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周律之（西泠印社社员）

沙孟海晚年郁勃雄强的书风，是20世纪中华民族风云激变、奋发图强精神的象征，又是20世纪书坛兴碑融帖、尚势求新时代风貌的反映。

沙孟海先生在《中国新文艺大系·导言》中说过：“书法家、篆刻家的个人风格，往往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探索和实践才能逐渐形成，这既决定于他本人的学识、素养和志向，更关联到时代和社会风尚的影响。”他又说：“真正具有时代风貌，能代表一代书风者，则必须是在形式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的。”这段论述精确地说明，历代杰出的书法家的书法风格，总是会打上民族和时代的印记。

沙孟海生于1900年，卒于1992年，是世纪的同龄人。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华民族大动荡、大变革、大振兴的历程，经历了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诞生风云激变、可歌可泣的年代；民族的兴衰、时代的风雨，一直牵动着他的心怀。

沙孟海出生于浙东的一个偏僻的山村。浙东沿海的宁波，在近代史上是一块充满辛酸和苦难的土地，鸦片战争后，被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掠夺。战争频仍，国耻累积压抑着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强烈的民族自振自强的种子。“弱岁伏乡闾”“瀛台起悲风”—在他《题康更生观光绪痛史诗翰册为王黎夫》中可以看出，戊戌变法的失败，慷慨激昂的康有为诗文，曾激发起这个生长在偏僻山村少年的书生意气。辛亥革命一声惊雷—武昌起义胜利，让他无比振奋和喜悦，年仅11岁的沙孟海看到报纸上影印着篆体“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读。14岁的他从偏僻的山村，负笈到宁波城中读书，结识了张让三、陈屺怀、冯君木、冯定、冯都良、吴公阜等良师益友，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经史国学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五四运动”激起他的爱国情怀，他以自己教书的薪给供养四个兄弟读书成才。看到他们投身于风雷激荡的大革命洪流，先后加入共青团、共产党，沙孟海也曾怦然心动。但他身为长子，难免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挑起全家老少的生活重担。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三弟遭通缉，家庭遭搜劫。二弟文求壮烈牺牲，使他悲痛万分，在烈士墓旁题上“苍天不可问，去者日以疏”一联。在上海他曾与冯定、冯都良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共事交往，转递信件，因“交游太杂”而屡被解聘；20世纪30年代在杭州又与共产党员崔晓立等合营书店，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抗战爆发，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他携妻挈儿女，流离入蜀。家乡屡遭洗劫、搜捕，母亲在动荡不安中辞世，使他悲忧交加。解放战争时期，他虽“身在曹营”，但洁身自好，他知道在南京进行地下活动的弟媳是共产党员，因此常常设法掩护。他的前半生充满传奇色彩，压抑、悲痛、忧愤、反抗在他的内心世界烙下激越的音符，日积月累，对他的书风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沙孟海与周律之、周节之书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振兴，国家昌盛，使他无比振奋。情动于中，形诸于外，每振笔作书，如大江奔腾，气势澎湃，郁勃飞动，雄强凝重，长期积累形成的晚年书风，正是中华民族由压抑到反抗到腾飞的象征。在沙孟海晚年书迹中，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能听到慷慨激昂、发愤图强的旋律。书法艺术虽不直接反映生活，然而历代杰出的书法家无不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社会的风尚，王羲之风流倜傥、潇洒自如的书风，颜真卿雄强刚毅、伟岸轩昂的气概，“宋四家”儒雅风度、文人意蕴，杨维桢苍劲狂怪、放纵不羁的狂乱书风……都反映了民族兴衰、时代风雨。沙孟海在书论中曾说：“艺术是国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东西。”

当然，书法家的书风造诣，除了生活阅历的积累和精神世界的蕴涵，还有艺术功力的积蓄。

沙孟海 行草 鲁迅《自题小像》

沙孟海 行草 《金石寿》

20世纪，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大震荡、大变革的时期，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不仅政治上主张维新，书法面貌也焕然一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在20世纪初的书坛掀起轩然大波，当年书法界“座中论书，言必及碑”。康有为、梁启超墨迹影印本广为流传。沙孟海少年时携带父亲嘱他临摹的一本王羲之《圣教序》来到宁波，一下子就被当时笼罩在甬上书坛的一片碑学气氛所包围和冲击。“朋友中有学《郑文公碑》《瘗鹤铭》诸体，笔力矫健，气象峥嵘，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后又见梁启超临王羲之《圣教序》，使用方笔，锋棱崭然，大为惊奇。此时又结识了甬上著名书家钱太希先生，看他振笔潇洒，结合《张猛龙》体势写大字，又一新境界。于是他尝试按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启示的程序临写此碑。

沙孟海23岁到上海，看到沈曾植书迹，方笔翻转，诡变多姿，大受启发。后谒见康有为，进门见“游存庐”三字笔力峻拔开张，叹为生平稀见。1925年结识了吴昌硕，时见吴老挥毫作书，骨法用笔，章法变化，注重气魄，使他胸襟更为开豁，眼界更扩大。当时，上海是文人荟萃之地，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都是全国一流书家。沙孟海青年时代十分荣幸地从这些大师翰墨作品中领略到20世纪初书坛的时代风貌。

沙孟海先生从不侈谈创新，但是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一直转益多师，变古创新。上溯魏、晋，直接临习锺繇、索靖诸帖，同时涉猎苏轼、黄庭坚、米芾、祝允明、王宠、黄道周、傅山、王铎等宋、元、明各有专胜的书风，广泛吸收各家精华，“穷源竟流”，上下求索，追求既不同于古人，又不同于今人的新意。直至晚年，他仍孜孜不倦地临书不辍，吸收营养，开拓新的境界。他晚年所作岳飞《满江红》、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八尺巨幅横幅，郁勃苍劲、力透纸背，整幅气势磅礴，如排山倒海扑面而来，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垂暮之年一股浩然之气，不断写出“瑰奇万变、惊心动魄”的作品来，达到“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些巨幅作品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书坛压世之作。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也是沙孟海晚年特别恋乡的时期，他常说：“年纪越大越想常回故乡看看，看到家乡面貌变化，心里十分高兴！”每隔一两年或两三年，他来甬探望故里，到塘溪老家走走，看看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看到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常常激动于怀，形诸笔墨，留下不少珍贵墨迹，在字里行间，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淳厚情意。

1982年2月，他回故里重访天一阁，这是“文革”后他第一次重返故里。他对天一阁有着深厚的感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多次来甬普查文物，走访天一阁，故地重游，他深情挥毫，留下两件墨迹：“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大幅屏条和“全谢山题天一阁诗”整幅中堂，落款：“壬戌仲春过天一阁漫书，沙孟海年八十三。”通篇笔墨淋漓、跌宕起伏，字字飞动，气势磅礴。这一时期，他还为天一阁鉴定名人墨宝，留下珍贵手迹，如为《黄山谷草书竹枝歌墨迹卷》题跋和《万季野明史稿》题记，这些作品大都收录在《沙孟海翰墨生涯》《沙孟海书法集》《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卷》中。

1983年10月，沙孟海探望沙村故居，下榻新落成的甬港饭店。当时，应鄞县县政府筹建“沙文求故居”之求，题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离甬时并为“甬港饭店”题名。

他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常常寄豪情于翰墨。1985年，应新建的“北仑港”指挥部的邀请，冒着绵绵细雨，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仑港码头，同工人热情交谈，回到港部即兴挥毫，题了“东方大港”和“北仑港区”两幅大字，气势雄放，神采飞动，折射出北仑港的雄势，也流露出他的激动心怀。

1989年10月，他偕四弟史永（沙文威）来家乡，当时他已90高龄、史永80岁，相约到轮船码头、江厦街、中山公园（解放前他为这里写过“总理遗嘱”碑，史永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后乐园”参加革命活动），旧地重游，抚今思昔，感慨不已。1991年国庆节过后不久，他又偕史永，率三子更世、小儿匡世，在鄞县县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莫枝镇，参观了正在筹建的“沙孟海书学院”，并泛舟东钱湖，游览了正在开发的各个旅游景点。第二天重访天一阁，应天一阁主人的请求，他在精裱的册页本上留下手笔：“一九九一年十月五日，沙孟海重到天一阁，年九十二。子更世、匡世侍。”他向天一阁负责人告别时说：“过去我两年来一次，今年我准备来两次，‘书学院’开幕还得来一次。”1992年4月25日，“沙孟海书学院”成立典礼前一天，他题写了“万柳园”三个大字，落款“孟翁九十三岁”。只是没有想到这就成了沙师一生孜孜追求的书法艺术封笔之作。

沙孟海先生不仅在书法艺术实践中富有创新精神，于书学理论也富有创见，发前人之未发。早在1928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纵论书坛，评点书家，鞭辟入里。全文从头到尾，处处闪耀着创新卓见的火花，剖析了三百年帖学式微，碑学兴起，势所必然。称赞包世臣、康有为的功绩，又指出其“尊碑抑帖”，有偏激情绪，矫枉过正，主张太过。

他不迷信古人、深信书本，敢于提出历代名家的错误论断。对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论断提出质疑：古人席地而坐，执笔是否如后世那样笔管垂直？他引《女史箴图》《北齐校书图》及西陲所出唐画残片、唐壁画等所描绘古人执笔的图画，证明唐以前的执笔都是笔管斜着。宋代以后，用高案高椅，坐姿改变了，才有笔管垂直的执笔姿势。

1987年4月在中日书法讨论会上，针对郭沫若与高二适“兰亭真伪”之争发表《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一论，援引许多书迹，更加全面系统而有说服力地论析，从而回答了《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澄清了先后长达半世纪的“兰亭之谜”。

本文选自：《二十世纪宁波书坛回顾》，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