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星：俄罗斯战略界近期密集发布分析报告，研判疫情对全球政治及国际关系的影响，总体认为，疫情没有改变国际关系演变的方向，而是加速了已有趋势的变化。首先，疫情对美国冲击巨大，宣告美国霸权的结束，美国已失去了领导全球的道义基础。尽管美国企图用制裁、威胁、打压来挽救霸权的衰落，但这一进程已经无法阻挡。疫情也将使美国大选选情发生变化。疫情之前，特朗普连任可能性大，但其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其次，中美对抗加剧，有可能形成“新两极”，这与之前俄认为世界多极化的观点有所不同。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定撰文称，中美对抗加剧，疫情后有可能形成中美新两极。第三，疫情后欧盟将更加孱弱。本次疫情将是欧盟继金融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问题、英国脱欧后面临的第五次危机，欧盟一体化将更加举步维艰。第四，全球化受到冲击，民族国家理念大步回归，国际组织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全球贸易大幅下降，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调整产业布局，限制人员流动，疫情后全球化势必面临较大调整。

基于这些认识，俄认为，后疫情时代，俄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有机会发挥独特作用。俄高等经济学院发表报告称，俄需要提出新的思想，俄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二是反霸，主张各国拥有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三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全球治理，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俄借疫情也力图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但俄西关系早已时过境迁，俄罗斯不是苏联刚解体后的俄罗斯，西方也非当年的西方。乌克兰危机后，俄就彻底放弃了融入西方的努力，八国集团（G8）变回七国集团（G7）就具有标志性意义，虽然近来西方有人重提让俄回归G7，但俄对此毫无兴趣，其寻求的是平等关系，而美是不会平等接纳俄的。俄今年是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尽管受疫情影响，仍提出不少合作倡议。

庞大鹏：俄罗斯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而是独立和有潜力的文明，想要成为欧亚大陆政治中心与经济纽带，摆脱“中心的边缘”的历史宿命。从2012年普京重返总统宝座开始，俄就致力于通过建立欧亚联盟这一强大的超国家联合体模式，成为当代世界中的一极，发挥欧洲与亚太地区有效纽带作用。在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下，俄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疫情结束后这一总方向不会变。所谓“转向东方”，只是俄经济的转向，不是文明的转向。俄“转向东方”的目标不是离开欧洲，而是在继续发展与欧洲关系的同时提高亚洲在俄外交中的地位。所以我们要注意，未来中俄关系的利益摩擦点将集中在欧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中国在欧亚地区缺少一个抓总的战略。中亚是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第一环，具有示范性效应。中俄双方需要相互有所妥协，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彼此独立而又同步发展。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着眼的是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合作，如果没有俄的有力参与，前景将打折扣。

2020年2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重申了“美国优先”和“公平贸易”原则。

刁大明：美国已进入国家历程中的新矛盾期，虽然当前矛盾显然无法与南北战争的高烈度相比，但也一定是美国在世界登顶以来空前严重的。内部矛盾导致的内顾倾向在重塑美国的国际角色，进而美国习惯性地需要一个“冷战叙事式”的外部威胁来“团结”国内。但从莫斯科通向华盛顿的路径无法复制在北京身上。对苏（俄）政策在美国国内利益中更为单一，对华事务则有太多的利益链接，这就决定了对华“冷战叙事”无法转移美国国内的既有问题。而对外竞争与对内纾困之间如果无法打通的话，美国就必须重新确定侧重。即便西方某些国家可能进一步跟随美对华施压，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这样一个今非昔比、退回“孤岛”的美国，如何想象会出现新的阵营对抗呢？基于这些考虑，中美关系或许正在进入一种新的权力共存的状态，并不会以今年的大选结果为转移，将来美国对华政策无论怎样调整，都无法超越竞争性共存的现实预期。

这一轮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从冷战结束那一刻就开始了。在国际层面，美国的领导“经验”其实就是冷战经验，是对抗性的经验，所以一直在重新锁定对手和敌手。在国内层面，极化部落化加剧、身份认同显现出新的危机，“美国是谁的美国”成了比以前“何为美国”或“谁是美国人”更难回答的问题。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诸多政策议程在美国国内政治层面都触及利益分配或再分配，进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极化阻力。因而，即便是民主党人重新上台，也回不到过去那种自由主义状态了，即便不会如特朗普那样说“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但也不太容易坚持“美国是全世界的美国”。或许，美会回到“门户开放”思维上去，但不强调负担更多提供公共产品的国际领导，仅以强调看似对各国都有利的规则方式要求“开放度”，在“开放”竞争的情况下勉强维持自身优势。

俄罗斯长期面对着权力、安全与空间之间的平衡考验，在面对西方时长期保持着“欧洲而非西方”的思维，近年甚至更加自信地认为自身才代表着欧洲的真正理念与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俄强化东部地区开发、强化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努力再次发轫。这对俄而言并不是一种战略能力过度分散的做法，反而是有助于扩展安全范围、分享各地区经济红利，甚至在不同地区多点牵制美国，增加议题和筹码。同时，俄从未停止全球布局，疫情之后极可能加速推动“全球俄罗斯”态势，进一步增加在能源市场的话语权，扩展在中东、非洲、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张志新：疫情结束后影响美国外交战略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是特朗普能否在2020年大选中连任。虽然目前从各种民调看，民主党参选人拜登胜算大一点，但特朗普竞选团队操纵议题、引导舆论的能力不可小觑。现距大选投票还有五个月，选情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实现政权更迭，其对外战略向自由主义略有所回摆的可能性较大。这主要是源于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与传统盟国关系的破坏，已达到让美国战略界“发指”的地步，而政府内部倾向传统建制派的“深暗势力”一直在抵制特朗普在外交上的恣意妄为。但是，在对中国、俄罗斯的政策问题上，不能指望未来的民主党政府有大幅度的回摆。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动员在美已深入人心，期望中美俄重回“旧日好时光”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另一方面，当对战双方的车马炮已部署完毕，战略竞争的态势已经拉开，争斗只能是大闹与小闹的区别。核热战不可能，小范围局部冲突又有迅速升级的风险。在此情况下，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可能成为今后中美竞争的主要形式。美俄关系的缓和在特朗普时代如果不能实现，在拜登时代只会更难。

张腾军：在国内外挑战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向右转的趋势短期难以逆轉，甚至可能受国内政治势力的操弄而继续增强。即便拜登当选，国内不满情绪的存在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外交回摆的幅度。总体上，美国外交可能继续向右走，但预计不会走向极端右翼化，后者过于激进，难获国内广泛支持。后疫情时代，美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内外挑战，尤其是中国的较快复苏和更趋进取的国际角色，将令美国更为紧张，对自身全球领导权旁落的担忧继续上升。此外，中美在全球治理和发展模式上的分歧日益凸显，已引发美国国内高度警惕。这将促使美国重新反思对外战略布局，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对华战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