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363105）

短篇小说《民间音乐》发表于1983年，是莫言最早受到文坛瞩目的作品。孙犁先生当时指出，小说的手法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瞎子的形象也“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1本文尝试追踪莫言早期的创作生涯，发掘《民间音乐》艺术至上主题形成的内在逻辑。

一、莫言早期的小说创作

莫言于1976年参军入伍，一个主要动机是能吃饱饭。到1981年发表小说《春夜雨霏霏》之前，他已经在山东黄县、河北满城等地服役超过5年，虽然在部队里刻苦自学，甚至担任过文化教员，终因学历较低、年龄较大等缘故，始终不能提干，面临着复员退伍、回乡务农的黯淡前景。小说的发表为莫言争取到了时间，他抓住机遇、再接再厉，在随后一年里又发表了《丑兵》《因为孩子》两个短篇，“遣返回乡的警报终于解除了”2，1982年秋，莫言成功提干。1983年，新作《售棉大路》得到天津《小说月报》的转载，此前，莫言的小说仅见于保定文联主办的《莲池》双月刊。以上四个作品，勾勒出莫言早期小说创作成长的轨迹，构成了《民间音乐》的创作前提。

它们都取材于农村或军营生活。

《春夜雨霏霏》以类似书信的第一人称，表达了一位军嫂对驻守荒岛的丈夫的深情告白，她对家庭的奉献和牺牲，今天读来仍有感人之处。《丑兵》的主人公是农村士兵王三社，他因为相貌普通遭到排长轻视，被战友谑称为“卡西莫多”，失去了很多上进机会，王三社没有自暴自弃，养猪之余坚持文学创作，还主动请缨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不幸触雷后，王三社救下了嘲弄过他的受伤战友，自己却伤重不治。《因为孩子》写两户农民因为小孩之间的打闹而结怨、又因为其中一个孩子落水遇险而和解的过程。《售棉大路》写杜秋妹等四位青年农民连续两个昼夜风餐露宿排队售棉的经历。

从中可见莫言早期创作的特点。

它们落后于同期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潮流，艺术资源主要来自“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其中，《丑兵》在普通士兵身上发掘英雄光辉，借鉴了茹志鹃《百合花》、王愿坚《一根火柴》等军事题材短篇小说以小见大的范式，《因为孩子》在家长里短中见出新农民风貌，延续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准《李双双小传》等农村题材短篇小说轻松欢快的风格。和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作品如徐怀中《西线轶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或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何士光《乡场上》等比较，差距是明显的。

它们在取材方面比较依赖于作家自身的生活。《春夜雨霏霏》写军嫂“兰兰”思念守岛丈夫，就取材于莫言和妻子杜勤兰的婚后生活。《售棉大路》中“杜秋妹”等青年农民排长队售新棉的艰辛历程，素材也来自莫言夫妇婚前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的见闻。

从小说的文体功能来看，它们从主观的抒情、说理明确转向了客观的写实、叙事。在《春夜雨霏霏》中，作家尝试为军人的妻子代言，通篇以抒情为主，绵绵的情思浓到化不开。莫言多次提到，自己因为相貌丑陋曾备受嘲笑欺凌，所谓相貌丑陋，融合了因为成分不好而被迫辍学、过早务农、参军受阻等创伤记忆，是他孩提时代在饥饿之外还感到孤独的重要原因。被群体排斥的遭遇，在军营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因为只有小学肄业的学历，无论莫言多么追求进步，也无望提干。在《丑兵》中，莫言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农村士兵王三社的形象，出于一抒块垒、为己正名、渴望认同的强烈动机，还让王三社在上战场前发表了一通关于心灵美的滔滔雄论。兰兰的雨夜深情告白固然真挚动人，王三社关于美与丑的辩证固然有理有据，却都不是小说的本色当行，情理必须让位于特定环境中的人事。在摒除这些情感泛滥、抽象说教的成分之后，《因为孩子》尤其是《售棉大路》的面貌出现了明显的改观，能够在设定的有限场景中，集中描写人物的外貌、语言、行为、心理等丰富的细节，通过它们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就小说的文类重心而言，它们逐渐从高度戏剧化、封闭式故事情节的虚构，转向对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对日常生活的如实再现。《丑兵》和《因为孩子》的尾声都出现人物牺牲或濒死的情节，它们要么作为故事的高潮，用来升华主题，要么作为情节的突转，带来悲喜震荡，似乎非如此不能够解决矛盾、完成叙事，呈现出高度戏剧化的面貌。《售棉大路》摆脱了这种必须在有限时空里达到高潮、带来震撼的戏剧化强迫症。四位青年排队售棉的故事中出现过一些小插曲，但都波澜不惊，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波”。小说坚持写实、叙事从容，把握改开之初的社会心理比较到位，四位青年农民也能写出个性差异，开放式的结局更有一种轻松明丽、余音袅袅的艺术效果。

为了摆脱叙述的主观色彩，增强小说的似真幻觉，它们特别留心于叙述者的设置和叙述时人称、视角、知阈的选择。在四个短篇中，莫言主要尝试了第一人称人物视角的有限叙述、第三人称上帝视角的全知叙述两种方式，已经可以摆脱机械单一的固定视点，灵活出入于不同视角之间。

它们也开始追求比较多样的语言风貌：《春夜雨霏霏》中的情丝绵软柔美，句繁词丽；《丑兵》中的情怀磊落郁塞，色调斑驳；《因为孩子》中的人物对话利落明快，具有生活实感；《售棉大路》中的叙事语言从容周致，饶富牧歌情调。

总之，这时的莫言，已经能够写出《售棉大路》这样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的小说。农民售棉的确遇到了困难，但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视并且及时解决了问题，而且人物各具个性、细节丰富真实、基调乐观明快。然而，《丑兵》中那种表达自我的强烈冲动，也被完全压抑了。是在接下来的《民间音乐》中，莫言初步实现了客观写实与主观表达之间的平衡。

二、《民间音乐》的艺术主题

对于莫言来讲，参军使他走出农村、吃上白面馒头，写作帮他提干成功、继续留在军营。在他已经获得体制接纳、取得创作资格之后，有必要反思一下过去那种急功近利的文艺观了。为此，莫言创作了以艺术至上为主题的小说《民间音乐》。

经过数年农业改革，中国农村从多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八隆河畔的马桑镇上，从春到秋的半年时间里，政府投资建设的公路、工厂已经陆续完工、即将投入使用，而石油开发马上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得风气之先的私营业主们依托传统集市，纷纷开办酒店、茶馆、饭铺、小卖部，服务对象由赶集的农民转向筑路的工人，营业时间也相应调整，先是突破了集日的限制，继而推出了夜市。马桑镇就像《丰乳肥臀》中的大栏镇一样，正在从一个农村集市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工商城市。

马桑镇民已经不用操心衣食温饱问题，然而，他们在小农经济中养成的一些狭隘意识、保守思想，也要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冲击与考验。小说首先虚构了茉莉花酒店的女老板花茉莉的形象。她年轻貌美，而且集同情弱小的传统美德、灵活精明的商业头脑、先进女性的自主意识于一身，在马桑镇上可谓鹤立鸡群，但也有些落落寡合。她与前程大好的丈夫离婚，理由是“副科长像皇帝爱妃子一样爱着她”，言下之意，她的价值不止于美貌，她的追求不限于家庭。在普通镇民看来，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好丈夫，婚后相夫教子，做一个贤妻良母，这就是天经地义。花茉莉视若等闲的“休夫”行为，给他们带来强烈的震撼。不仅如此，她也不像古来弃妇那样，自怨自艾之余更加严守所谓贞节，反而泰然自若地打开门户、当垆卖酒、迎来送往。面对如此出格行为，马桑镇民们无法理解、彻底失语了。其中的泼皮无赖三邪，在欲望的支配下垂涎花茉莉的美色而不能得，于是蛊惑镇民们群体围观所谓男女私情。当小说写到镇民们透过门缝墙头、登上河堤高处来窥探他人隐私时，已经与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母题相遇，并由此表达了小说的第一层意思：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亟需重建。

莫言将建设精神世界的使命赋予了文艺。为此，他塑造了一无所有、四海为家却痴迷艺术的民乐演奏者小瞎子的形象。精神疾患在马桑镇民中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等。三邪的泼皮无赖最为明显，次要一点如方六的瘸腿、黄眼的隐疾、杜双的麻子等生理的缺陷，都暗示着某种心理的疾患，比较隐晦的是花茉莉那略带斜视而倍添妩媚的眼神。是她灵心善感、慧眼独具，最先“被小瞎子那不凡的相貌触动了灵魂”，也是她创造条件、提供舞台，让更多的人从只能“欣赏畸形与缺陷”的精神泥沼中脱身。不过，花茉莉也有“风流刻薄，伶牙俐齿，工于心计”乃至睚眦必报等“令人望而生畏的”一面。小说用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描绘小瞎子使用洞箫、二胡、琵琶等乐器演奏民乐时创造的非凡审美意境，也不吝笔墨夸张其神奇艺术效果：“这声音有力地拨动着最纤细最柔和的人心之弦”“有一股甜蜜的感觉在人们心中融化”，它不仅使花茉莉眼睛迷离、面如桃花、泫泪欲滴，渐渐地多了温情、少了刻薄；使“好奇心极重，专以搬弄口舌为乐”的妇女们“眼泪汪汪，如怨如慕”，惟愿小瞎子和花茉莉早结良缘；使悠闲的酒客和下班的青工像铁屑被磁石吸引一样，为之不分昼夜、不舍远近地神魂颠倒着；也使唯利是图的小买卖主们为之动容失态；使心术不正的三邪大眼圆睁。小瞎子演奏的音乐，洗涤、充实了马桑镇民原本荒芜的精神世界。在镇民们心中，他也从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埋汰、猥琐、可怜形象，一变而为掌握法器的魔鬼一般“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人物”。《民间音乐》对于文艺功能的理解，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人心”论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中找到思想的源头。但是，对于莫言来说，净化不仅针对接受对象，更要首先指向创作主体。

对于创作者来说，如果仅仅将艺术视为实现美食、美色、金钱、名誉等个人物质欲望的工具，为了迎合政治或市场、权力或金钱的需要，而陷入自我重复、沦为技术匠人，那么，终有一天，那些曾经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文艺作品，艺术魅力会流失殆尽，创作者自身也会被他试图依附的势力抛弃或吞噬，这是每一位艺术家需要面临的风险。正是在这里，莫言借小瞎子的故事，首先“净化”了自己“利欲熏心”的创作动机。有花茉莉体贴地照顾日常生活，有马桑镇民拥趸般的热情期待，小瞎子得以大显身手，无所保留地演奏了所有拿手的曲子。然而，箱底很快就被掏空了，小瞎子陷入重复演奏有限曲目的困境，为此“满面羞愧”“良心不安”。当接受他启蒙的酒徒们居然将音乐和烧酒相提并论，将净化人心的音乐视为待价而沽的商品时，他受到强烈刺激，“两扇大耳朵扭动着，仿佛两个生命在痛苦地呻吟”。

小瞎子放弃唾手可得的妻室与名利，义无反顾地继续流浪生涯，体现的是莫言心中艺术至上甚至为艺术殉道的庄重态度。它要求艺术家在各种诱惑面前，勇于摆脱世俗功利、个人利欲的纠缠，始终怀有一种神圣使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艺术创作不能闭门造车，只有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饱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才能够获得不竭的创作源泉。真正有出息、有追求的艺术家，也像从事任何事业一样，必须心无旁骛，甚至为之备尝艰辛也在所不惜。小瞎子已经用他的音乐洗涤和丰富了马桑镇民的精神世界，他播下的艺术种子也已经通过筑路工人们生根发芽、流播四方。小说尾声写道：“这民间音乐不断膨胀着，到后来，声音已仿佛不是出自筑路工人之口，而是来自无比深厚凝重的莽莽大地”。

三、结语

综上所述，莫言之所以在军中服役期间致力于文学，出自借写作改变命运的强烈动机。因此，早期小说自觉恪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大多从军嫂、士兵、农民、青年等普通人的生活中取材，发掘人性中淳朴善良的一面、社会中和谐美好的一面。虽然这些作品在思想方面落后于当时的文学潮流，却在技巧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解除退伍警报之后，莫言开始自觉调整文艺观念，并在小说《民间音乐》中，通过塑造小瞎子形象、讲述马桑镇故事，表达了艺术净化人心、警惕利欲诱惑、扎根民间生活等一系列艺术至上的严正命题。乍一看去，莫言晚近的文艺思想和创作面貌，已经与其早期创作迥异其趣。然而，这些习作见证了莫言小说在思想艺术上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为后来创作的多种变化乃至独特个性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间音乐》中的艺术至上命题，虽然带有八十年代的时代特色，认识难免不够周到和深刻，但莫言几十年精益求精于小说艺术的庄重态度，仍然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注释：

1.孙犁.《读小说札记》[N].《天津日报》，1983年5月18日.

2.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J].《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