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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才先生崇实黜虚的治学之道(下)

2020-07-07李天道

文史杂志 2020年3期
关键词:文才元曲杨慎

李天道

四、主要学术成就

文才师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广,就其代表性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杨升庵研究,重点在升庵著述的版本考证及辨伪。在20世纪杨慎研究中,文才师是用力最勤的一个。他的《杨慎学谱》[1],积数十年心血浇铸而成,对杨慎的各种著述考证最细,在杨慎研究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书对杨慎的年谱、著述以及他人对杨慎的评论作了搜集与详细精微的辨析,另外还附有升庵逸事、遗墨、遗像和交游诗抄。值得指出的是,文才师在书中用了较长的篇幅对杨慎著述版本的真伪与主旨进行了考订与阐释,最后确定杨慎传世之著有220种。该书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涉及杨慎对经史、诗文、书画的考论,以及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等著作,数量很多,涵盖面极广,为今人全面研究杨慎奠定了一块坚石。即如文才师在《杨升庵学行述略》[2]中所强调指出的:“慎因道学之锢弊,心学之虚浮,力倡博约以矫陋习,标举实学以挽颓风……慎治学之方,固为清代儒遵循之径。一曰明音义,二曰通句法,三曰重校勘,四曰存佚说……其导启明清学术。宜雄踞于儒林矣。”在文才师看来,杨慎的诗歌,远绍六朝,近宗三唐,为前人所未备:“杨慎以其卓越的诗才,深研六朝的诗体,具有深厚广博之学,创为渊雅靡丽之词;更能兼收众美,出入三唐,风调情韵,得其神似。诗歌内容,又多新境,为前人所未备,是以独树异帜,雄视一代。”文才师又编选有《杨慎诗选》[3]与《杨慎词曲集》[4]。文才师还与张锡厚辑有《升庵著述序跋》[5]一书,比较全面地收录了杨慎本人及他人为其著述所作的序或跋。文才师与万光治主编的45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杨升庵丛书》[6],含杨慎著作45种,为今人及后人研究杨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文才师的《读杨慎诗札记》[7]拉开了杨慎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杨慎诗七首,黄峨诗一首,其中大都又出现于文才师后来出版的《杨慎诗选》中。文才师在《杨慎诗选序》中指出,杨慎诗独到之处,“尚不止于揽采六朝,更在融会三唐;成功的篇章,亦不专属五言,而多属七言”。这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杨慎诗词方面的整理。这类研究整理工作与第一类相关,只是为了强调,而进行单独论述。文才师对升庵诗词作了大量的编选、整理、校笺、注释,其中已经出版的如《杨慎诗选》《杨慎词曲集》《升庵长短句》《升庵著述序跋》《杨升庵夫妇散曲》等以及《绝句衍义笺注》《升庵诗话笺证》等,在诗词等领域对杨慎著述整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文才师校辑的《升庵长短句》《升庵长短句续集》《升庵词补遗》三种(以下简称此三种为文才师《升庵长短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首次校点整理的杨慎词集。《升庵长短句》初刻于明嘉靖庚子十九年(1540年)。此本仅二卷。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杨慎门生李发于滇中重刊时,在二卷本的基础上扩增成三卷出版(为便于叙述,我们将此本名为《正集》);稍后,另有嘉靖年间刊行的《升庵长短句续集》(以下称《续集》)问世。其至万历年间重刻时,又合正、续集为四卷,几经流变。因刊刻年代有先后,虽然万历重刻四卷本《升庵长短句》尽收了正、续集所录的全部词,且有增补,却仍有散见于其他著作中之杨慎词作未及收入。文才师《升庵长短句》以嘉靖年间刻《升庵长短句》正、续集为底本,参校了万历重刻四卷本《升庵长短句》,并广为搜集散见于升庵其他著作和他人著作中的杨慎词,得317首,较收词最多的万历四卷本《升庵长短句》多出11首。[8]尽管仍不能说已搜罗齐备,但是已经超过前人,应该是收录杨慎词最为全备的一个本子,为词学界研究杨慎词提供了方便。[9]这里的统计不包括混于集内之散曲和《杨慎词曲集·历代史略词话》中之词20首。文才师《升庵长短句》不仅校订了字句,还对杨慎词的有关问题作了考订。

王文才先生依据自己研究所得,针对古人评论杨慎的若干诬枉不实之辞,为之辨诬正名。如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中指责杨慎的《个侬》词“为窜易廖(莹中《个侬》——引者)词,窃为己作”,又斥“升庵未贬时,每阑入文渊阁攘取藏书”,“公然剿掠”,断定“升庵得志决非纯臣”,必为“无忌惮之小人”。王文才先生指出:“窃书,事出诬枉,《野获编》已详为之辨,而绍仪尚斤斤于此”;又指出:“升庵词曲及诗,屡改旧作,乃出戏笔,人皆习见,不以为怪。门人编录遗篇”,“偶或失注”,“丁绍仪偶见一词”,“丑低恶皆”,“亦太过甚”。又如对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对杨慎“不恤杜撰肆欺”的谴责和溢美之词,王文才先生也都实事求是地予以驳正。这对弄清杨慎生平和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元曲研究与《元曲纪事》。王文才先生悉心研究元曲多年,《元曲纪事》即是他多年从事元曲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的成果。是书乃元代之人、戏曲散曲杂剧、本事传记掌故曲话考证研究的重要资料。它的出版,为元散曲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就“诗纪事”本研究看,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唐诗、宋词、元曲都有“纪事”本流传。有关唐诗的如南宋计有功曾辑有《唐诗纪事》八十一卷传世,首创了兼具诗歌评论及诗歌史料的“诗纪事”这类性质的书籍。嗣后清代厉鄂按照该书体例辑成《宋诗纪事》一百卷,陈田辑《明诗纪事》一百八十七卷,近代陈衍辑《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再后,邓之诚有《清诗纪事初编》,南京大学教授唐圭璋先生曾辑成《宋词纪事》,而惟独有关元曲的一些散见材料多年来还一直未曾有人加以搜集整理。基于此,王文才先生编著了《元曲纪事》[10]。正如他在序中所说:“至于曲话杂著,评文纪事,辨调审音之说,犹散见诸书,未经综理,不便稽考。”正因为这种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于研究元曲极有帮助,又能省却研究者的许多翻检之烦琐,王文才先生才积多年之劳,花了很大功夫,编成这本书,“读曲之余,窃仿诗词纪事之著,草创兹编,聊补其圈,庶几可省检索之烦”[11]。这本书不仅给元曲研究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重要资料,也填补了元曲纪事书的一大空白。该书的特点如下:一是资料赅备而翔实。王文才先生在《元曲纪事》中共采录了《中原音韵》《阳春白雪》《太和正音谱》《青楼集》《辍耕录》《艺苑卮言》等近百种词话、曲话、杂著,资料赅备,正如他序中所说:“辑录所得,或属评文,或属纪事,无论兴象遣词,寄情状物之语,凡可征故实,資考鉴者,未尝弃去。乃有称遁逸为高致,赏纤靡为能事者,但借以考见彼时之风尚而已。”全书有“总评”,汇集了诸家对元曲总体的各种评论的资料;也就是说,把研究元曲的纲领性的材料集聚在一起。这就使得人们不用索检之劳,而又能很容易地对元代散曲的一代风尚以及发展演进之迹、辨调审音之说、创作风格之别,有一个全面而广泛的认识。除“总评”外,亦有各曲家专辑,以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列曲家姓氏为据编排次第。在历史上元曲作家有名可稽者其数甚少,据《录鬼簿》《正音谱》所载,也不过100余人;而且有关材料都散见于诸书,遂使人们对每一曲家的认识,亦只能是一鳞半爪,难窥全豹。《元曲纪事》广收博汇,得各曲家专辑有85家之多,这显然是一项极富意义的工作。每一曲家名下,或录其曲,或纪本事,或采集各种评论,或报述其生平言行,为读者提供了每一作家的全貌。书末另有附录二。附录一为“古曲”。北曲盛于元,而兴于宋金。元人所称之“古曲”者,虽为宋金之作,但确已具元曲之雏形,与元曲差别无几。《元曲纪事》附录现存之“古曲”,令人一窥元曲衍变发展之由来。附录二为“明人所题南词旧曲数套”,更见南词北曲之发展渊源及流变。该书特点二是按语的价值极高。文才师对若干所列资料加了按语,对资料的考订、对作家作品的评议都时有高见,是文才师多年研究元曲的心得与成果。元代曲家,盛称关、马、郑、白,即关汉卿、马东篱、郑德辉、白仁甫四大家,所作曲词流传广泛,后人莫及。本书选入关汉卿曲较多,文才师加按语三处,通过考订,作了匡正勘谬。例如,《嘲秃指甲·解扶归》一曲,以俗为雅,令人赞赏,但是何人作曲,众说纷纭。文才师力排“无撰人”“元人作”“宫大用曲”等说,采纳了《尧山堂外纪》《坚瓠乙集》所云作者系关汉卿的正确记载。文才师按语对引导读者鉴别资料、潜心研究曲词大有裨益。可以这么说,《元曲纪事》的出版,对于元曲理论、元曲史,乃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蜀梼杌》的“校笺”整理。《蜀梼杌》,又名《外史梼杌》,乃宋代四川新津人张唐英(1028—1071)所编撰的一部属于地方史的编年体著作。该书原为10卷,现仅存一卷节本。其内容为前后蜀两朝80年来的历史记录。如所周知,由于年代久远,纸质文本保存不易,所以,保存至今的有关前后蜀历史的史籍极少。也正因为此,这本书非常珍贵,历史资料价值很高,对于研究巴蜀地方史与五代十国历史来说,是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史籍;故对其进行校笺整理,自然极为有益和必要。而文才师和王炎则不畏艰辛,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钩沉索隐,广为梳耙,详加考证,历时10载,终于完成了《蜀梼杌校笺》[12]。该《校笺》特色突出,首先是体例方面,编排合理,层次精详,将原为上、下卷的《蜀梼杌》,依王建、王衍、孟知祥、孟昶四朝,重新析为四卷,逐一依次进行校笺,结构层次更为合理,方便检索查阅。文才师为了补《蜀梼杌》一书在典章、政事等方面的缺漏,还将宋人勾延庆所著《锦里耆旧传》作为附卷之一附于书中,“使与《蜀梼杌》并传”[13]。其次是研究方法上注重对史料的归纳整理,并应用大量图表,加以说明,使一些原本抽象复杂的事物变得形象具体。如第86页、87页,将《蜀梼杌》所述王建宫城名称、方位等以图表的形式,绘制成《蜀都内城门图》及《蜀宫城图》等,使得读者对前蜀宫殿方位一看即明。又如第194页,以图表的形式将后唐与前蜀的关系,列《唐蜀交聘表》加以说明,使得原本复杂的交往关系条理化、明朗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笺补史料翔实宏富,价值极高。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校笺》首先是在史料的收集和占有上十分成功。在史料收集方面,通过多种途径搜集,然后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合、归纳;在此基础上,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灵活穿插运用,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正如该书“序”所说:“《蜀梼杌》节本过略,事多缺如,因采史传以补之,期可备两代之大政。笺补并行,冀成全史。”从数量来说,该书征引材料之富赡非常惊人:原书只有1.5万字左右,而《校笺》一书字数却高达35万字。《校笺》在对《蜀梼杌》原文按事分条并逐条进行校笺时,采取了先笺后补的方法,其笺补内容往往是原文的几倍,甚至几十上百倍。每每一条原文,其笺补的资料所引出处就多达20种~30种,甚至40种~50种以上。全书的笺补资料出自大约四五百种史书,而它们几乎全部来自五代至两宋史籍。正如文才师自序所言:“笺证只采五代两宋之著,自史鉴、杂史旁及说部、诗文,鲜用后出之书。”

同时,该《校签》持论公允,新见迭出,显示出极高的学术价值。对一本书进行校笺,广泛地搜集和占有史料,只完成了其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如何对大量而丰富的史料进行整理、校勘、分析,从而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则显得尤其重要。这是衡量一个学者学识短长、见识高下的重要标志。《校笺》一书突出反映了文才师在此方面的能力。文才师精通训诂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其深厚的朴学功底令人为之叹服。如《校笺》一书在版本的选择上,除了以北京图书馆馆藏天启七年冯仲昭钞焦竑本为底册外,还同时参校了《说郛》《四库》及蜀刻三种版本文字,对《蜀梼杌》原文中存在的文字异同、脱漏、错讹等进行了参互校正。

该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与文才师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宽广的学术视野是分不开的。这是文才师多年致力于巴蜀文化研究的结晶。

文才师在巴蜀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有《成都城坊考》。此书代表了他在四川地方史研究领域的卓然成就。

五、治学方法和特色

对于文才师的治学方法和特色,难以尽之,只能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其一是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和宽广的学术视野。文才师具有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和宽广的学术视野。这些因素,部分来源于早年的学术训练,部分来源于其自身天赋;但更主要的是其勤奋努力的结果,是文才师一身视学术为生命,锲而不舍,不断积累、磨练出来的。

文才师很早就对文献学有浓厚的兴趣,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文才师主张广博精专兼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治学之道,应在广博基础上力求精专。文才师提出了广博与精专相互促进的方法,即先有广博的知识,而后力求对专业学习的精专;以精专作为学业的指导,而后拓展个人的知识积累。文才师回忆自己求学之路上,个人的读书和学习一向精益求精,常常一本书反复读,读不明白之处往往记下来第一时间向老师请教。正是这一份求知若渴、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使文才师的求学之路结出了累累硕果。文才师强调在治学的道路上,应具备勤学、多思、敢想与创新三个环节。文才师强调说,学习一定要多用脑,既要思考,又要记忆;真正的知识需要反复持续的思考才能理解,才能获得;持续不断的思考可能产生灵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发现真理。文才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始终坚持一视同仁,平等相待,诲人不倦,严格要求。文才师指出,老师的严格要求需要建立在最大的爱心、耐心和信心的基础之上。在日常教学之中,教师尊重学生,学生才会更加尊重老師,更容易接受老师的观点。师生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灵进行沟通方能做到言传身教。教师把课讲好是爱学生、尊重学生的最高表现。学生在课堂上学不到应得的学识,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珍惜学生的时间,就是教师对工作最好的尽职尽责,也是对学生应有的尊重。教师教学生不但是让学生记住一些具体知识,也要指导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我想这或许是文才师执教多年,一直深受学子欢迎的“为师”之道。文才师在川师工作的50余年中,不管是于前期的身处逆境、步履维艰,还是后来的条件改善、多重工作叠加、异常繁忙的情况下,都从不懈怠,稍有空隙就深入到自己的学术探索中;即或是在出差途中和住院的病房,也是随身携带一包包一袋袋的书籍和文稿,见缝插针地展开工作。曾有几位与文才师有较多往来的师长对我讲,说文才师的大脑就像一个书库,知识渊博,令人敬佩。

其二是严谨的治学态度,敢于怀疑,返本探源,敢于创新的学术追求。文才师做人、做事、治学,一生严谨求实,从不草率应付。他在长期的学术探索中,对各类文献资料、各类说法的处理都是这样,从不人云亦云,一定要弄个究竟,直探本源。他在广泛搜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注释校笺整理,以揭示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同时鉴别文献的真伪,深入考察文献的来源和可靠程度,从而保证引用文献的规范性。他将搜集到的大量散乱无序的原始史料予以系统化、条理化,通过精读,深入理解和掌握文献中有价值和意义的内容,进而作出正确而客观的评价。这样的治学态度、探索精神,自然会屡出创新性成果。

这种精神的养成,具有多方面的因素。文才师曾经说过,他早年受到彭芸生等先生的影响,勤于思索,因此,常能提出一些突破传统成说的崭新见解,对一些通常为一般学者视为当然的说法,多问几个为什么。每当遇到一些显然存在矛盾,但又通常被忽视或避而不谈的问题时,就更不愿放过,总想探明究竟。在回忆师从彭芸生先生时,文才师曾谈及,彭芸生先生对文献资料的掌握,极为严格:一直堅守基础资料的占有,必须充分占有文献资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这显然对文才师有密切影响。由此,也可见文才师治学态度、科学方法、创新精神的渊源所在。

其三是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决不半途而废的探索精神。多年来,文才师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选择的这些研究课题,都是硬骨头,最终能否成功也是未知数,颇有得不偿失的味道。对他否定久已被公认的流行说法的观点和体系,既有朋友善意地提示其知难而退,也有个别同行私下嘲讽,不以为然。但文才师总是迎难而上,深入探究,从不轻言放弃或半途而废。对此,文才师强调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的可信度,所引据材料的可靠性,对材料的理解的准确性。坚持独立思考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是文才师的行事风格。所以,文才师的有些文章是一稿、二稿、三稿,多至七稿、八稿,经过反复修改、打磨后才拿出来发表。文才师治学多年,整体上看其集中在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尤其是对杨升庵的研究。文才师学术涵盖面极广,极度重视文献资料的系统发掘和精心整理,能结合多种学科且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中进行研究;同时还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手段,从而梳理出丰富的有系统性的思想资料,最终写出“事实的历史”。他强调忠实记录,重视发掘文献资料。他关注考据,义理并行,但是辞章却极为平实,总是将学术论述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文才师向来爱生如子,其教书育人之师道师德,堪称楷模;其优良作风和治学方法,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努力发扬。文才师多年的言传身教,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激励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勇于开拓,砥砺前行。

注释:

[1]王文才:《杨慎学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王文才:《杨升庵学行述略》,《杨升庵诞辰500周年纪念册》,1989年。

[3]王文才:《杨慎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王文才:《杨慎词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王文才、张锡厚:《升庵著述序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王文才、万光治:《杨升庵丛书》,成都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

[7]王文才:《读杨慎诗札记》,《四川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

[8][9]张朝范:《关于〈升庵长短句〉——读〈杨慎词曲集〉》,《文学遗产》,1985年第6期。

[10]王文才编著《元曲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王文才编著《元曲纪事·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2]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版。

[13]王瑛:《钩沉索隐考证精详——评〈蜀梼杌校笺〉》,《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又见《成都文物》2000年第4期。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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