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怡 沈伊瓦

摘 要 现有研究证明了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中的标识系统都对寻址产生影响，本研究选取武汉市Y城进行寻址实验，探讨个人因素中性别与专业背景在利用不同种类的标识系统寻址时产生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引导性标识能够被所有人群正确识别。性别在利用方位性标识与引导性标识寻址的过程中并未产生显著差异，但不同性别的人群面对方位性标识时的关注点不同。不同专业的人们在使用方位性标识寻址的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建筑学专业的人群倾向于建立更完整的空间关系。不同专业的人们对引导性标识本身识别并未存在显著差异，但建筑学专业的人群对引导性标识识别的空间范围更广。

关键词 商业建筑;寻址;标识系统;性别;专业

1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城市迅速扩张、人口不断增加，更多建筑规模巨大化的商业综合体随之出现。在巨大的商业建筑中往往集合多种功能，空间结构复杂、环境要素繁多、人流量大，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的寻找能力受到考验，寻找特定的店铺或目标点时可能产生一定困难。

诸多影响要素中，标识系统以位置性元素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要素能够让人们在一定的环境中安全、快捷地到达目的地[1]。设计合理的标识系统能够帮助消费者快速了解商业空间内部信息、自身定位与目标点定位，在商业建筑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标识系统缺乏、设置不合理、识别性不强等情况下，人们寻址往往借助工作人员或附近的店员，造成人工成本增加、获得错误信息等不良影响，既导致人们迷路，又影响消费者的心情与对商场的整體评价。因此，对商业建筑中公共标识与人群寻址效率的关联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标识系统按照不同表达内容分为识别性、引导性、方位性、说明性、管制性与装饰性六种类型，在商业综合体中引导性与方位性标识较多，本实验主要涉及这两种标识。其中说方位标识以平面图、导引图或地图的方式展现建筑中的整体情况与相对关系，引导标识多数使用剪头、线标等方式提供目标或方向指引。

已有研究表明，个人因素中性别与专业背景会导致寻址策略不同，因而影响寻址效率[3-5]。本研究同时聚焦于人们的个人因素中的性别与专业背景，研究标识系统在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寻址效应中的个体差异。

2实验设计及过程

2.1 实验设计

本实验在武汉市标识系统齐全的Y城展开，Y城是集购物、休闲、餐饮于一体，通过一条商店街、三个分区连接而成 “两核一街”形式的三层购物中心。

实验分为两个板块进行，Part1以商场中“我在哪儿”的平面导引图作为唯一的寻址线索，对方位性标识与寻址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Part2以商场中的卫生间引导标识作为唯一的寻址线索，对引导性标识与寻址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两项实验均选取专业背景与性别不同的被试，研究寻址过程中的个体差异特征。

在实验之前对整体环境进行调研，选取各楼层中具有代表性的店铺，分别为位于一层前段的服装店、位于二层中段的餐饮店、位于三层后端的旅游店。以位于主入口的N号门作为起始点由同一名被试分布完成一组实验中的Part1、Part2两项实验。

Part1与Part2均通过寻址路线图来记录被试寻址的路线情况。Part1记录被试使用平面导引图的次数、初次记忆用时、再次记忆用时、总寻址用时，Part2记录被试使用卫生间引导标识的次数与位置、寻找到的卫生间位置、总寻址用时。

Part1与Part2中的自变量均为被试专业与性别，Part1以使用平面导引图的次数、初次记忆用时、再次记忆用时、总寻址用时为因变量，Part2以使用卫生间引导标识的次数与位置、总寻址用时为因变量。

2.2 实验流程

实验于2018年5月10日在武汉市Y城进行，被试选取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专业及外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共12名，男性、女性各6名。

Part1让被试寻找该组的指定目标点，仅可利用商场“我在哪儿”平面导引图作为寻址线索。将被试带至初始点，告知其目标点名称，将计时器归零，在被试准备好后开始实验。要求被试在记忆线索时不张望、不与人交流、举起右手示意，被试举手时研究人员开启计时器记录被试初次记忆用时;被试记忆完毕后开始寻址，研究人员距离被试2m跟随其记录寻址路线图。当被试对平面图进行再次记忆时研究人员记录再次记忆用时。研究人员同时记录实验开始到找到目的地的总寻址用时。

Part2让被试寻找此楼层中的任一卫生间（不限制具体位置），仅可以商场卫生间标识作为寻址线索。完成Part1后，将被试带至初始点，将计时器归零，被试举手示意开始寻址，研究人员开启计时器，记录被试的总寻址用时、寻址过程中使用到的标识位置、被试寻址的平面路线图、被试寻找到的卫生间位置。要求被试在使用标识线索时不张望、不与人交流、举起右手示意。

在所有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带领被试回到初始点，并对被试在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访谈。

3实验分析

3.1 Part1：“我在哪儿”导引图对寻址的影响

（1）通过对路径的记录我们发现，在寻址时，大多数被试习惯沿着道路边缘行走。

（2）以被试的初次记忆用时、再次记忆用时、总寻址用时、使用平面导引图次数为因变量，分别以被试专业和性别作为自变量进行秩和检验：

上述秩和检验结果显示，被试的初次记忆用时、再次记忆用时、总寻址用时均不受被试专业影响（Sig>0.05），使用平面导引图次数与被试专业中度负相关。建筑学被试在访谈中表示寻址时更容易被线索中的道路、店铺关系和其他因素影响，寻址更为谨慎，因此使用平面导引图的次数较多、记忆时间较长。外专业同学在寻址时更注重目标点信息，不易被干扰，寻址更为果断。

上述秩和检验结果显示，被试的初次记忆用时、再次记忆用时、总寻址用时、使用平面导引图次数均不受被试专业影响（Sig>0.05）。实验数据及后期访谈表明：女性被试在观察平面导引图时需要花更多时间，主要用于判断自身位置与目标地点位置的空间关系。

3.2 Part2：商场标识布置对卫生间寻址的影响

（1）通过对路径图分析发现卫生间的标识设计与设置比较合理，所有被试都能够利用引导标识很容易地找到距离最近的卫生间。

（2）以使用卫生间引导标识的次数、总寻址用时为因变量，分别以被试专业和性别作为自变量进行秩和检验：

上述秩和检验结果显示，被试的总寻址用时、使用卫生间引导标识的次数均不受被试专业影响（Sig>0.05）。在访谈中，大部分建筑学被试表示寻址过程中希望识别到引导标识的范围更大，因而出现了走到远处又折返的现象，外专业被试更倾向于在寻址过程中利用更靠近自己的标识。

上述秩和检验结果显示，被试的总寻址用时、使用卫生间引导标识的次数均不受被试性别影响（Sig>0.05）。寻址过程中男性与女性对标识识别并不存在较大差异，都能识别到最近的标识与目标点。

3.3 实验小结

两项实验分析都显示了个人因素中性别对被试的寻址并无显著影响。结合访谈分析，当标识系统表达的信息较多时，男性与女性对其利用策略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女性在观察方位标识的平面导引图时更倾向于先明确自身定位与整体空间的关系，而男性则确定目标点方向后就开始寻址，虽然对标识系统的使用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但所有被试都能在一定时间内顺利寻找到目标点。男性与女性对表达信息较少的引导标识利用并没有较大差异。这一结论与相关研究中提出的观点一致，虽然不同性别的人们寻址策略存在差异，但最后的寻址结果并没有较大差异[3-4]。

不同专业的被试对方位性标识的利用存在显著差异。结合访谈分析，建筑学专业背景的人群寻址时容易观察周围整体情况，如周边的流线、店铺布局、采光照明等因素，对空间关系判断的准确度要求更高，往往使用更长的时间和更多次数观察平面导引图。外专业的人群在寻址过程中对空间整体的关注程度较低，确定目标点方位后寻址更加果断，使用方位性标识次数更少。不同专业的被试对引导性标识的识别并无显著差异，但建筑学的被试容易识别到距离更远的标识，这与Part1中的结论共同显示了不同专业的人群对空间的关注范围有所不同，相较于其他专业被试，建筑学被试关注的空间范围更广。

巨大的建筑尺度对方向感判断有很大影响，标识系统在巨大尺度的建筑内对有专业基础的建筑学同学依旧作用不理想。多数被试表示寻址过程中需要借助参照物来完成，例如优衣库、麦当劳等常见的、较为醒目店铺。Part1中借助参照物的实验组寻址时间比未借助参照物的实验组要少。

扶梯会减弱被试的方向感，B组与C组的被试表示上下扶梯的过程改变了方向，因此需要借助扶梯附近的方位标识重新建立方向感。

4讨论

实验发现：当标识系统表达的信息量较大时，不同性别人群的使用差异就会体现出来;当标识系统表达的信息较单一时，性别因素几乎不产生影响。

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群对方位标识有不同的使用策略。建筑学背景的人群习惯仔细观察、记忆平面导引图，使寻址行为建立在更完整的空间认知基础上;外专业背景人群则更习惯通过平面导引图得到目标点的方位信息，对整体空间认知并没有过多关注。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群对引导标识的识别范围有所不同：建筑学专业背景的人群的识别范围更广泛，外专业背景人群更容易识别到距离较近的引导标识。

综上所述，方位标识系统所要表达的信息量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满足各性别人群的使用策略。方位性标识的表达需要清晰、简明，通过醒目的符号表示当前所在位置，使人们更快速、准确的形成空间认知关系。引导性标识的设置不仅要考虑色彩、大小等因素，在醒目的同时仍需要满足标识分布数量与距离在合理范围内，避免人们在识别过程中被远处的标识误导产生往返行为。

此外，本研究发现Y城部分店铺的logo与平面导引图上使用的语种并不统一，存在中、英文两种情况，部分店铺关闭或变更后商场未能及时更新导引图。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这些问题都会降低寻址效率或导致迷路。Y城的导引图是经过简化、美化处理的，商业目标导致平面关系、尺度关系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偏差。这一差异导致记录路径和坐标时会产生误差，在之后的实验中需要进行更充分的调研准备。

有目的的寻址实验和真实寻址不同，实验要求下的寻址过于理想化，被试往往不会关注周围的店铺或发生的活动。而现实寻址时人们没有受到这种限制，很可能会被周围的事物影响、分散注意力，造成寻址效率降低。因此大型商业建筑综合体中的标识系统更需要采用标志性、可达性、可见性、可理解性、诱发性五项基本原则[2]，集功能性、艺术性于一体，以人的行为模式为基础对寻址行为进行有效的组织与引导。

参考文献

[1] G?rling T，B??k A，Lindberg E.Spatial orientation and wayfinding in the designed environment：a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J].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1986，3（1）：55.

[2] 呂艺.地铁空间识别性与导向性设计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04.

[3] 赵梦雅.女性真的是路痴吗——商场与办公楼内多种空间任务的性别差异比较[D].南京：南京大学，2016.

[4] 李晓阳.性别、寻路策略、任务难度与地图类型对室内寻路行为的影响[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

[5] 徐磊青，张玮娜，汤众.地铁站中标识布置特征对寻路效率影响的虚拟研究[J].建筑学报，2010，（S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