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对爱伦·坡小说的“美国性”存在争议，坡的叙事技巧实则揭示了他的小说是对美国国家的文学想象。坡将幽默叙事幽默和“荒诞”结合起来，成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叙事的不祧之祖;讽刺叙事兼具幽默和嘲讽双重特质，对美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建构来说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而催眠叙事预设了“精英”和“民粹”的对立，拷问了美国梦文学发展的健康维度。

关键词：爱伦·坡;讽刺叙事;催眠叙事;国家想象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国非理性小说叙事对文化认同的建构研究（1830—1860）”（20CWWJ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資助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反智主义小说与美国文化认同研究”（2017M622939）;重庆市博士后科研项目特别资助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反智主义小说研究”（Xm2017130）。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4-0106-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4.010

学界对爱伦·坡小说的民族性建构与否始终存在争议，而这种争论又源自对坡作品艺术定位的龃龉之上。与坡同时代的爱默生、马克·吐温等美国作家对其作品嗤之以鼻之际，坡却受到了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欧洲作家的追捧。针对坡小说民族性问题，学界有泾渭分明的两种意见。持否定意见的，如马西森在《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eman）中将坡排斥在美国文艺复兴作家行列之外，而肯尼斯·林恩也通过否认其作品旨在“攻击《布莱克伍德》杂志和对其进行模仿的美国作者”进而否认坡小说的民族性[1]126。与之相对的是肯定的声音，如斯宾塞在《追寻民族性》（Quest for Nationality）中因其“摧毁英国评论权威声音的努力”而将坡归类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建构者[2]78，西蒙斯也称其为“开创真正地道的美国文学的先驱者之一”[3]3，国内学者罗昔明也著文论证坡是地道的“民族文学建构者”[4]41。尽管坡的小说因其神秘恐怖的基调、非道德的立场和唯美主义美学观而饱受争议，他独特的小说叙事却描绘了一幅最具原创性的国家想象图景。

一 、“效果原则”与幽默叙事

坡的一生短暂却命运多舛，父亲的早逝、母亲的疏远、养父的背弃、妻子的去世等人生打击为其作品带来了悲观的灰色基调，写作路上的颠沛流离、精神健康每况愈下、加之强烈的文学创作自觉，成就了坡小说中阴暗恐怖的故事氛围。当然，造就这位“苦难天才”的还有他的爱尔兰血统，“对神秘、超自然事物的向往常常把爱伦·坡带入生死之间明暗交接的真空地带”[5]3。坡的小说叙事多从“内视角”展开，一切恐怖神秘的镜像都是阴暗内心世界的反射。布鲁克斯在《美国的成年》（Americas Coming-of-age）中描绘了坡小说叙事所表达的绝望：“自从炼金术师的年代之后，就没人比坡对被诅咒持有更强烈的感知，没人比坡更形象地表达了被诅咒的后果。在他的字里行间，生命的呼吸无声无息：罪恶的发生不会引起人类良知的震荡;这里有大笑却没有声音，有哭泣却没有泪水，有美好却没有爱情，有爱情却没有结晶;大树在生长却没有果实，鲜花在开放却没有芬芳——这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寒冷、荒凉、疯狂、贫瘠，是恶魔的荒野。只有难以容忍的懊悔弥漫在空中。”[6]59

坡的小说极具渲染力，他塑造的恐怖让读者毛发直立、呈现的幽默却是对荒诞的最好表达。从里士满到费城，再到纽约，坡的作品引起了当地读者的强烈反响，逐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在一个看似朝气蓬勃的时代，坡在小说中所描绘的恐怖场景和荒诞氛围并不能被同时代读者充分解读和接受，因而他的作品虽然家喻户晓但却饱受争议。而坡对此却漠然置之：“无论读者是当代的、还是后代的，我都不在乎。我可以花一个世纪等待读者”[7]580。实际上，坡作品的艺术魅力是恒久的，无论是19世纪中期还是现代社会，尽管对其作品的争议声不绝如缕，但坡作为经典黑色浪漫主义作家的地位却是不刊之论。

坡的成功无疑与其在杂志社做编辑的工作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835年，坡前往故乡里士满担任《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的助理编辑。任职期间，一方面，坡迎来了创作高产期，共发表了83篇评论、6首诗歌、4篇杂文、3篇短篇小说，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剧本，在文学创作领域声名鹊起;另一方面，他积攒了大量文学领域的人脉关系，逐渐通晓了出版业的机理，在他任职期间杂志发行量陡增了5倍。1839年，坡就职《伯顿绅士杂志》（Burtons Gentlemans Magazine），任助理编辑。在职的一年期间，他继续高产量地发表文学评论和诗作小说，并出版了颇有影响力的《怪诞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1840年，坡又成了《格雷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的助理编辑。此外，坡还曾在《纽约明镜晚报》（Evening Mirror）工作过，并出任过《百老汇杂志》（Broadway Journal）①的主编。杂志经营和编辑工作造就了坡非凡的文学审视力，促使坡最终形成了“效果原则”的创作理念。坡认为，文学创作应为围绕“效果”（effect）展开，作品旨在波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共鸣。在评述霍桑的《故事新编》时，坡曾经提出：一个聪慧细致的小说家在创作时，并不是把自己的思想加工后硬塞入小说的情节中，而是事先精心筹划，在构思出某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效果后，再编撰出情节。也就是说，他把情节联系起来，所有的努力都是最大限度地实现预先构想的效果。

在写作过程中，爱伦·坡恪守“效果原则”，让“每一事件和细节的描写，甚至一字一句都要收到一定的和谐预想的效果”[8]1308。秉持着效果原则，坡在小说中勾勒了一幅幅足以让读者引起共鸣的图景，读者读罢小说内心仍然波动着层层涟漪：《厄舍古屋的崩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中古屋的恐怖氛围，《丽姬娅》（Legia）中死而复生场景栩栩再现，《瓶中手稿》（Manuscript Found in a Bottle）中恐怖科学引发的惶恐，《瘟疫王》（King Pest）中对时局政治的辛辣嘲讽，等等。

在诸多效果之中，带有讽刺意味的幽默是坡创作想要获取的艺术效果之一。实际上，很多学者提出，坡的作品中含有显性的幽默元素。例如，杰西·比尔提出，“对坡小说中喜剧元素的正确评估，能够帮助我们分析他既统一又矛盾的创作表现的本质原因”[9]373。约翰·布莱恩特也谈到了坡小说中的幽默，提出“他最有效的喜剧策略实际出现在他最恐怖和离奇的故事中”，作品中的笑声所表达的是一种“有节制、表示怀疑的哲学意味上的绝望”[10]89。林恩在谈到坡小说中幽默产生的原因时指出：“坡的幽默是其克服心理恐惧的方式，在他最好的恐怖、奇异和幽默故事中，坡都会将一些情景喜剧化以激发读者的笑声，实际上这些情景他在内心中如强迫症般不断地再现。”[1]126尽管国内关于爱伦·坡的研究成果已经粲然可观，但论及其作品中的幽默元素的研究却不多。其中，朱振武在《爱伦·坡小说全解》中提出，爱伦·坡不但“继承了美国本土幽默和喜剧传统……（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幽默文风，为推进美国文学，尤其是幽默文学向纵深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5]26;曹明伦在《爱伦·坡幽默小说一瞥》中谈到，虽然坡的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脱离了时代，“可他的幽默小说却恰好触及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生活的现实”[11]57。

爱伦·坡一生总共创作了70篇短篇小说，其中以幽默和讽刺为基调的故事占了三分之一[5]37。总体看来，这些作品在美国幽默小说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坡既写作了《一周三个星期天》（Three Sundays in a Week）和《眼镜》（The Spectacles）等这样的轻喜剧，也创作了《和一具木乃伊的对话》（Some Words with a Mummy）和《别和魔鬼赌脑袋》（Never Bet the Devil Your Head）等颇具黑色幽默美学特质的小说。坡主要生活在美国南方，受到南方文学传统尤其是西南幽默小说的影响。西南幽默小说所推崇的暴力美学和荒野元素在坡的幽默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坡对北方幽默作品也做到了擘肌分理，像《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Diddling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Exact Sciences）等作品就继承了北方幽默小说中以骗子为代表的“北方佬”形象。不宁唯是，学界还将坡看做是20世纪中后期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不祧之祖。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以幽默为媒介呈现“黑色”，着意刻画死亡、荒诞等主题，表达了在存在主义背景之下现代人的生存逻辑。早于美国黑色幽默作家一个多世纪，坡已经开始用幽默来表达荒诞的“黑色”。正如杰西·比尔所指出的，坡的小说已经具备了黑色幽默小说的雏形[9]373。短篇小说《失去呼吸》（Loss of Breath）就是以幽默的口吻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故事开始，“我”正殴打咒骂妻子，却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呼吸。接下来的叙述更加荒诞。“我”在邮政马车上被一个胖子压得变了形，被当做尸体卖给了外科医生。被割掉双耳后，“我”又阴差阳错地被当成死囚处以绞刑，并被安置到地下墓室。失去呼吸的肉体，虽然还拥有意识和行为的能力，却是一具行尸走肉。坡通过行尸走肉般的叙述者视角形象又不失幽默地展示了恐怖的死亡场景。“我”虽然拥有独立的意识和行为，但维系肉体和灵魂的呼吸不见了，没有了呼吸无异于灵魂的缺失，叙述中充满了荒诞的氛围。肉体缺失灵魂的荒诞，让读者联想到黑色幽默小说的扛鼎之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虽生犹死的丹尼卡医生。正如苏晖所讲，爱伦·坡作品以“将恐怖与滑稽融合”的“怪诞”见长，可以被视作美国现代怪诞小说包括黑色幽默小说的源头之一”[12]74，79。

二、讽刺叙事与文化认同建构

19世纪初开始，“唯一神论”（unitarianism）在美国宗教意识领域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有三分之一的新英格兰作家信仰唯一神论，而主流作家之中有超过一半的唯一神论信仰者。唯一神论在确认上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否认耶稣作为神的身份，否认原罪说和救赎论调，肯定人生活的主动性和生存的自由，积极倡导文学艺术带来的正面力量。唯一神论的基调与清教思想大相径庭，对后者形成了强有力的解构。突破了清教对文学艺术的限制，美国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如劳伦斯·比尔所讲：“美国唯一神运动和所谓的美国文学复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3]241因此，唯一神论不仅是一种宗教思想意识，而且还作为一种文化意识鼓励批判精神。与唯一神论调一样，坡也认可宇宙中存在不可言状的唯一神，宇宙秩序是神秘莫测的。与其批判精神一致，坡也带着挑剔的眼光审视着身边的事物。尽管19世纪的美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外表看来蒸蒸日上，但坡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的民主政治、宗教信仰、文化体制中存在的众多深层次问题，并发出了“所有不幸的时代中最不幸的时代”的感叹[14]451。

作为一个“侧视”的“闲游客”[15]14，爱伦·坡的讽刺小说针砭时弊，抨击了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尘垢秕糠。《与一具木乃伊的对话》是坡具有代表性的荒诞嘲讽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讲到了五千年前的木乃伊复活的故事。在与木乃伊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现代文明与埃及文明比起来在各个方面都是落后的。在宗教意识、社会学思想、文化民主思想、科学技术、交通建筑、机械制作等方面，现代社会都无法与古文明相颉颃。波诺纳医生为了挽回面子只能用“现代药品”来唬住木乃伊。故事虽然荒诞不经，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嘲讽意味渗透入坡幽默小说的机理，其他讽刺小说诸如《瘟疫王》用“长腿”和休·塔伯林误入封锁区偶遇瘟疫王的故事，抨击了当时执政的爱德华三世的强权政治和不作为的议会制度;《辛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Literary Life of Thingum Bob， ESQ）则讲述了文抄公鲍勃将几个杂志社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故事，暗讽了19世纪美国学界投机取巧、剽窃抄袭等行为;《别和恶魔赌脑袋》则針对评论者诟病坡的小说没有道德立场而创作，并借丢掉脑袋的托比对被奉为经典的超验主义者进行了嘲弄;《耶路撒冷的故事》（Tale of Jerusalem）讲述了三个来自耶路撒冷的祭品收集者最终从异教徒手中换下一头猪的故事，荒诞的情节建构了对宗教的嘲讽，讽刺了追求物质、丢失信仰的社会风气。

鉴于爱伦·坡幽默小说中辛辣的嘲讽，论者往往会质疑坡批判否定一切的激进态度，将其作为主流文学的异类孤立起来，并进而否定坡作品中的“美国性”。罗昔明就曾经指出美国学界对坡的定位：“一个没有本土特点的天才，一个迎合市民口味的商业写手或无国别的纯文学作家，一个无根的精神漂泊者”[4]41。事实上，只依据坡的嘲讽就否定其作品的民族性并不合理。弗莱的“神话批评理论”根据四季的更替将文学分成四个类别：春天——喜剧、夏天——传奇、秋天——悲剧和冬天——嘲讽。弗莱提出，在无休止的自然循环圈中，“上半圈是传奇和类纯真的世界，而下半圈是现实主义和类经验的世界”[16]162。弗莱认为讽刺和喜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讽刺有两个基本的构成元素：建构在幻想或者奇异荒诞之上的睿智或幽默，和攻击的对象”[16]224。也就是说，幽默和攻击是构成讽刺的重要条件。在冬天（嘲讽）向春天（喜剧）的过渡中，弗莱更把嘲讽分成六个等级，愈靠近春天，讽刺对文本建构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制度更加肯定。弗莱关于喜剧和讽刺关系的理解，恰到好处地指出了坡作品对美国文学认同的正面建构。坡的小说有些靠近春天（喜剧），而有些更具备冬天的特质（嘲讽）。例如，短篇小说《眼镜》讲述了老祖母戏弄近视孙辈的故事，更具有风俗喜剧的特点;轻喜剧《离奇天使》（The Angel of the Odd）则用自嘲的语气宣泄了对多舛命运的无可奈何;而像是《瘟疫王》和《别和恶魔赌脑袋》等故事则针对时政矛盾和文学纷争更具有犀利讽刺的意味。综观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尤其是幽默讽刺小说，“侧视”的作者并未真正完全将自我隔离出主流文化并对时代进行解构处理，而是采用了一种旁观者、审视者或批评者的身份以攻击嘲弄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身份认同进行建构性质的鞭策。良药苦口利于病，无论是轻喜剧还是嘲讽喜剧，可以看出坡的小说在从冬天到春天的过渡中嬉笑怒骂，却对美国文化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小说《生意人》（The Business Man）的基调比较轻松诙谐，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叙述者如何投机取巧做生意发财的故事。故事开始，叙述者讲述了小时候由于淘气被护士抓住脚踝扔到床柱上的事件。“我”因祸得福自此拥有了左右逢源的投机天赋。这个场景戏仿了希腊神话中战神阿基里斯，被母亲忒提丝手提脚踝浸泡到冥河之中，而成为战無不胜的英雄的片段。一个是神话中无往不胜的大英雄，一个是生活中蝇营狗苟的骗子，这样的戏仿带来了强烈的乖讹效应，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自16岁出走，“我”到处坑蒙拐骗从事了很多令人不齿的行当：“裁缝的流动广告”“眼中钉”“苦肉计”“溅泥浆”“摇风琴”“假邮件”和“养猫”等。这些“生意”最终成就了“我”的发迹，意气风发的叙述者在故事最后打算“在哈德逊河边买幢房子”[17]210。小说发表于19世纪中期，正值美国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南北统一趋势逐渐明朗之际，彼时像“我”这样的骗子通过坑蒙拐骗发家致富的不一而足。坡用文人的冷色调处理了热火朝天的发财致富之路，读来既幽默又颇具讽刺意味。其中，“养猫”的营生最具反讽意味。因为野猫泛滥成灾，政府颁布法令一个猫头可以换取四便士，后来将“猫头”换为“猫尾”。抓住机遇，“我”通过大量养猫获取了更多猫尾。叙述者发现，利用孟加锡发油，一年可以收获三次猫尾，“让我更欣喜的是，这些猫很快就适应了割猫尾，一旦猫尾长出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它”[17]210。这个幽默片段的攻击有的放矢，即早期美国政府“九先令换一个印第安头皮”的法令，暗嘲了这一非人道主义的做法。但无论是对生意人的嘲讽还是对政府法令的嘲弄，坡都没有否认美国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发展态势，亦未对主流文化进行颠覆性的解构，这篇轻幽默的小说无疑是坡对整个社会想象的一剂“苦口良药”。

荒诞嘲讽喜剧《被用光的人》（The Man That Was Used Up）同样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名誉准将约翰·A.B.C·史密斯的故事。“我”初见史密斯便被其俊朗的外表深深吸引。在听说他参加过与巴格布人和基卡普人的战斗后，“我”便想法设法打听有关史密斯作战的详细信息。然而，“我”所问到的人在赞叹“这是一个奇妙的发明的时代”之后，都闪烁其词地顾左右而言其他。“我”忍无可忍最终决定当面问他。在他的卧室里，“我”惊奇地发现史密斯只是一个“捆包”。原来史密斯在南方作战的时候身体早已支离破碎，只能通过现代科技发明的胳膊、眼睛、肩膀、头发、胸腔、甚至上颚由黑人奴隶庞贝组装成现在的模样。反战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故事伊始，“我”深信是战争带来的荣誉让史密斯准将如此烨烨发光。故事结尾处，英雄主义情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荒诞却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真相。从光鲜的将军到一堆不可名状的“捆包”的蜕变，小说嘲讽地揭示了所谓英雄主义的虚假，赤裸裸地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此外，小说还从“物化”的视角审视了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抹杀。“捆包”史密斯一边咒骂黑奴庞贝，一边还得依靠他重新组装身体。在小说人物赞叹现代发明伟大之时，读者却发现史密斯已经退化成了毫无人性的“捆包”。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小说“表现出了爱伦·坡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特别是对于人被物化趋势的暗示，表现了……对人的本质的深层追问”[5]17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坡在小说中讽刺了战争和现代文明等所谓的“宏大主题”，但他嘲讽的目的却并不是针锋相对地解构本土战争和美国文明的本体。反战主题虽然是小说的重心，但坡却并未指出战争正义与否，而只是在普遍意义上指出战争的残酷。而故事对“物化”的暗示，也只是作者从“侧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提出的警示。总之，尽管《被用光的人》字里行间饱含荒诞，对人类的生存本质提出了反思，但却是另一剂“苦口良药”，是“闲游客”坡对美国文化认同建构的侧面督促。

三、催眠叙事与国家想象

尽管受到了《佐治亚见闻》等西南幽默小说的影响，采用了暴力美学、黑色幽默、第一人称叙事等西南幽默小说家惯用的手法，但坡的小说却标新立异地从人物心理出发，拨动内心最隐秘的琴弦，并将人物设定在某一极端的环境中，以“内视角”来考量人类生存之重。受欧陆文化的影响，19世纪的美国理性思潮大行其道。坡在小说创作中由于“致力于表现生活的无意义和传统道德的衰落”而表现出“反理性”的倾向[12]176。“内视角”和“反理性”的创造理念造就了坡作为“精英作者”的独特意象，其作品中隐含了帕斯卡尔·科维奇提出的作者的贵族姿态（aristocratic separation）和读者的群众视角（democratic mass）之间的对立：“信任群众的思维习惯就会有陷入疯狂和绝望的危险，进而导致反常变态、恣意妄为和自我毁灭。只有像贵族一样分离的姿态才能获取心理上和社会上相对的稳定。”[18]186同样地，约翰·布莱恩特也明确指出了坡小说中暗藏的两个群体：“作为个人的人”（man the individual）和“作为群体的人”（man the mass）。坡认为，个体灵魂可能“在对未来的幻想中永久地存活下去”，但在面对群体之时，他却看不到任何超越死亡的希望。天才个人可以接近柏拉图式的完美，但是群体却只能毫无希望地被锁在柏拉图笔下的洞穴①之中[19]96。布莱恩特和科维奇持有相同的观点，即坡以精英者的姿态站到了群体的对立面。但是坡的精英者姿态并不是对美国民粹主义文化认同的否定。美国梦是有关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梦想，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倾向。坡从精英者的姿态出发，虽然看似与美国梦殊途，但其作品通过“侧视”视角的考量和内敛视角的阐释，丰富了美国文学认同的内涵，也拷问了美国梦文学发展的健康维度。因此，坡的精英叙述视角的出现和成熟，是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梦文学发展的自我审视传统形成的重要标志。

西方叙事学认为有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区分：“‘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区分实际上是处于创作过程中的人（以特定的立场来写作的人）和处于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人（可涉及此人的整个生平）的区分。”[20]71当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谴责爱伦·坡“放荡不羁、道德败坏、恶贯满盈，是个根本没有道德观念的恶棍”时[21]105，他攻击的显然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作者”。对于作者爱伦·坡来说，虽然“真实作者”的身份饱受争议，但“隐含作者”坡却以精英者的姿态为世界文学奉献了最具美国特色的哀梨并剪。以精英者界定自我的坡在文学创作中将隐含作者推至前台，不但操纵着小说人物的思想和命运，还掌控着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情绪。对于坡来说，写作变成了一场在精英者与普通群众之间展开的游戏。正如科维奇的论断：“坡的世界逐渐成为一个自我中心论者（solipsist）的天堂[18]189”。精英和民粹之间的对立成为坡小说中一条重要的线索。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The Man in the Crowd）中，作者在D咖啡厅饶有兴趣地观察街上的过客时，注意到了一位衣衫褴褛却表情怪异的老人。跟踪老人之后，发现他是通过追逐人群来消遣寂寞，排解孤独。小说中有三个群体：“隐含作者”、老人和人群。“我”和老人都是人群外的独居者，但与孤独的老人不同，“我”是对人群傲然审视的精英者。小说《钟楼里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Belfry）同样以讽刺寓言的形式幽默诙谐地展示了魔鬼（精英）和居民（大众）的对立。德国小镇奥顿沃提米提斯（Vondervotteimittiss）的居民因循守旧，每天依照教堂钟楼的报时规律地生活，任何改变在他们看来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有一天，小镇来了一位年轻人，不但殴打了钟楼报时人，而且在正午时分敲响了十三声。镇子上顿时鸡飞狗跳，人们也因此变得狂乱焦躁。年轻人和镇子居民是故事中冲突的双方，前者的恶作剧打乱了后者赖以生存的秩序感。有趣的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站到了年轻人的阵营之中，为其恶作剧的成功而忍俊不禁。年轻人身上闪现的是精英作家爱伦·坡的影子，嘲讽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居民的秩序感。

除了人物暗喻，坡的这种精英视角还体现在小说的叙述方式上。除了隐含作者，西方叙事学还推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所谓“隐含读者”，“就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或者说是文本预设的读者，这是一种跟隐含作者完全保持一致、完全能理解作品的理想化的阅读位置”[20]77。上文提到，坡小说中的隐含作者是以精英者的姿态出现的。相对应的，其中的隐含读者自然是预设的“读者民众”。相比较精英的隐含作者来说，这里的“读者民众”相对愚昧、落后、笨拙，在阅读过程中完全受控于隐含作者。坡小说中的“隐含作者—隐含读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其作品中的“催眠叙事”中尝鼎一脔。19世纪的美国随着物质经济的发展，有关灵魂的学说也逐渐发展起来，颅相术、动物磁力学、顺势疗法、催眠术等潮流白云苍狗此起彼伏。尤其是时代灵魂人物爱默生的肯定，更是推动了灵魂学说的发展。源于“超灵”的存在，爱默生认为万事万物之间总是有某种联系，催眠术肯定了表面风马牛不相及事物的关联因而“合乎人性的”[22]61。对于神秘事物极端感兴趣的爱伦·坡，也在作品中多次谈到了催眠术。

1845年4月，《百老汇杂志》（Broadway Journal）刊登了一篇有关催眠术的报道。坡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在1846年11月出版的《书边批识》（Marginalia）中部分地引用了该篇报道。随着对催眠术的兴趣日渐增加，坡著文对有关催眠术的两部重要作品，即威廉·纽汉姆（William Newnham）的《人类磁性学：平心静气的调查》（Human Magnetism： Its Claims to Dispassionate Inquiry）和昌西·黑尔·汤森德（Chauncy Hare Townshend）的《催眠术里的事实》（Facts in Mesmerism），进行了评述。坡对动物磁性学，以及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研究。对催眠术的兴趣和研究影响到了坡的文学创作，他提出作者应该在物质符号和内在过程的联系之中寻找话语表达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催眠术在坡的小说中也开始占有一隅。例如，在《与一具木乃伊的对话》中， “我”就曾向木乃伊询问是否五千年前埃及就有颅相术和催眠术，而木乃伊则轻蔑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那个时代，这不过是儿戏罢了;在短篇故事《马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The Facts in the Case of M. Valdemar）中，病危的马尔德马先生强烈要求对自己進行催眠术，结果在被催眠之后又存活了七个月。在被唤醒时，马尔德马先生的身体顿时化作一滩恶心的腐液;《催眠启示录》（Mesmeric Revelation）围绕作为医生的“我”和被催眠的病人凡柯克的对话展开，涉及到信仰、生与死、宇宙存在秩序等问题。在故事最终，“我”发现，凡柯克早已死亡，这是一场与冥冥之界的对话;在《凹凸山的传说》（A Tale of the Ragged Mountain）中，贝德尔奥耶先生因神经痛而接受催眠治疗，并在第十二次催眠治疗时成功，等等。

除了在小说中对催眠术进行直接描写，坡在叙事中还将“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为“催眠师”和“被催眠者”之间的互动，将小说创作看为一场作者与读者之间妙趣横生的催眠游戏。坡的“催眠叙事”理念主要受到了催眠术专家汤森德的影响。汤森德在《催眠术里的事实》中提出了第三条“生存法则”（law of our being），指出“无论是与感性认知相关，还是与理性思考相关，当集中于某一个点时（a single point），知觉便会最强有力地体会到它”[23]211。汤森德认为，这种知觉是更为高级的感知力，发生在半睡半醒即梦游的状态之中。基于汤森德的理论，法国人弗朗索瓦·德勒兹（Joseph Philippe Francois Deleuze）在《动物磁力学实用指导手册》中提出，“缩短实施催眠术的时间能够将体验结果最大化”[24]59。坡所倡导的小说创作的“效果原则”以及篇幅适中的原则，和实施催眠术的“集中于某一个点”和“缩短时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针对汤森德提出的催眠三要素：激发物（exciting cause）、中介（medium）和肉体的改变（change in …corporeal frame），坡在小说创作中分别寻找到了它们的对应点：作者、文本和读者的阅读效果。这样，坡的“催眠叙事”逐渐成型：作者作为催眠师引导读者进入一种被催眠的状态，而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可令读者体会到更高层次的知觉意识。在坡的创作理念中，隐含读者即是“群体”，他们在隐含作者的谆谆善诱下往往对情节和人物产生误解，而当最终故事拨云见日之时，读者在恍然大悟之后更会反思之前产生的误解，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认知。坡的侦探小说尤为按此类思路创作的班马文章。

发表于1841年的《摩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是坡最有代表性的侦探小说之一，也是其催眠叙事的代表作品之一。故事讲述了一宗神秘的密室杀人案：公寓四楼的列士巴奈母女被害，母亲身首异处横尸街头，女儿窒息而死后被塞进了烟囱。窗门封闭，警察难以破案。在坡高超的艺术技巧下，故事中的案件显得扑朔迷离。落魄贵族奥古斯特·杜宾的出现打破了僵局，在细致的观察和考证之后，发现凶手是一只从水手家里出逃的大猩猩。小说篇幅长短适中，恰巧符合坡“一个小时左右”的阅读时间要求。读者在阅读之初，由于隐含作者的诱导往往会被带入迷雾之中;在破案之后，读者更叹服于杜宾卓越的分析推理能力。实际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意识下被坡实施了催眠术。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透露出杜宾实则在阻止案件的破获，而且他之所以能够破案，是因为其内心同样住着一只“非理性之猿”（the ape of unreason）[10]90。在勘测谋杀现场时，杜宾其实已经对案件有了大概了解：房间里发出的尖叫声并非人类的声音，凶手在逃离之时因碰到了插销而将窗户关闭，现场有一撮猩猩的毛发，等等。然而，杜宾非但未将这些发现告诉警方，还暗自将猩猩的毛发收了起来。布莱恩特指出，杜宾之所以能够突破普通人的认知将凶手定位为动物，因为他具有“知觉和理性的双重分裂人格”，即杜宾既有文明的逻辑思维又具有野蛮的动物性。“正如选手会与敌手进行换位思考，侦探杜宾也会将自己视为在逃的凶手”[10]94，这才是他破案的关键。回忆整个阅读体验，从最初的迷惑到后来的破案，再到反思中意识到的杜宾的分裂人格，读者在最初的阅读体验中已经被作者所催眠，但催眠带来的误解将读者推至理性的边缘，从而获取了更高层次的知觉意识。

四、结语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提出，所谓“民族”（nation）就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因想象而被赋予内在固有的却有限的神圣主权”[25]6。按照安德森的逻辑，民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是在共享某种语言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建构的抽象体。简言之，“想象”（imagination）是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关键。既然文学创作是以文字表达作家想象的重要方式，那么文学作品也可被视作国家想象的重要媒介。爱伦·坡出生在波士顿，一生都没有远离过故土。尽管因为恐怖、阴暗、晦涩的创作基调，坡被视为19世纪美国文学领域的异类，但作为与时代共享语言的美国人，尤其一位文学创作天才，坡的小说大音希声但无疑也是一种国家想象。无论“侧视”视角下的幽默讽刺小说，还是精英视角下的催眠叙事，坡的小说深触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最阴暗处，通过探究人类潜意识的可能、洞察人性的善与恶，在国家认同建构的大环境中构建民粹情怀，另辟蹊径形成了最具美国特色的文學创作，并由此对美国文化认同和文学身份内涵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难怪布鲁斯·米尔斯宣称：“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短篇小说的起源和形成都离不开坡的批评和实践。”[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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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ar Allan Poe's Fiction Narrative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Tang Wen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5）

Abstract： Critics have been arguing over the Americanness of Edgar Allan Poe's fiction.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could reveal that Poe's fiction narrative techniques indeed reveal that his fiction writing is full of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Americanness. Poe's humor narration which combines humor and absurdity foretells the coming of American Black Humor fic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his satirical narration， both humorous and ironic， is bitter medicin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and social system; his mesmeric narration， presupposing the opposition of elitism and populism， is health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Dream literature.

Key Words： Edgar Allan Poe; Satirical narration; Mesmeric narration; National imagination

（责任编辑：文丰安）

作者简介：唐文（1980—），女，汉族，山东青岛人，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