些事情应该改变，但改变事情的进程困难重重。

所以他的小说呈现反讽风格，是与他的同情心有着密切联系的。既然深切同情下层人民，肯定有着对不公正社会的反抗。但是反讽并不仅是“语言的喧哗”，也不仅是“修辞的锐利”，也隐藏在文本之中，隐藏在小说情境中，隐藏在人物精神上，隐藏在“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甚至隐藏在结构之中。

七

从作家的外部世界寻找原因，也是一个很好的阅读路径。萨拉马戈尊敬的三位作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能够从他作品中看出三位作家的影子。

卡夫卡。别具一格、不可捉摸的思想，蕴含在简单平淡的语言之中和多层交织的艺术结构中。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从来没有传统认知上的和谐，他的美学模式也是悖谬的。阅读卡夫卡的小说，永远让人无所适从，“荒诞不经”四个字永远在他小说上方飞舞。他小说里的世界永远是非理性的世界。按照卡夫卡的风格，再看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真的能够看到卡夫卡的影子。萨拉马戈是一个讲真话的人，他没有说谎。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是幻想美学大师。萨拉马戈对于真实马芙拉修道院的“文学幻想”也是令人赞叹的。

最后一位就是费尔南多·佩索阿了，他是与萨拉马戈同属一个国家的大诗人。佩索阿以“创造”性格闻名葡语文坛以及世界诗坛，是“普世主义”诗人，他的世界观受到东方及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尤其是受到中国老子、庄子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玄奥和禅学的思想，也是一位内心矛盾的诗人。

相比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佩索阿更具特点。

佩索阿童年在南非度过，接受英语教育，后来回到里斯本读文学，两年后辍学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从事翻译和写英文、法文通讯稿。我们通过仔细比较萨拉马戈与佩索阿的经历，能够看出来他们具有极为相仿的地方。也就是在成名之前，全都过着平凡的日子。坦诚地讲，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佩索阿的诗歌作品，买了两本佩索阿的诗集，我想大概不会比阅读《修道院纪事》轻松吧。借助萨拉马戈，再反过来思索佩索阿，也会有相同的帮助。找到两个相同风格、互有关联的作家，在比较中阅读，也会带来有益的启发。这也是我在阅读萨拉马戈作品进程中的“意外收获”吧。

阅读萨拉马戈作品需要“联想的力量”。除了联想他所尊敬的三位作家，从全局上去认识，也还要从局部去认识，去联想。

譬如关于巴尔塔萨尔的别称“七个太阳”的缘由，萨拉马戈并没有任何交代，从人物出场就是这样命名，始终不给解释，由你自己去解读——莫非给予洛伦索神父那只大鸟力量的“太阳”和巴尔塔萨尔的别称有关联？因为尽管洛伦索神父有国王神圣的命令，可以做各种试验，但最后给予他力量的，并不是国王，还是“太阳”。当然，也有可能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因为中国神话传说中有“后羿射日”，不过那里面是九个太阳，这个人物是“七个太阳”。当然这都只是猜测，不敢贸然确定。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当然也只是不准确的猜测，萨拉马戈也有可能受到福克纳的影响。从年龄上分析，福克纳比萨拉马戈年长。有着时间上的可能性。另外福克纳获得1949 年的“诺奖”，萨拉马戈是1998 年；福克纳作品“既有现实主义具象的逼真性，也不缺乏现代主义想象力、穿透力与悲观主义”。这样的评判放在萨拉马戈作品特别是《修道院纪事》上，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福克纳作品也与宗教、历史、名人密切有关，譬如《押沙龙，押沙龙》书名，出自《圣经·旧约》中的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喧哗与骚动》出自《麦克白》中的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福克纳作品喜欢用历史与经典做精神的“托物”，萨拉马戈也是这样，甚至萨拉马戈所崇拜的佩索阿也是这样，在他们之间能够非常顺利地找到一条内在的精神联系。

萨拉马戈说到他所佩服的人时，怎么没有说到福克纳呢？莫非是因为二人获奖时心态不同的缘故？福克纳获得“诺奖”时过于激动，他坐在椅子上，据说由于精神紧张，竟然忘了站起来，最后是瑞典国王走到他身边去颁奖，而按照颁奖仪式，获奖者是要走上前去的。还有在致答谢词时，福克纳声音很小，在场的人几乎听不到，据讲也是由于紧张。由于我们没有听过福克纳的讲话，所以只能这样猜测。

而萨拉马戈对于获奖则是表现得无所谓。当然这样的猜测依然只是个人的猜测，是阅读时的一种自我联想，没有任何依据。丝毫也没有贬低福克纳的意思，这样的联想，只是对事情的一种陈述。

八

萨拉马戈2010 年以88 岁高龄去世，葡萄牙政府不仅为他举行葬礼，还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全国哀悼日，称其为“伟人”，和“葡萄牙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他的1982 年出版的《修道院纪事》，据讲仅是葡萄牙语就已经出版了20 多版。他的作品在世界上40 多个国家以多种语种出版。比如中文版的《死亡间隙》《洞穴》和《石筏》。萨拉马戈一生创作了数十部小说还有其他文学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总销量超过三百五十万册。

萨拉马戈是一位谦逊、平和、温善的人，还是一位善于学习别人经验的人。他另一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就是学习了“卡夫卡式”的笔调，这部作品与《修道院纪事》齐名。“失明症”和“复明症”两部长篇，我都有，就像早先阅读“修道院”一样，还是看不进去，大概也需要一个漫长的阅读时间吧。

有意思的是，萨拉马戈把作家分成两种，一种是供读者消遣的作家，另一种是具有“思想”的作家。萨拉马戈应该是后一种作家。因为他是一位具有“重塑历史”壮志的作家。

在致敬萨拉马戈的同时，阅读者也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要明白为什么阅读经典。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提升阅读品质；对于写作者来说，除了学习、借鉴之外，重要的还是尽快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文本意识。

阅读、学习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应该避免“邯郸学步”。我特别赞同余华观点。余华在日本宣传《兄弟》时接受日本记者采访，余华说他初期学习写作时，曾经认真阅读、模仿川端康成。日本记者不相信，认为川端康成小说优美，而余华的《兄弟》有些粗俗。余华回答，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就好比阳光对树木产生影响一样。重要的是，树木受到阳光照射后，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阳光的方式成长。

阅读经典作品的意义——最终要以自己的方式成长，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这个世界，这才是阅读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