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他也想不清楚，父亲这一辈子究竟在干些什么，如何继承父亲的衣钵？从父亲手里接过那把壶，申作文内心翻江倒海，但他还是做出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而父亲也一直认为，三个子女，只有排行第二的申作文，继承了自己的秉性，有城府，遇事能不动声色，对他这一点还算满意。

其实，父亲的人生轨迹，申作文还是清楚的。

一场文物鉴定的风波不但中止了父亲在文管所的干部生涯，还反反复复停职检查多次，检查材料写得多了，父亲文笔了得，眼光也挺高，但从此抑郁寡言。申作文读到高中，就已名副其实，“作文”赢得校园声名，父亲一一要来，一一看了，不是一句“还很肤浅”，就是一句“不够深刻”。不过，申作文避开父亲翻来覆去这两句否定性断语，还是从他嘴角上察觉到了藏得很深的微笑。一次，父亲看了作文，沉默了好久，一颗泪水滚落下来，水滴的表面张力维持着泪珠在作文本上一直滚动，滚到结尾处，才瞬间破裂，洇湿了最后那几个字，他忽然说：“做交代，够用了！”说完，竟至于失声大哭。这是父亲在申作文面前唯一一次情绪失控。

提前病退后，父亲在挑水巷盘下相连的四间铺面，凡是能到手，也能出手的一切“破烂”，他都在那里收拾、捣鼓、折腾。申作文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那么多的旧书、旧报纸、旧家什，会有那么多的玩物、文物、怪物，会有那么多的土货、洋货、又土又洋之货。申作文也想不明白，这些东西竟然都会出现在挑水巷，而且大多数落入父亲之手。挑水巷仿佛有磁铁一般的魔力，吸拢一个“破烂”世界，而这个磁铁，就牢牢掌握在父亲手中。

经手“破烂”，父亲让一家人过得越来越宽裕，母亲在气象站上班领到的工资，一分不动存进了银行。申作文考上大学那年秋天，父亲在挑水巷发大财了，三名外国人，从位于西城区的大学里，带来一名外语系女生做翻译，经过一番简单洽谈，几乎不加犹豫，便高价买走四间铺面所有旧报纸，以及无数白色封面红色书名的旧书，还有成百上千个像章。就连在挑水巷很难找到活计、经常靠着墙根晒太阳的几个打包工、搬运工，每人都狠挣了一笔钱。父亲打电话告诉申作文这件事，听得出来，语气透出惊喜，情绪却很平静。这时的申作文，已经明白，是文管所的干部生涯，不知不觉中打磨了父亲，让他在一堆“破烂”之中，散发出一个人的光芒，而此一时彼一时的社会变迁，又为他提供了发财机会。

申作文的哥哥和妹妹，都没好好上学，或许也是因为禀赋不够，上不好。哥哥技校毕业，到磷肥厂守机器，守着守着，厂垮了，安置到街道办事处上班，上着上着，现在当了主任，这个主任是个什么职务？母亲不太懂，父亲知道：相当于镇长。职务不小，父亲担忧。妹妹卫校毕业，去哥哥毕业的那所技校当校医，穿上白大褂，弥漫着冷艳和忧郁，为了近距离接触她，没病的技校生经常跑去开头痛粉和退烧片，结婚生子后，三十多岁了也还是这样。美貌不减，母亲骄傲。

大学毕业的申作文，回来，在文化馆上班，一直是职员，较之于哥哥和妹妹，人生际遇反而更加平淡无奇。

在新技术的辅助下，当年鉴定“失误”的文物重新得以正名。但父亲已然看淡了这些，更加专心地经营“破烂”。而这位经营“破烂”的父亲，竟然积攒了那么多钱，而且不失时机地置下多处房产，三个子女坐享其成。

就连子女，也未必真理解父亲。哥哥提醒过，太值钱的东西不能随便摆放在挑水巷铺面里，虽然雇了人守店，但也不一定安全，万一监守自盗怎么办？应该转移到父母家里来，毕竟房门是防盗门，小区还有保安值守。如果有必要，可以去买几个保险柜。父亲只说了一句，“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不愿再多说。妹妹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几年前，骗子来到挑水巷附近，在马市口坐下来，那里人多啊，自称祖上乃皇亲国戚，袖着一只宫廷玉器，等着一位老太太回家去拿存折，取了四万九千九百块钱送来买走，说好五万的，但因为没有预约过，银行让少取一百，骗子也慷慨，一百块钱就没计较了。以后遇上一只富贵人家玉器流落到挑水巷，请父亲收下来送给她。说起来，父亲还没给过她值钱的东西呢，结婚时也没给。父亲说，是有人拿过一只茶碗到挑水巷来，说是从日本皇室流落出来的。说完，父亲哈哈大笑。在申作文的记忆里，父亲似乎只会微笑，而且还是藏在嘴角的，这次大笑，算是破天荒了。申作文倒没想过值钱不值钱的问题，也没想过宫廷、皇室和富贵人家的问题，再说了，这些问题也太不着边际。他到文化馆去上班，父亲给了他一份纪念品，是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的一篇作文，老师沈从文在后面批注道：“总之，一定要贴着人物写。”他提起过，可以帮助父亲盘点“破烂”，值得保留的保留，应当处理的处理，父亲年纪这么大，也该歇下了。他的话引起了父亲的注意，当时盯着他看了几眼，倒是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是有一点私心，一心想从父亲的“破烂”里淘出几件宝贝，最想得到的，是汪曾祺写剧本的手稿。不过，汪曾祺写剧本的手稿，可不像他的作文，无论如何也不会流落到这个挑水巷来。这种东西，并非哥哥所说的那样值钱，亦非妹妹口中的那样显赫。当他意识到父亲可能误解了他的意思，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越解释越让人生疑，也就不加解释了。这时，父亲一个人，已经一股脑儿处理完“破烂”，退了那四个铺面的租。父亲告诉他，挑水巷开始拆迁了，一个“破烂”的时代就此宣告结束。

父亲还是给自己和家人，一人留下一样物件。留给自己的，是一根竹杖。留给母亲的，则是一根檀木挠背。竹杖的长相，堪称奇异，而挠背的做工，也是极其精致。来历如果不够传奇，主人要是也很一般的话，按说，就不太值钱了。留给哥哥的，是一张几案，父亲断定为花梨木，而且是明代的。留给妹妹的，是一支手镯，父亲肯定是老玉，产地、主人、年代不清楚。留给申作文的，是一把壶。父亲说这把壶产自建水民窑，用现在的话来说，为制陶大师亲制，虽不足百年，但假以时日，岁月还会为它上釉的。

这一天，父亲对家人说了很多话，是这一生说得最多的一次。父亲说，一根竹杖，也就是一个摆设，自己未必用得上。说母亲虽在气象站上班，但遇到变天也是后知后觉，不过这也好，少一份恐惧，以后更是不问世事，挠挠背吧。还说，母亲有闲心了，也帮父亲挠挠背。说哥哥当上镇长，家里摆个有规制的几案，还是合适的。说妹妹既然这样为人所青睐，就不妨养养玉器吧。至于申作文，父亲没再说什么。

那张几案，即使真如父亲所言，哥哥估摸来估摸去，料到也值不了多少钱。那个手镯，里面确实呈棉絮状，妹妹虽然喜欢，但想必也不是来自富贵人家。因而，哥哥不由得流露出失望，妹妹也表现出遗憾。父亲最后说，除此之外，没留任何一样多余物件，再也不为物所累了。听到这话，哥哥的失望到了极点，妹妹的遗憾无以复加。只有申作文，就像父亲对他与那把壶的关系不置一词一样，谁也看不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过了一年，父亲离世。又过了不到一年，母亲也离世了。

……

申作文手里把玩着那把壶，他眯着一只眼，一次又一次地往壶嘴、壶口和壶把上瞄，平得很，三点一线，不带一丝的凹凸。壶身是没有尖顶的锥体，上口窄、下底宽，通体包浆，泛着柔润的光泽，浸漫出时光的悠然。这壶不论往哪一放，都四平八稳、顿生威严，人们称之为秦钟。父亲给他那把壶之前，申作文几乎就不怎么喝茶，从未用过壶，更不懂壶。手上有了那把壶，他开始学习、研究，如今，申作文早已是一个壶的学问家了。文化馆开设文化大讲堂，申作文就主讲过“器物与文化”，这个器物，他讲的主要就是壶，具体说，就是父亲给他的那把壶。讲的时候，申作文在事实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加工，那把壶被说成是先祖传世的信物，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同时，申作文还进行了大胆联想，由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小说《千只鹤》里写到桃山时代的一只利休茶碗，加上川端与从中国移居日本的围棋大师吴清源有交集，前者还以后者为人物原型创作过一部叫做《名人》的长篇小说，一口咬定，两人一次聊天，曾从那只利休茶碗聊起，吴清源聊到中国建水一位制陶大师，而这位制陶大师，恰好就是制作他祖上那把壶的制陶大师的第五代传人。现在，哎，那把壶，……一个斗笠状，且辨不出泥料的壶盖，还是申作文费尽周折找到的，盖上，那种不搭，那种冲突，让他难受，甚至让他愤怒。

两三个月以前，申作文在把玩秦钟时，把原来秦钟如天坛攒尖式屋顶的壶盖给掉在了地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因为，当时他在想，自己在“器物与文化”大讲堂上的联想，确实大胆，但还不够丰富，不妨说成，曾到中国多地游历、写过专著《孔子》《敦煌》《太平之薨》《楼兰》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带回一把建水紫陶泥料壶，他想方设法弄到了井上靖这把壶的照片，从题款来看与他手上那把壶，很可能出自同一位制陶大师之手。想到这里，他激动得手舞足蹈，壶身倒转壶盖脱口而出，就此失手掉落了。

霎时，壶盖碎成两半。所幸，只是碎成两半，而不是碎了一地。多少还算走运的是，盖顶的气孔，完整地留在其中一半之上。尽管如此，已然是“一个壶的学问家”的申作文，还不至于无知到，胡乱去弄一种什么粘合剂来，想当然地合二为一。

有意思的是，申作文竟然从头至尾把这个过程想了一遍：

用上好的粘合胶，比如云石胶，来粘合。粘合肯定不成问题，但必须考虑到，云石胶粘合增加出来的厚度，一定会让盖子盖不进壶口去。毕竟是制陶大师的作品，手艺之精湛，壶盖与壶口的贴合度，不可能容忍得了多出了的这个厚度。接下来怎么办？当然无法再将粘合的壶盖分开了，除非找到能够消融云石胶的东西。除了打磨壶盖衔口，别无他法。而打磨壶盖衔口，即使使用最细腻的砂纸，付出最大的耐心，也不能保证恰到好处。打磨得不够，还差一丝一毫，就盖不进壶口；打磨得过了，多出一丝一毫，就盖不严实。要把握好这个度，绝无可能。壶盖不严实，锁不住水，这样的壶连合格都谈不上，更不用说上乘，等于就废了。

这个过程，哪怕只是想一想，都难以接受。

那把壶出现之前，不要说一个壶盖碎成两半，就是连壶身整个都没了，又算得上什么呢？申作文立即意识到，这样想多没意思呀，一无所有，也就无话可说。懊恼之下，申作文把那个作为替代的斗笠状壶盖一把打碎，碎了一地，无可奈何，还是补偿不了原生壶盖碎成两半的缺憾。情绪过分沮丧的时候，申作文就用那把壶来沏茶，将碎成两半的壶盖合拢盖严，至少壶还完好，而且只要用手托住，按住盖顶气孔倒过来，仍能锁住水，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申作文也意识到，他开设“器物与文化”大讲堂，一番加工，一番联想，将那把壶讲成那个样子，那把壶就真是那个样子了。壶盖失手碎成两半，他不但对不住给壶的父亲，也对不住被谎称世代传壶、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祖宗，还对不住信他的马、由他的缰的听众，更对不住他信口开河说到的川端、吴清源、井上靖，还有子虚乌有的制陶大师及其传人。这样一来，他几乎对不住全世界了。

那把壶，似乎给申作文一切，而他竟然失手将壶盖碎成两半。

申作文想过，要是父亲健在，或许还能告诉他，找哪位制陶大师修复壶盖。不过，他又想，也未必，父亲毕竟只是个经营“破烂”的，制陶大师或许只是听闻而已。他查阅过资料，修复这样的壶盖，可靠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在壶盖上钻孔，用铆钉固定起来，还会有一种异常的残缺之美。这需要摸透壶盖的材料和性情，使用为人所称道的“金刚钻”，在精准位置、以巧妙角度、用中和力道打孔，找到硬度和韧性与孔壁完全匹配的材料制成铆钉，关键还要铆得天衣无缝。问题是，这样的工匠，以前都是凤毛麟角，现在更是后继无人。事实上，他曾带上那把壶和碎成两半的壶盖，前往建水遍访制陶作坊，接待他的师傅，要么坦承自己并没有这种修复手艺，要么直言如此不值钱的一把壶，值不得修复碎成两半的壶盖。他又失望，又气愤，无功而返。

申作文觉得，壶盖碎成两半，自己要保密，不能告诉身边的人，特别是文化馆的同事，他们对他以“器物与文化”这份大讲堂讲稿为主要成果晋升为研究员，本来就心怀不满，一旦获悉此事，不知道多么幸灾乐祸呢。他好歹是“一个壶的学问家”，尚且不知所措、一筹莫展，那些一知半解、不学无术之人，又能给他什么好的建议呢？

申作文也想过征求一下哥哥和妹妹的意见，毕竟他俩才是至亲，看他们是否有办法。不过，转念一想：父亲离世后，哥哥要去那根竹杖，后来转手送给上级的老父亲。母亲离世后，妹妹拿走那根挠背，这个年纪就开始使用了。而几案在哥哥手里，手镯在妹妹手里，好端端的东西，都是死物，没有活气。唯独那把壶在他手里，“器物与文化”一路讲来……和他比较，他俩差得太远，这就算了吧。

那把壶，让申作文越来越恍惚，他讲了不知多少遍的“器物与文化”，竟出现了卡壳，甚至前言不搭后语。几次下来，文化馆不得不暂停这个课题。使得申作文愈发恍惚了。

或许就是因为恍惚吧，申作文竟然忘了好多说法是自己编造的，打算去一趟日本，踏访川端、吴清源、井上靖等人留下的足迹，说不一定还能发现制陶大师的线索呢。同样也是因为恍惚，申作文办理签证时，不能正确回答提问，被严谨到苛刻的签证官拒绝了。

恍惚的时间长了，申作文对曾经讲过的一切深信不疑，他还花了很多工夫修订自己那份讲稿，几次试讲后文化馆认为已经无懈可击，随后批准了他重返大讲堂。

重新走进讲堂那天，申作文将过去那个扁平的公文包换成一个鼓囊的单肩包。他把单肩包放在讲桌上，从中取出讲稿。他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听众注意到，他无数次将右手掌放在单肩包上，神情之庄严肃穆，就像有些国家，总统将手按在《圣经》上宣誓。听众当然不会想到，单肩包里装着一个盒子，盒子里装着一只布袋，布袋里装着那把壶，当然，碎成两半的壶盖是盖上去的。讲得真是太好了，他自己都这样想。

走出讲堂的时候，申作文忽然想起父亲来。自从潜心修订讲稿以来，他好久没有想起父亲了。现在，申作文想起父亲弥留之际，向他耳语过：

“不值钱的东西，可以卖到大价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父亲曾经告诉过他，有人专程跑到挑水巷铺子来找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份报纸，心甘情愿花一千元买走了。几年以后，他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查到，这份报纸，泛黄不说，还有破损，可店主标价却是两千元。于是，他摇头，表示不知道。

父亲耳语道：“秘密。”

直到现在，申作文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父亲这话的意思，究竟是不值钱的东西因为藏有秘密就变得值钱了呢，还是从不值钱到大价钱这本身就是一个秘密。

此时，他没有多想，只是不由自主地将右手掌按在挎着的单肩包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把壶的存在。

“这才是秘密。”他嘴角露出一丝嘲讽。这丝嘲讽也不易被察觉，就像父亲那几年藏在嘴角的微笑一样。

“这也是秘密。”他想到的是，壶盖碎成两半了。

荆歌 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