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从财务学的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物与人的关系、教育者与受教者四方面探讨了财务学理论与实践的偏差形成的原因，分析了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产生明显差异的四个方面，并从教学、科研角度探讨改进教研的思路。

【关键词】   财务经济学;财务管理学;资本结构;企业价值;行为财务

【中图分类号】   F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20）11-0004-04

一、财务理论与实践的偏差：形成原因

相对于会计学而言，财务学还显得非常年轻。国外，1892年，美国学者格林（Thomas L.Green）《公司财务》的出版，被认为是财务学出现的重要标志。经过20世纪世界学者共同艰辛的研究和探索，财务学形成了以筹资（包括资本结构理论）、投资（包括证券投资理论、营运资本管理理论）、分配（主体是税后利润分配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相对完整的体系。我国的财务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998年，教育部才将“财务管理”作为独立专业进行建设。我国高等学校目前财务管理专业建设主要有三种模式：独立发展型、依靠会计学专业型和依靠金融学专业型。不管采取哪种模式，在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上，都带有明显的“美国式”财务学的特征，即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对象，数学模型、股东至上为主要特点。

财务理论与现实出现了明显的偏差，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对财务学的属性认识出现偏差

财务学兼具经济学和管理学属性，而目前学术界在教科书编写和论著上多体现出财务经济学色彩过重、财务管理学色彩过淡的特征。我国的管理学起步很晚，上世纪末才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在财务学发展过程中，难免受到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的影响。笔者认为，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大的差别在于，经济学需要建立在各种假设基础上来研究经济现象的规律性、共性，而管理学必须面对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内部条件不断调整，研究企业行为的特殊性、个性。具体到财务活动中，企业不能假设利率不变、汇率不变、通货膨胀率不变，也不能假设客户都是守信的、需要资金时都能顺利筹集到、投资都能按预期获得收益。所以，财务管理必须面对现实，必须接受环境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必须事前加强预测、加大预算管控、建立内部控制制度等以尽力实现股东的预期。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由小到大、由单一业务到多元化经营，由单体到集团、由国内经营到跨国投资、由单一股东到混合所有制、由财务宽裕到财务拮据等，甚至企业由生到死，各种情况都会出现。目前的财务教科书假定企业都是同质的，股权结构都是一样的，财务目标都是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迫切需要调整，比如分别设立财务经济学（以概念假设和数理模型为主要内容）和财务管理学（以环境变迁、条件变化和权变管理为主要内容）。

（二）研究过分追求新奇和拘泥一法，忽略合理性

财务研究中一些学者对实证研究的盲目崇拜，导致财务实务界越来越难以理解理论界这些所谓“成果”。会计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规范研究、案例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实验研究、实证研究等各有优点。然而，近年来，学术界似乎形成了一种不太正常的学术风气，无实证研究的文章难以刊登，无实证研究的毕业论文难以评审通过。实证研究既有其优势，也有其弊端，不可以搞“工具崇拜”。现实经济生活中，股票价格、公司业绩、研发行为、投资效率、并购行为等，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都客观存在，想把其他因素都剔除干净，单纯认定X与Y之間呈线性相关关系的所谓“研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还有些学者自认为站在国际前沿，随意把国外的研究不考虑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具体情境加以移植，硬性相关“拉郎配”，成果没能成为他人研究的“资料”反而成为“笑料”。比如将公司董事长宗教信仰与公司业绩挂钩，将管理层面部特征与公司风险承担挂钩等，不一而足。这些研究在选题、观点上过于追求新奇，不深入研究事物发生联系的途径和机制，难免有“搏眼球”的嫌疑，甚至是价值观不当，科学性自然存疑。学术界需要反思，有违常理的假设、主观的变量设定，无原则的硬性相关，经过看似科学的验证，就能得出合理、正确的结论吗？得出的结论对实践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实证研究究竟利弊如何，或者说在哪些研究上更能发挥优势，值得深入研究，否则部分实证研究者会为实证而实证，陷入“假设（假定）→筛选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设计模型（或借鉴他人成果改进模型）→描述性统计→工具验算（回归系数、拟合优度或正态分布等）→分析结果显性特征→稳健性检验→得出结论”的“洋八股”范式，越来越偏离我国企业真实的财务实践，最后沦落为纯粹的“文字游戏”和自娱自乐的工具。

（三）忽视对管理者和员工人性、心理和利益的分析

单纯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似乎财务工作只需照章办事，是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机械工作。企业的财务，表面上看都是资金流出、流入、结存等事项，但背后都可能有管理活动参与者的人性、心理、利益在其中干扰，脱离了“人”这一主体因素讨论财务是乌托邦式的空谈。从世界和我国企业发生的一系列舞弊、造假等企业行为不难发现，企业决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都有可能因利益诱惑背叛股东，管理者可能因权力失去监督与约束而徇私舞弊、损公肥私，普通员工也可能利用岗位信息优势而寻租。管理者在决策时，也会有过度自信或过度自卑，从而带来过度投资、资金闲置等非最优决策问题。另外，人性在财务实践中也经常会显现其脆弱或丑恶的一面，比如在股票投资中的过度贪婪与恐惧等。

（四）过分看中人才的学历和理论水平，忽视人才的实践能力

研究者、教学者、被教育者大多数缺乏企业财务经验，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现象十分严重，造成很多所谓“学术成果”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从国际上看，知名大学商学院都普遍有两种师资来源：学院派和实战派。我国的高校商学院在招聘教师时多数会要求应聘者必须是名校优秀博士毕业生，过分看重教师的博士学历、研究能力、口才、学源结构、职称结构、纵向课题、高水平论文等，而对教师的实务经验、横向课题、实战能力重视不够。造成的结果是：一些会计学博士未见过账本、看不懂财务报表、不知道公司财务决策是怎样做出的。在这种背景下，财务教材也好、财务研究成果也好，脱离企业财务实际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

二、财务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偏差

近年来，高等学校的“水课”问题引起业内外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水课”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材层面的原因，也有教师方面投入不够、缺乏实践经验等原因。让学生了解色彩斑斓的管理实践，了解财务理论与实际的偏差，感悟出财务收支背后的人的利益驱动，是当代财务学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笔者认为，财务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偏差在于：

（一）在资本结构安排上

众所周知，在经典财务教科书中，业绩好的公司会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行财务管理。但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非常严重。这就造成两种非常矛盾的资本结构安排同时存在：高财务杠杆和负财务杠杆（笔者将银行存款大于有息负债的情况称为“负财务杠杆”）。据笔者统计，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有息负债率为20.63%，但有息负债率为零的不在少数，甚至于很多上市公司是不折不扣的“存款户”。著名白酒制造企业贵州茅台既无短期负债，也无长期负债，2018年末账面上货币资金高达1 100多亿元，占资产比重为70.11%，属于典型的“实际无负债”（现金+短期性证券-有息负债>0，下同）公司。截至2018年年底，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和未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我国深沪两市共有3 526家上市公司，实际无负债的上市公司有1 868家，占比52.97%;实际有负债的上市公司有1 658家，占比47.03%。具体详见下表。

可见，实际无负债的上市公司占资本市场的过半数，这些公司的财务高管并没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杠杆撬动股东收益”也并没有成为资本市场的“大一统”行为。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股东和管理层没有完全信奉“借鸡生蛋”的财务理念？为什么放任公司大量资金闲置带来大量的代理成本，这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加以回答。

（二）在财务效率之外的财务公平、财务道德、财务文化等方面

传统的财务学可以说是围绕财务效率展开的，比如财务目标上强调净利润“最大化”、资金筹措时强调资本成本“最小化”、投资决策时强调净现值“最大化”等。然而，在经济学中，效率与公平从来都是相生相伴的，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企业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笔者认为，财务活动要讲究效率，财务关系要讲究公平，财务学是财务活动效率性与财务关系公平性的有机整体。在现有的许多财务教科书与财务学论文、著作中，完全无视企业在财务支出中存在公平、道德、文化等因素的作用。2015年9月，德国大众汽车过分追求财务效率而忽略财务道德，甚至故意财务“败德”，不投入资金研发减少尾气排放的技术，选择在排放数据上造假以达标，被美国环保部门罚款43亿美元;2016年大众同意花费150亿美元了结在美国的相关集体诉讼，用于回购车辆、改装排污装置、消费者补偿及环境修复等;在资本市场中，公司股票受到投资者抛弃，仅2015年9月22日当天股价就暴跌18.6%。无独有偶，我国的上市公司长生生物生产记录作假，严重违反药品规定生产，造成疫苗潜在用户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无视社会公德，造成公司退市、董事长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严重后果。企业需要在为股东创造价值之外承担对自然环境的绿色责任、对消费者和员工承担社会责任，即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之“三重底线”已然成为共识。我们迫切需要在财务学中嵌入公平公正、伦理道德、自然环境、制度文化等因素，丰富财务学本身应有的内容。

（三）在财务分配的理解上

目前理论界所理解的财务分配过于狭隘，仅把股东作为分配对象。有必要将面向股东的以税后利润分配为内容的狭义财务分配拓展为分配对象涵盖股东、员工、政府和债权人的广义财务分配。王化成教授（2011）在财务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即广义财务论，分别包括：广义资本结构理论、广义投资理论和广义分配理论。其广义分配论的基本观点：企业分配的对象应是企业新创造价值的分配，即马克思所说的“V+M”，或者说是“息税前利润+薪酬”（王化成教授首创了“薪息税前利润”术语）。笔者深为赞同。企业的分配关系应该包括与劳动提供者（也可以称为“人力资本”提供者）的分配关系、与资金供应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包括债权人与股东）以及与公共服务提供者（或行政资本提供者，即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相对来说，债权人、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一般按照契约利率或法律法规规定的税率进行，弹性较小;比较复杂、弹性较大的是企业与员工的薪酬分配、与股东的税后利润分配。实际上，广义分配理论在欧洲也被广泛认同。1995年英国会计标准委员会首次建议在公司报告中增加增值表，后来得到广大欧洲大陆国家响应。增值表是反映企业创造的增值额的形成及在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四方进行合理分配的报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拉克尔（W.Rucker，1960）通过调查研究，在统计分析了美国众多劳资关系和谐的企业累计50年的相关资料后，发现员工工资薪酬总额与增值额的比例关系（后来学者称之为“拉克尔系数”）在0.39395附近比较均衡。当然，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资本有机构成情况、员工素质等对员工工资薪酬在增值额中的占比有很大影响，必须历史地、动态地看待这一指標。笔者主张，拓展现有的税后利润分配至包含债权人、股东、政府、员工（包括管理层薪酬与普通员工工薪）在内的广义财务分配。

（四）在对企业价值的理解上

财务理论专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企业价值的各种公式：企业价值=账内资产价值+账外资产价值（从资产负债表左边角度）;企业价值（MM有税模型）=无债企业价值+税盾价值（从所得税角度）;企业价值（权衡理论）=无债企业价值+税盾价值现值-财务拮据成本现值-破产成本现值（从权衡举债利弊角度）;企业价值=未来每年所产生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贴现值（从流量存量关系角度）;企业价值=债务市场价值+净资产市场价值=债务账面价值+息税前利润/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债务账面价值+自由现金流量按股东期望报酬率折现值（从资产负债表右边角度）。然而，近年来，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治理创新等不断涌现，京东、拼多多、腾讯、阿里巴巴等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股价偏离账面价值越来越严重。在市盈率、市净率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市营率（每股价格除以每股营业收入）、市自率（每股价格除以每股自由现金流量）、市研率（每股价格除以每股研发费用）、“市梦率”（无法解释股价与账面价值偏离的一种自嘲说法）等试图反映市场对企业价值的理解。这一趋势说明，传统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与新兴产业公司估值并不匹配，难以准确评估其市场价值。对企业账外的研发实力、人力资源价值、自创商誉、信用、客户流量、客户关注度、知识资产、技术诀窍等如何合理估值成为财务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思考的课题。

三、对财务学科研究与教学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学术界应加大财务学科体系建设、加强学科属性研究

影响我国财务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主要有组织支持乏力、特色定位失当、理论与实践脱节、研究与教育滞后（干胜道，2019）。笔者认为，财务学术界应该加强财务学科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改变一门“财务管理”（或“公司理财”）课程打天下的局面。财务学从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可以划分为“所有者财务学”和“经营者财务学”。所有者财务学是从企业股东角度来研究如何加强对受资企业的财务监管，这对国资委、机构投资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经营者财务学角度来说，可以细分为以现实抽象、数学模型、概念、方法、理论为内容的，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财务经济学”、以变化的环境和管理条件为基础的财务管理学、以“人”的秉性和性格等对决策及控制为对象的“行为财务学”。还可以研究创立“道德财务学”、“公平财务学”“环保财务学”“财务文化学”等，以丰富和发展财务学科体系，使之成为一门独立之学科。

（二）学术界应正确认识各种研究方法之利弊，不断走向实践，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学科只有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然而，财务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财务活动背后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通过数学方法和统计思维进行实证研究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决不可轻易下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也应提倡百家齐放，鼓励学者深入到企业，了解企业财务活动、财务关系中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问题导向与文献导向相结合进行选题。现有的科研评价也应做相应调整，要鼓励高校财务学教师获取横向课题，倡导高校财务学教师深入企业进行实地调研、面对面访谈、向财务管理人员发放问卷搜集素材进行接地气的研究，解决中国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财务问题。比如：无形资产安全性普遍不强;对外并购或是盲目性强，或是有利益输送嫌疑，高溢价造成的巨额商誉成为悬在某些公司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财务分配方面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很常见，歧视性股利政策、迎合式分红、分红反悔、回购后悔等层出不穷;混合所有制改革风起云涌，但股份定价、财权安排、治理机制等新问题不断涌现，等等。这些财务问题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新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历史任务，需要学者走出书斋，深入企业主战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加以系统研究，为我国企业财务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服务。

走向企业一线的教师可能会了解到企业管理者与股东在举债还是权益融资上的意见分歧，了解到企业可能会为了加强政治关联或讨好员工等而发生随意性支出，了解到企业在现金分红上部分利益相关者不愿意接受现金红利，了解到亏损企业也有可能存在亏损逆转的预期而有潜在价值，等等。通过一代又一代财务人的努力，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的偏差会得以缩小，从而将财务理论完美与财务实践结合，发挥出“理论指导实践”的功效。

（三）重视“人”在财务理论和实践中的研究

人是财务活动的主体，人也是最复杂的高等动物。面对问题时，他可能是感性的，也可能是理性的，还可能阶段性感性或理性;他可能过度自信，也可能过度悲观，还可能是现时悲观，未来乐观。他可能道德高尚，也可能道德低下;他可能一生谨慎，也可能一生冒进，还可能时而谨慎时而冒进;他可能是风险厌恶者，也有可能是风险偏好者，还可能是风险中立者。等等。传统的财务理论都假设企业是同质的、股东是同质的、管理者是同质的、被管理者是同质的、客户是同质的、供应商是同质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固定的、理性的假设与鲜活的、感性的个体行为不符，先行的设定与斑斓的财务实践不符。财务学必须花大力气研究“人”，把人的心理活动、性格特征等对财务决策、财务控制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逐步构建行为财务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四）改善对高校商学院教师评价体系，吸收来源于实务界的教师

商学教育在我国开展得比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笔者认为，商学兼具科学性、艺术性和利益性。教科书很难反映丰富多彩的商学实践中的艺术性、利益性内容，有实务经验的教师可以起到活化理论、补充理论、拓宽学生思维之作用，能够提升学生运用理论解决现实财务问题的能力。高等院校商学院应该鼓励教师在完成教学科研之外，在企业适度兼职以提升自身理论与实践结合水平，并将其经历、经验反饋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有MPAcc等应用型硕士的商学院必须配备有高级会计师、正高级会计师职称等来自于实务界的师资，改变单一来自于学术型的博士的局面。

【主要参考文献】

[ 1 ] 干胜道.财务理论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 2 ] 梅林（德国）.马克思传（上、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3 ] 王化成等.广义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研究[J].科学决策，2011，（06）.

[ 4 ] 冯一笑，刘爽，干胜道.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失当行为研究[J].商业会计，2019，（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上市公司员工收入与资本回报财务公平测度研究”（项目编号：13BJY015）。

封面人物

干胜道，汉族，1967年生，安徽天长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长虹美菱（000521，200521）、雅化集团（002497）、中密控股（300470）、宜宾五粮液（000858）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成都雷电微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已出版《所有者财务论》《公司财务战略》等著作27部，在《会计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发表论文500多篇，获省部级奖7项，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国家社科基金1项。曾获“四川省做出突出贡献博士学位获得者”“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四川大学优秀教师”等光荣称号。已为国家培养博士40多名，硕士298名。在学术界首次提出“所有者财务”范畴并构建了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在财务分层监控、财务管理再造、财务质量评价、财务安全控制、财务行为优化、财务公平测度等领域取得了富有特色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