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金光

2016年汉中市档案馆启动了《抗战西迁陕西国立中等教育》编研项目，开始了对馆藏国立一中、国立七中、国立二十二中等学校档案的挖掘和开发，从而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

在汉中市档案馆保存着一卷“河北省立泊镇师范学校”的档案，内容有河北省立泊镇师范学校1936年暑假举办小学教员讲习会的授课教师一览表和一份由各县推荐参加培训的小学教员基本情况及考试成绩表，据档案记载共有79人报到，中途除唯一的一名女学员因感不便自请退学，另三人因病没有考完所有科目之外，最后有75名完成此次讲习会。这卷档案的内容简单，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汉中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汉中市距离河北省泊镇1300多公里，这卷档案是如何到了汉中市档案馆的呢？工作人员只知道这部分档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公安部门移交到当时的汉中地区档案馆来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抗战初期从河北“南迁”至河南淅川

据国立一中校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寇占领平、津，大举南侵，河北居民纷纷南逃。当时，河北中、南部一些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如育德中学、保定二女师、泊镇师范、正定师范、邢台师范、邢台女师等陆续迁到后方，有的学校并把大批图书仪器抢运到后方，准备集合逃出的师生，另择校址，继续办学。9月中旬，河北沦陷。河北省的中小学师生，大部分逃到郑州、开封、许昌、郾城等地，当时，河北省教育厅流亡在漯河，以泊镇师范杨玉如、邢台师范张阵卿、正定师范姚子和为代表的多位校长也到了漯河，向教育厅述职并与多方面商讨救济流亡学生等。教育厅因经费无来源，力不从心，只能收容有限名额，遂筹建了河北高中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北舞渡，王国光任校长。决定由姚、杨、张和其他几位校长到南京向教育部呼吁，要求政府救济流亡学生，将流亡师生集合起来重建学校。呼吁得到采纳，于1937年11月设立了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教育部派顾兆麟、王静山、郁汉良为委员到豫，先后在许昌和开封两处办理登记、收容华北战区失业失学师生员工，并决定设校施教，12月成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1938年1月，学校取消“临时”二字。3月5日在上集镇校本部举行了开学典礼，也就是国立一中的前身。

泊镇师范校长杨玉如带着档案图书仪器到淅川

据时任泊镇师范学校校长杨玉如的儿子杨西岩（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晚年回忆，其父当九师（即泊镇师范学校）校长只当了一年，就碰上“七七事变”，当时，学校放了暑假，河北各地学校都往南跑。因为放假，各校校长老师同学人数不齐，南逃相当狼狈。但其父是光棍一人（和其母亲已离婚），有家也不回，就基本上把老师同学还有图书仪器都带出了。1937年大雨，由泊镇租船沿运河转卫河到河南，东西一点儿未丢，这是一功。到河南后，河北其他学校校长——左派的，如大名师范孟夫唐把学校人丢给其父跑到延安去了（此人后来为湖北统战部长、副省长）；右派也找门路谋高就做官去了。只有杨玉如没门路，被推为代表去南京请愿。到南京找过河北国民党要人童冠贤、张后生，还找过冯玉祥。请愿的结果，就是国民党政府答应办个河南临时联合中学，收容河北流亡学生。联合中学的头不是杨玉如，而是一个姓顾的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长，职务是校务委员会主任，各校长是委员。这位司长没有呆多长时间，就让杨玉如当了校长。

据原国立二十二中校长侯朝宪回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亡我中国，中国发动了全面抗战。日军恃其装备精良的优势，东沿津浦线，西沿平汉线，节节向南进犯，而东线尤急。冯玉祥将军多年隐居泰山，为了抗日出山，任全国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驻守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一带的二十九军及驻山东的韩复榘部队，都是西北军，冯将军的老部下。这时冯将军秘密住在泊镇，以便指挥。抗战时期，军队在前线打仗，拼命流血，保卫国土。可是学校却必须有个安定的地方，才能上课读书。继续培养人才，保存文化，乃国家谋复兴之百年大计。在冯将军的影响下，杨玉如校长联络河北省东部的一些中等学校，率领师生员工后撤到河南西南山区的淅川县上集镇，建立了国立一中，教育部任命他为校长，时在1938年春。

回过头来再看看这张流亡时的照片，老师们或坐或立于船上，看时节已到秋末冬初，岸边落木萧萧，船上男女老师共处，有一种战乱年代难得的宁静。泊师负责校史的刘桂勋老师说，这张照片拍摄于流亡后期、到达河南以后。当时，老师们暂时结束了生死逃亡的艰难历程，有了片刻的安宁，才留下了这张照片。

泊头职业学院校史馆陈列历史

在今天的泊头职业学院，走进泊师校史馆，会看见一张“学校老师沿运河南撤”的照片（据考证摄于1944年春西峡口老鹳河）。照片下标注着这样的文字：“学校南迁：‘七七事变’后，在冯玉祥将军协助下，校长杨玉如带部分师生及教学设备沿运河南下，沿途与多所学校汇合成立联合中学，最终受命于河南淅川成立国立第一中学。杨玉如任校长，后又迁至陕西城固。1949年国立一中解散，就地成立城固第二中学，仍由杨玉如任校长。”简单的文字，把泊师流亡南撤办学、国立一中从成立到解散的经过写得清晰明了。

王国光代校长带领学校西迁到陕西城固

1944年下半年，河南战事发生了变化。中原会战以后，日寇占据平汉铁路，在平汉路以东的国立二十一中和二十二中处境就十分险峻。8月，漯河失守后，中国银行撤走，二十一中经济来源断绝，教育部电令学校西迁陕西安康。之后，二十一中分批迁到了陕西山阳和蓝田。国立二十二中奉命由阜阳向陕西的安康、汉阴一带西迁。从1944年8月首批师生由阜阳出发西迁，9月17日在路过日军封锁线时发生了“韩庄惨案”，有11名同学死于日寇的枪下。地处宛西的国立一中预感到了战事的紧张，积极向在重庆的教育部请示西迁事宜。教育部考虑到在城固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已搬至甘肃兰州，其附中也将搬至兰州，就命国立一中西迁至城固，在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中旧址办学。1944年的11月，一中派出了3个高中班作为先遣队，带领部分图书仪器出发前往陕南城固，与此同时，校长杨玉如也动身前往重庆找教育部要搬迁经费。

1945年3月，战事再度吃紧，国立一中决定立即从淅川县上集镇西迁，设在内乡县西峡口的一分校也匆忙踏上向西秦岭大山逃亡之路。国立一中校本部是在总务主任王国光带领下撤离的，一分校由分校长杨玉如带领撤离。

据国立一中高18班同学徐思敬回忆，1945年3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进兵宛西，南阳、镇平、邓县相继失守，上集、西峡口局势紧张。杨（玉如）校长在重庆时刻注视着豫西的战局，他得悉日军进兵豫西，立即从教育部催得5000元暂付款以应迁校急需。3月28日凌晨，上集突闻隆隆炮声，顿时由镇平、南阳逃亡来到上集的公教人员、学生立见增多，并传来马山口、内乡失守的紧张消息。

那时徐思敬已毕业，留校服务，在总务处庶务组工作，总务处主任王国光老师在杨校长离校期间代行校长职务，庶务组长霍子扬老师和马立言先生已经先期迁城固走了。王国光老师召集紧急会议，先将出纳组现有存款分发给各教师、学生，由训导主任王信直、教务主任吴冶明老师和军训教官苏廷玺各带一批同学，立即出发奔赴城固。集体行动尽量不使同学失散，不能立即出发的少数同学和教职员家属儿童，决定次日雇一批滑竿挑夫出发。下余训导处、教务处和总务处的文书组、会计室、出纳组、卫生组各留一人，庶务组全体员工留下负责集中所有的办公用具、文卷、账册，最后到非撤离不可时撤离。散会后所有留下人员立即紧张起来，和校工们一起收集全校的教桌、长凳、木床、家具等，并点数造册，准备连同各处、室、组交来的公物、箱筐在撤离时点交给上集乡政府。

3月29日中午，王国光老师收到了杨校长从重庆电汇来的5000元迁校费。王国光老师正愁现款不足，这批救济款的到来，真令人兴奋。这批款须要到50里外的淅川县城银行领取，寻常都是由会计室或出纳组派人。大约下午两点多钟，王国光老师忽然把徐思敬叫到他屋里，对他说：“王校长从重庆汇来一笔款，这是救命钱哪，须要你去淅川县一趟，把款取来，即刻就出发……兵荒马乱，你不要害怕，学校里有一只手枪，有校工进福保护你，要快，自行车已准备好了。”当天下午到了县城，因为县城银行此时正在搬迁，款没有取出来，后来在已搬迁至陕西龙驹寨河南农民银行才把这部分救命钱取出来。

在汉中市档案馆保存的国立一中档案中有一卷“迁校卷”记载了校本部西迁。

据总务主任（此时代理校长）王国光、教务主任吴国贤（冶民）报称：

此次敌犯宛西，由鲁山南绕过南阳，直犯内（乡）、邓（县）、淅（川）三县，距本校所在地之上集与西峡口近在百里左右，殊有朝发夕至之势。三月廿三日校方闻敌有蠢动消息，廿四日经各方证实敌由李青店西犯，廿五日本校召开紧急应对会议，决议全体学生自廿六日起分五日出发，脱离险境，过西安、赴城固，至廿七日晨风声甚急，即宣示诸生，凡在校各生于一日内分队出发，米贴各发一万元，过桥费及膳费等廿六日方领，每生各发路费三五〇〇元，教职员领队者各领一万元，其仆各发六〇〇〇元，直系眷属每人三五〇〇元，完后，由导师马冠三、教官苏珍（廷）玺率领前进，多数教职员于廿六七八各日离校。职等随全校财产虽无暇起运，必须点交当地乡公所，妥为保管，并交付运输费三万元，冀其运至深山保存。廿八日，风声更紧，当商请乡公所雇民夫五十名押运文卷、账本、卫生药械，各处室组名簿及重要器物，准备迁逃，乃以敌人侵入近郊，正忙于集合壮丁分途抵御，民夫征雇甚难。不得已于廿九日早晨月光下，偕校医刘春如、出纳组长赵国士、国文教员胡紫身等及眷属多人并挑夫十余人滑竿数架，仓皇从上集逃向深山，向紫荆关奔驰。此时敌人分三路向西进攻，一路攻西峡口，一路攻上集，一路攻淅川，职等于卅日正午行至卧龙岗联保办公处，此时闻敌人已攻陷西峡口及淅川近郊马湾，上集情形不明，若敌再西犯至荆关，则即陷于绝境，挑夫惶恐思归，不再远送，凡有眷属教职员无法前进，当于同人商定凡有眷属者可暂留山中，无眷属者则空身冒险突围冲出，职国光国贤以衰老之身率员工五人，学生四人，不避艰险，越高山谷，沿十八盘已破坏之狭路，行至紫荆关，关虽未破，而人心惶恐已极，欲雇一挑夫而行，以重价续雇滑竿三架，过紫荆关从山僻小路向商南进发。四月一日上午前至商南，至此方能脱险。我等所带文卷、出纳组长所带账簿、校医所带药械等项均随会计主任出纳组长校医均寄存卧龙岗联保办公处。会计主任段和会、出纳组长赵景韩、校医刘春如及其他教职员数人尚被困于深山中，未同出险。

我等沿途救护病弱落伍学生，电邮报告避难消息，向银行洽谈未领公款，援助逃亡同仁及眷属，四月一二日，行至西安，见员生路费皆空，又设法救济，向河南救济机关领款四十四万四千元，向河北省银行借款五十万，分配于各教职员及学生。现校本部同仁及学生皆抵城固，分校员生尚滞留商县，应另行救济，此次被迫逃亡，势机仓卒，校具未及迁运，教科书未及携出，文卷账簿尚存山中，闻敌人已陷上集，卧龙岗上发现战事，校具教科书文卷账簿已否被敌摧毁尚不可知，被困教职员何时脱险尚无消息。我、国光暂维校务，奉职无状，特详陈原委，听候裁处等由。查此次敌人猛犯宛西，并陷本校所在地西峡口上集，校具教具、全部学生及多数教职员已离险境，尚属至幸！惟此后校务进行困难现状应请钧部对左列各项特加救济。

从上述档案记载中可以看出，文卷账簿均寄存卧龙岗联保办公处（秦岭山区），后来，等战事稍缓，滞留人员才将这批档案带到了陕西城固。1949年9月，国立一中（河北生源）、国立七中（山西生源）、国立二十二中（山东生源）三校合并为汉中临时中学，校址在原国立一中城固老爷庙。1949年12月城固解放，政府接管学校，1950年6月学校正式解散，档案由政府接管，之后移交汉中地区档案馆（现汉中市档案馆）。也许，当初杨玉如校长从泊镇师范学校带出的档案不只这一卷，但经过两次迁移，战争的洗礼，最终只留下了这珍贵的一卷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