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小铃 马华杰

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以练达独到的笔触在文坛大放异彩。《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笔下难得的大团圆结局，但团圆背后却生出另一种怅惘，本文力图从“陌生化”视角来剖析小说中的语言特征，同时探讨小说婚姻与爱情背离的原因。

关键词：《倾城之恋》;陌生化;婚姻与爱情背离

20世纪40年代战争带来历史的大变动，这时期的文学题材大多数都在对腐朽的现实政治进行抨击和否定，同时也体现出在新旧交接时期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张爱玲是一个特立独行，具有审美超越性的作家，创作的《倾城之恋》挑战同时期文学主流规范，没有将“爱国主义”与“民族意识”融入小说中，有的只是所处环境中的压力，旧家庭内的冷漠眼光，以及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小说情节不仅传奇动人，而且对语言的运用和人物心理的独特描写，使小说具有一种“陌生化”的诗意美。

从爱情婚姻的角度研究《倾城之恋》是揭示人物命运，展现人物性格的一个切入点。范柳原、白流苏的爱情婚姻是叙事的主线之一，是把握作者创作意图的关键点，从文献检索中发现，大多是与其他作品比较分析，如学者郭凤娇《〈莎菲女士的日记〉与〈倾城之恋〉爱情之比较》，在她看来，他们这样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或者说这样的爱情是属于病态化的，爱情并不是纯粹的爱情。因为白流苏生活和生长的家庭属于封建家庭，在当时已经没落了。当时在白公馆的她尝尽了人间疾苦和人情的淡薄，明白了人间的是是非非。她可以看作是生活在战乱背景之下，但是又完全地从当时的背景脱离出来，从封建家庭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封建女性。作者把这种爱情放在香港的摩登与封建的上海之间，表现了这种爱情独特的特色和风貌，同时这种恋爱当中又多了许多的冷漠与无情，甚至是病态。在当时的社会，为了功名、为了权力引发的爱情是非常常见的，这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映，虽然在这样的爱情当中相应的病态特征并不是非常的突出和明显。[1]学者曾勇《东西方女性婚姻爱情叙事比较——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玛格丽特·米切尔〈飘〉》在他看来，这两部作品当中所描绘的爱情或者是男女之间的感情，都不是非常純粹的，也不是那种非常浪漫或者是充满诗意的感情，其中的感情丧失了最重要的灵魂——真挚的情感。这两份感情当中充满着虚伪以及世俗的市侩，是非常功利性的婚姻。[2]学者谭媛《倾城之恋——张爱玲认为的真正的爱情》当中谈到过，在那个时期生活的女人想要追求爱情得到幸福，就一定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屈服，同时要得到爱情也必须要依附于相应的婚姻现实，因为当时的社会属于男权社会，女人的地位非常的低。尽管在小说的最后，范柳原和白流苏两个人最终在一起了，看似是喜剧的结尾但实际是一个悲情的结尾，因为对于白流苏而言，他们两者的爱情始终还是一个悲剧。[3]学者千仲明《解读范柳原的恋爱和走进婚姻——再谈〈倾城之恋〉》提出婚姻是和“钱财”“地产”，还有世俗规范联系在一起的。[4]现有研究虽有对《倾城之恋》中的爱情与婚姻进行论述，但没有探究爱情与婚姻背离的原因以及对小说中的创作手法进行分析。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没有学者以“婚姻与爱情的背离”这一角度作为切入点研究，本文深入剖析其背后产生的原因，同时逐一分析张爱玲陌生化语言与苍凉的艺术基调。

一、色彩词语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在其重要的理论著作《作为技巧的艺术》中曾经提到过：“艺术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感受到对生活的希望，让人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不仅仅是知道事物，还要了解到事物。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不能对于描写的对象进行照搬，需要进行更深一步的加工和描绘。为使艺术保持新鲜，就必须变更手法和语言，用新眼光去看旧事物，这便是‘陌生化。”[5]

张爱玲常用陌生化的语言营造苍凉的意境，她在语言层面的陌生化的手法采用最多的是色彩和比喻，意象把对人生的苍凉感悟物化为具体可感的世俗生活中的东西，鲜明而又生动，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6]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与她喜爱在小说中运用强烈的视觉对比有很大关系，而将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色彩的描写。

“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7]作者用浓烈的色彩来烘托没落贵族白公馆，鲜艳的颜色本应让人看了心生欢喜，而白流苏心里却觉得无比凄清，仿佛每一个镂空的格子里嵌着一双无望的眼睛。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财产被兄弟败光，在饱受家人冷嘲热讽下，唯一的出路便是再嫁，可家里还有两个未嫁人的妹妹，要是有条件不错的男人也是先紧着她们。如果残酷一点把那些女人比作待价而沽的商品，那么她连上架的资格都没有;然而她也没有被闲置的道理，因为她还活着，要吃要喝要花销，所以家里为了将她这个累赘甩开，三爷和四爷建议她“堂堂正正”地回去给前夫戴孝，而且还帮她出主意，过继一个儿子过来，夫家自然会分一份遗产给她，哪怕是看守祠堂也饿不死。白白流苏拿起法律武器替自己作主，“当初那些法律手续都是糊鬼不成？我们可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哪！”三爷道：“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吓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个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7]在这里可看出政治的不稳定性，以及白公馆的人还守着封建社会中的三纲五常，即使家族没落了，他们也不愿意出去外面自力更生，守着所谓的“身份”过日子，并且对自己的妹妹极其尖酸刻薄，毫无亲情可言，而白流苏离婚后又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了七八年，早就磨灭到她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谈何再敢孤注一掷地把身心全托付给他人，这也是她对爱情有所保留且步步为营的原因。白流苏在拿起法律的武器无果后，跑去母亲那儿求说法，年老病衰的母亲先避重就轻说家里的情况，后翻身照里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7]支撑白流苏内心的最后一根梁柱轰然倒塌，让她觉得世界是如此的虚无缥缈，这里千年如一日般单调与无聊，流光却又过了七八载。

“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7]作者所营造的一系列色彩意象，使白流苏的心情、感受、思想等具体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带给读者独特的、立体的审美感受。香港的商业气息不仅有油画一样的浓厚色彩，同时还有人性化的“厮杀”，暗喻范柳原与白流苏的感情时刻在较量。很明显这场对决白流苏处于劣势，但是她必须要投身这个赌局，她已经别无选择。“她决定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进行下注。如果输了，就会名誉扫地失去做孩子母亲的资格，如果可以侥幸赌赢了，那么她就可以为自己出这一口恶气，让自己得到解脱。”[7]这算盘打得精明且有魄力，由此可见，白流苏并没有将她与范柳原的恋爱当作是人生伴侣的寻找，而是为了摆脱自己的亲戚、家庭所用的一种手段。

二、新奇巧妙的比喻

范柳原的相亲对象是宝络，白流苏是过去陪衬的，一个是待字闺中的少女，另一个是离过婚的女人，而范柳原却越过妹妹看上了她;而穷途末路的白流苏一眼便识破范柳原的意图，凭着一腔孤勇去香港，她知道只有驯服这匹野马，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吃完了飯，柳原举起玻璃杯来将里面剩下的茶一饮而尽，高高地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里看着。柳原道：‘你看一看这里的景致，让我想到了马来的森林。杯中所剩的残茶逐渐的倾倒过来，淡绿色的茶叶在玻璃器皿的茶杯上沾着，迎着光，感觉好像一棵翠绿的芭蕉。在器皿底下堆积的茶叶蟠结错杂，就好像无数的没膝的蔓草和蓬蒿。”[8]物，范柳原看到的是“马来的森林”，他对白流苏说，他要“回到自然”，这也说明他想要无拘无束的生活，而白流苏看见的是“迎着光”时有“生长的希望”，但是底下却是“蟠结错杂”“没膝的蔓草和蓬蒿”，这暗喻白流苏现在处境艰难，虽有“希望”，但却是匍匐前进。小说框架虽与普通的爱情小说并无太大的差异，但其小说中的爱情部分是被抽空的，仅仅有男女二人相识渐进的过程，却没有情感的交互与精神的沟通，只有现实世界的形式，却少有精神世界的交流。小说中很多表面上是风花雪月，实质是钩心斗角，内心的利益作祟。再加上张爱玲毒辣的文笔，将每一个人内心最功利部分暴露无遗：“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8]白流苏是有傲骨的，范柳原来电报叫她再去香港，她虽然不得不应承，却大哭了一场。“如果她被柳原魅力征服，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中间有家庭压力的因素。”[8]这成分具体占得多少比例，她自己也说不清。如果她是因为真爱他，没有他不行，赴港也没什么，可是她还没有交付她的爱，她没有战败，却因为经济和家庭所迫，不得不竖起白旗，这是一种耻辱。但是，鲜少有这个境地的女人会以此为耻，这便是范柳原看中她的原因。另外，也可看出白流苏内心是渴望爱情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的。

第二次白流苏去香港，“在细雨中范柳原在码头等她。她的绿色雨衣像个药瓶，她以为他在讽嘲她，但是他却说了一句：‘你是医我的药。”[8]这句极巧妙的比喻放在现代也是妥妥的“土味情话”，女子都爱听甜言蜜语，即使是哄骗，听到别人这样日思夜想也是欢喜的，张爱玲小说里这样的“高糖”片段少之又少，很难想象这是年仅23岁，没经过情感锻造的人写出来的情话，这样顺其自然的一句情话，即使是出自浪子刻意的调情，仍有扑不灭的纯真和浪漫;但无论范柳原如何花言巧语，白流苏一直都拒绝付出真心，只有得不到才会让人牵肠挂肚，白流苏最大的优点是不仅知道男人的心思，还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并且能够将其运作到利益最大化，比如，她宁愿在家里受尽白眼，也不愿“寻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失去了淑女的身份”。[8]这是宝络和四奶奶们所不具备的素质。封建社会中的小姐和太太们要么把爱情、婚姻、子女奉为首要任务，要么过于务实处处为他人盘点，很少有女人突破身份窥探外面的世界找准自己的定位。流苏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善于接触新的事物，这从她精湛的舞蹈就能表现出来。她自谦是“顶无用的女人”，柳原不许她装傻，立马戳破她“无用的女人最厉害。”[8]风情万种且在现实里活得通透的白流苏是范柳原阅尽千帆的理想对象，情场如战场，高手过招，一招两式便已经知己知彼。

三、婚姻与爱情背离

白流苏是个聪慧且有主见的女子，作者虽没有交代白流苏与前夫的婚恋过程，但从社会背景可知他们是不可能自由恋爱的，身为旧式大家族一员的她只能像旧社会那样接受父母之命成亲，在受到家暴后果断离婚回到娘家，但家人不但没有给予温暖反而冷嘲热讽，最后连母亲这把保护伞都不能再护着她时，白流苏在心里只想着生存下去，为了能找寻长期的依靠，她把自己和爱情当作筹码与范柳原博弈，最后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的爱情，在亲戚眼里她的婚姻是取得“惊人的成就”，并让亲戚争相效仿，这其实是对男权社会以及金钱至上的一种嘲讽。

“在慌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但是总有容得下平凡夫妻的地方。”[8]范柳原意在于求欢，白流苏旨求生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人随时会丧命，即使活下来也面临生存的困境，所以忙着生存的他们反而真的谈起恋爱，坦然相待地走到一起。她成了名正言顺的“范太太”，不仅不用再受亲朋好友的嘲讽，还步入婚姻的殿堂，可这会不会是另一座围城呢，在这场充满了无奈、怅惘的圆满式婚姻里，留白更多的是无限的悲凉。“柳原也不再和她继续闹着玩，反而是将相应的俏皮话说给其他的女人听。这是好的现象，因为这表示他可以将自己当成家人来看待，但是流苏还是有点怅惘。”[8]当不忙着生存的时候，生命又衍生了另一种怅惘，但好在白流苏是知足的，但知足的背后更多是无奈与悲哀，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白流苏都处于被动的状态，因为她握在手上的筹码实在太少了，所以为了生存，她可以直接跳过爱情直奔婚姻。这种经过利益权衡的无爱婚姻，是一个处境艰难的弱小女子对社会作出妥协的抉择，同时也可看出那个年代的女性虽然具有新思想，但依旧不能完全独立，所以小说虽圆满收笔，但丝毫没有减弱故事的悲剧性，反而更加沉重。

四、结语

造成白流苏婚姻与爱情背离的原因主要来源社会压力以及生活的无奈，白流苏苦心追求的婚姻并不是爱情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偶然战争背景下的侥幸成功。白流苏把爱情与婚姻当作谋生的手段，她清醒地知道在男权社会下，唯有讨好男人才能谋求自己的利益，带给自己尊严与荣誉;而范柳原婚姻与爱情背离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他自身占主导位置以及不受约束的性格，在和平时代他可以与白流苏谈情说爱，在战乱时代他可以选择与白流苏相濡以沫，而当战争平息后，范柳原又恢复原样出去跟别人打情骂俏，而白流苏识破却不说，因为在她心里也是满意自己再婚后有这样的“成就”，这从侧面也折射出女性地位的低下。所以无论是白流苏还是范柳原他们都不是勇于追求自身价值的人，在他们看来婚姻是不需要意义的，他们的爱情也不是纯真浪漫的。这篇小说作者运用“陌生化”的创作手法来打破读者固有思维模式，并精心铺陈人物的精彩对决，使故事情节显得更加迂回曲折，引人入胜。

参考文献：

[1]郭凤娇.《莎菲女士的日记》与《倾城之恋》爱情之比较[J].戏剧之家，2019（22）：93.

[2]曾勇.东西方女性婚姻爱情叙事比较——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玛格丽特·米切尔《飘》[J].名作欣赏，2007（22）：122.

[3]谭媛.倾城之恋——张爱玲认为的真正的爱情[J].大众文艺，2019（6）：35.

[4]千仲明.解读范柳原的恋爱和走进婚姻——再谈《倾城之恋》[J].名作欣赏，2010（5）：95.

[5]什克洛夫斯基 . 散文理论 [M]. 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1989：98.

[6]杜冉冉.张爱玲小说陌生化手法及意境探索[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1（2）：95.

[7]张爱玲.倾城之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202、200、211、212、212.

[8]张爱玲.倾城之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222–223、231、231、232、206、234、24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