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兴富

我与《短篇小说》结缘有20多年了，回首这段往事，还真想说说心中的记忆。

20年前，我在大别山腹地金寨县的一座水电站上班，实习工资每月25元，半年后转正，工资涨到46元。不过，我吃食堂，不用交生活费，伙食相对不错，鸡鱼肉蛋，用现在的话说，全都带上个“土”字，而且新鲜。我做过两年事务长，负责食堂伙食采购。电站离集镇有七八里路，每天一大早去买菜，徒步一小时，返回时，全靠肩挑，偶尔遇上进山熟悉的拖拉机师傅，只要轻轻地招招手，他们都会捎我一截。我不仅负责食堂采购，而且跟着一位烧大锅饭的师傅学做饭。这门手艺现在用在家里，常常成为孩子们的“笑柄”。

我爱好读书，常把结余的微薄工资用于每年的报刊订阅。电站值班很简单，不需要多高的含金量，学会开机并网发电就没有什么大事了。余下时间就是坐守机房，喝茶，看报，听听发电机转动的声音，监视配电屏上仪表波动，如果没有异常，每小时进行一次数据记录。

单位里我年龄最小。从18岁起，我就厮守着这座大山，每天除了发电，接着还是发电，但心不踏实，也不甘寂寞，总想学点什么来填补空虚。几年来，我也尝试着各种捷径的方法，比如无线电函授学习，作家函授班，甚至学篾匠工艺技术，希望有一天走出大山。电站搞运行是枯燥乏味的一项工作，平时靠单位订的报纸和杂志来消遣坚守“阵地”的寂寞。其实，那些报刊都是政治性和专业性很强的读物，像《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皖西日报》《中国电力报》等，我通常只看标题，不看内容。每到周日副刊，我都早早抢到手，把自己觉得好的小说和散文撕开折叠起来，塞进包里带回宿舍，一个人再慢品细读。说实在的，仅凭这几份报纸是打发不了我的空闲。后来，我在厚厚的一本报刊征订目录里，挑选了几十种杂志和报纸进行筛选，最终保留了吉林的《短篇小说》、江西的《微型小说选刊》、河南的《百花园》和本省的《作家天地》等，总费用控制在二百块钱以内，这样在经济上也能承受，不觉得累。

杂志报纸看多了，心里自然融入了很多奇妙的构思和设想，开始尝试写作。不久，当地的一些报刊陆续刊发我的稿子。但值得我怀旧的是1997年，《短篇小说》第八期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省外投稿的拙作《沉重的包》，一改我“土老帽”思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我不停地写新闻稿、散文和小说。那年代写作是很辛苦的，一笔一划地写啊！涂啊！撕啊！等一篇稿子写好了，不知道废了多少稿纸和墨水，也不知伤了多少脑筋。我们去邮局寄稿子也是件麻烦事，往返20多里路，跑上几个时辰，而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不过我的心态好，稿子见不见报，发不发表无所谓，就当练字好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把写作当成走出大山唯一的硬件理由，放弃了身边好多杂事，伏案埋头爬格子。曾记得，有个月的稿费超过了我当月的工资，心里特别激动，我让妻子去购置家私。稿子发多了，名气自然大了，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在一次去市里出差，我拜见了日报社副刊部的谢彬老师，在他和市文联领导的帮助下，我加入六安市作家协会，办了《皖西日报》通讯员证，寻求团队锻炼，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品。

1999年底，适逢单位改制，我第一个申请停薪保职，带上自己的梦想去了南方，在东莞、深圳和广州来回穿梭。前沿城市工作压力大，那种快节奏的工作方式，我老觉得时间不够用，几乎很少读书看报，更没心情去订阅报纸和杂志，偶尔会从报摊上买一份都市报翻翻，之后也就随手扔了。

我在南方从事媒体经营工作。既然是打工，我一直把挣钱当作首要任务去完成。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报社的一个项目活动中，我领悟了笨鸟先飞的道理，争取比别人多付出多回报的盈利理念，拿下单日签订4家招商广告和后来的特刊封面、封底和跨版，实现当月广告提成近6位数，激动，快感，十分强烈。当我瞬间想起老家那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值班，一年还挣不到千元的工资时，我很懊悔，为了那份死不死活不活的“铁饭碗”，怎么不早点跳出大山呢！

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变，《短篇小说》又回到了我的视野。2018年、2019年，我连续订阅了这份曾经让我心动的杂志。前些天，我打开书柜，把当年的《短篇小说》与现在样本进行了一番比较，也不由得叹了口气。当年的《短篇小说》定价是3元，一年12期36块钱，也就是现在买斤把牛肉钱，直到今天，《短篇小说》的定价还是不高。当年编我稿子的副主编王立忱老师不见大名，我猜测是当领导了，或者去其他单位了，或者退休在家享乐，不多想，好在文媛老师还在杂志社担当重任，扶持着一批又一批的文学青年走向希望的大门。

看到今年《短篇小说》第四期刊登约稿，我很有信心投稿记录这段印迹，算是我对《短篇小说》一种回馈。其实，在从艺的履历里，《短篇小说》总是排在第一位，我永远不会删去和更改。因为在我走过的这段人生旅程，是《短篇小说》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