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禄应

摘    要：拉丁字母最早是由意大利半岛的岛民拉丁人创造的，后来用来书写古罗马语，也就成为“罗马字母”。在中国，“拉丁字母”这一名称更为普遍，这應当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有关。瞿秋白是在新闻封锁等恶劣环境下坚持他的“瞿氏方案”研制和汉语拉丁化工作的。他整个学生时代的“字母生活”就相当丰富。因不满于国语罗马字的“学院”做派，1930年，他出版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以“瞿氏方案”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字传到中国国内，形成了持续21年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无疑是拉丁字母在中国的第一次大宣传、大普及。

关键词：瞿氏方案; 瞿秋白; 拉丁字母;新文字运动

中图分类号： 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20）01-0023-06

一、瞿秋白汉语拼写拉丁化方案研制的特殊环境

“大众语运动”瞿秋白是缺席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也是“不在场”的，甚至可以说是他可能一开始根本意想不到的。1929年他在给夫人杨之华的信中说，字母“通行到实际上去”，这或许是“五十年一百年之后”的事情。[1]319可以说，他没有想到自己设计的“汉语拼写方案”（后简称“瞿氏方案”）会这么快就在苏俄华工群里实施起来，也没有想到新文字这么快就传到国内大江南北并一度成为法定文字[2]165，更没有想到他的“瞿氏方案”问世刚刚十年就由国内传到日本、东南亚、法国和美国。[2]119-161笔者每当谈及此事，总有一个心结郁积在此，这就是：瞿秋白是1935年6月就义的;从1930年7月离开莫斯科回国近五年时间里，新文字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新文字传播到苏俄和中国国内很多地区，但却没能找到一丁点儿有关瞿秋白对于这些信息的掌握和反馈情况。查检1935年2月他离开中央苏区瑞金之前新文字运动在苏俄与中国国内的进展情况不难发现，这段时间里，苏俄不仅召开过两次“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出版了Latinhuadi Zhungwen Duben（Beifang Koujin）、Latinhuadi Zhungwen Cdian、Lieningdi Jzhu、Weigdadi Lingsiu KarlMarks、Ta Sh Zenmajang S Di？，汉字名分别为《拉丁化的中文读本（北方口音）》《拉丁化中文词典》《列宁的遗嘱》《伟大的领袖卡尔·马克思》《他是怎么样死的？》等新文字书籍，而且举办了一期又一期新文字补习班，从补习学校里毕业的中国工人、中国干部仅1934年苏俄远东地区就有5 200多人;[2]72-96而在中国国内，1932年6月就有《苏俄成功之中国语拉丁文》的消息在刊物发表，1933年8月就有杂志刊登《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一文对新文字作初步介绍，1934年1月至11月间就有《苏联各民族文字的拉丁化与汉字书法拉丁化》《我对于拉丁化的意见》《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中国语拉丁化运动之本质和意义》《新的文字革命——重读宋阳先生的<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后》《我读了<我对于拉丁化的意见>后》《宁波话拉丁化草案》等论文在上海《世界》副刊《言语科学》发表;1934年6月至8月间，就有《大众语的记录问题》《大众语·土语·拉丁化》《从土话文学说到文字拉丁化》《一个拉丁化论者对于汉字拜物主义的驳斥》《读中国语书法拉丁化后》《为中国语书法拉丁化答云渺君》等介绍和讨论文章在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发表。鲁迅在1934年8月至12月间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报刊上先后发表《门外文谈》《汉字和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等系列论文，黎锦熙在1934年12月出版的《国语运动史纲》中也有一节题目是《国际影响——苏俄之拉丁化的中国字母》。[2]81-96此外，1934年8月起，在上海等地还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等一系列新文字团体。国内外这么多关于新文字的信息，瞿秋白竟然全不知晓！瞿秋白曾是那样渴望得到这些信息，1931年2月至3月间他至少先后两次给自己的苏俄挚友“瞿氏方案”研制合作人——汉学家郭质生写过信，请他寄来“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有关阿拉伯文拉丁化的材料”，并用“千万的拜托，费神费神”“再次三跪九叩首地请求”等语句来表达自己对这些材料和信息的渴求。[1]325-329然而，郭质生一定是不曾收到这些信！即使收到这些信，也无法将这些材料和信息送到瞿秋白手中。

瞿秋白就是在这样新闻封锁、消息闭塞的环境和条件下坚持他的“瞿氏方案”继续研制和汉语拉丁化工作的。

二、瞿秋白的“字母生活”与《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的研制过程

瞿秋白的“汉字生活”开始早，而且投入深。1904年，他5岁入庄氏塾馆读书，6岁转入常州觅渡桥冠英两等小学堂，11岁考进常州府中学堂。而入塾馆前，熟读诗书还能填词作文的母亲金衡玉就已经教他识字。瞿秋白悟性高，在塾馆时，先生常常对他大加赞赏。小学时，他的作文常作为范文在同学间传阅。到了中学，他对古诗文的爱好几乎到了迷恋的程度，课余曾作诗“二三百首，抄录成帙”，同学中也仅他还“间或作词”。[3]260后来朋友结婚，总是第一个向瞿秋白求“印”。[4]可见，其“汉字生活”的丰富多彩超出一般同龄人。

那么，什么时候瞿秋白又开始他的“字母生活”的呢？瞿秋白是从中学时代开始与字母打交道的，而且非常频繁。他是1910年读常州府中学堂本科的。该校除了一年级就开始外语（英语）学习外，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几何和三角、物理、化学全都是英文教科书，且直接采用英美各国的原版教材。[3]2561916年12月，瞿秋白进入湖北省立外语专门学校学习。该校开设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科。各科除学习该语种的专业课外，还开设语言学和世界语等公共课程。[5]瞿秋白在该校攻读英语专业，但只学习三四个月时间，于1917年9月进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在“俄专”，他除了主修俄语，课外还自修了英语和法语。[6] 可见，从11岁开始，瞿秋白整个学生时代的“字母生活”就相当丰富。除了英语、俄语水平都很高外，他对法语、德语、世界语也都有相当深入地学习和研究。

1920年与1928年，瞿秋白先后两次奔赴苏俄，在苏俄共度过四年时光。与苏俄同事的广泛接触，特别是与汉学家郭质生（1896—1979）等苏俄朋友的亲密交往，让瞿秋白在“汉字生活”与“字母生活”之间来回穿梭，且日益频繁。“字母生活”的快捷，与现代文明的零距离交流和沟通，让瞿秋白切身感觉到“汉字生活”的“累赘”和“汉字生活”的“中世纪”特性，切身体会到中国广大基层百姓对世界文化、现代文明的迷茫。这些生活感受和体验让瞿秋白内心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努力改变中国人几千年的“汉字生活”为世界人民的“字母生活”。于是，在郭质生等朋友的鼓励之下，瞿秋白萌动了研制“汉语拼写方案”的设想。应当说，第一次在苏俄仅有一些朋友间的討论，他收集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还留下了两本“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7]，笔记里可能有他“瞿氏方案”的雏形。第二次在苏俄时间稍长一些，且正赶上赵元任主创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赵氏方案”）出台。看到“赵氏方案”作为“准国家方案”（所谓“国音字母第二式”）正式推出，欢喜、兴奋之余仍有不少感慨和看法。最大的不满就在于“赵氏方案”的“学院”做派，这也是这一方案长期被“束之高阁”的根本原因。于是，他根据“赵氏方案”的基本原则，以“赵氏方案”作为新方案设计的基础，并对“赵氏方案”作了“相当的修改”，形成了自己的“瞿氏方案”，并署名“Ky Cioube（瞿秋白）”在苏俄高调出版了。[1]352-365时间是1930年春，书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

三、“瞿氏方案”的出版、宣传与拉丁字母在中国的大普及

“瞿氏方案”的问世，一下子改变了“汉语拼写方案”自1867年“威氏方案”（即“威妥玛式拼音法”）流行以来中国人乃至汉学家们对于拉丁字母的基本认知。

首先引来的是知识界的一大震动。“瞿氏方案”的公开出版，对郭质生、龙果夫、莱赫捷、史萍青等苏俄专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们很快组织了关于“瞿氏方案”的专题探讨，后来还与萧三等中国同志组成了“中国文字拉丁化”工作队。[2]76同时，莫斯科、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地的中文和俄文报纸上刊登了很多讨论文章。他们甚至断言：“汉字产生了向拼音文字发展的趋向”。[2]73“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在“审查”这个方案时，坚持用“带尾巴的字母”（?、 ?、 ?、 ?）来替代方案中的双字母（ch 、sh 、zh、 ng）。主持修订“瞿氏方案”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代表对此明确表示：“这是按照中国同志的意见决定的，因为这个方案不仅要给在苏联的中国工人使用，还要在中国国内推广。” [2]73-74因为中国国内条件有限，所使用的打印机只能打印一般的拉丁字母，使用其他字母无形之中就增加了打印难度了。所以，“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最终放弃了他们的主张。这样，拉丁化新文字就全部使用拉丁字母而不再添加其他字母了。周有光曾清晰地描述过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三组辅音的历史演进过程。[8]如表1所示。

表1显示，瞿秋白统一使用双字母，不添加其他符号和字母，使拉丁字母表音对称化、整齐化和简便化，大大增强了拉丁字母在中国的适应能力、普及能力。

以“瞿氏方案”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字传到中国国内，正值“大众语运动”的高潮。大众语论者首先发现并倡导新文字是记录和书写大众语的有效工具。张庚曾发表《论大众语的记录问题》，明确指出：（汉字）记录不了大众语这丰富活跃的语言。……苏俄创行了一种中国话拉丁化，推行也很广，而且出版了很多书报，这我们是可以拿来研究的。[2]7

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在“大众语运动”的有力推动下，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迅速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拉丁字母的热情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最初是以叶籁士为代表的一批世界语者，他们从“新文字”与“大众语”的“融合”中看到了我们民族新语文的希望;于是将世界语暂时放到一旁，而专门研究和宣传起新文字来。这一宣传迅速得到鲁迅的鼎力支持！他不仅帮助世界语者，让上海的日本内山书店作为收件人安全收到了苏俄朋友寄来的大量新文字材料，同时将瞿秋白之前留在他身边的“瞿氏方案”的最新修改稿《新中国文草案》转交给世界语者叶籁士，而且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和宣传新文字。他还参加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组织的有蔡元培、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文化人士参与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签名活动，积极支持新文字运动在全国的开展。语言学家黎锦熙、王力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新文字的讨论中。王力1940年出版的《汉字改革》，不仅对新文字有很好的分析，还提出了自己“考虑了三四年”的拉丁字母“类符新字”建设构想。[9]

蔡元培、鲁迅等文化人士的签名活动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1936年9月，毛泽东写信夸赞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10]

整个中共高层都表达了对新文字的积极支持。1940年，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在《成立缘起》上署名表示赞助、支持。也正因为此，陕甘宁边区成为国内继上海之后新文字运动的重镇，并于1941年在全国第一次赋予新文字法律地位。一切上下公文、买卖账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与用汉字写同样有效。主持这项工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正是瞿秋白在苏俄研制“瞿氏方案”的核心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二人的这番努力实现了瞿秋白生前所立下的宏愿。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支持、拥护新文字的必为“无数量”的中国广大基层百姓。在苏俄，王湘宝（刘长胜）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积极参与到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曾与萧三、吴玉章、林伯渠以及苏俄专家龙果夫、郭质生、莱赫捷、史萍青等一道以“瞿氏方案”为基础拟制出《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实施方案。他还担任“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主席团中国部主席，并与苏俄专家史萍青合作编写出版了《新文字——中国工人识字课本》。因为中国工人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截至1933年11月，在苏俄出版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课本、读本、文法和字典等印数已达10万册以上。[2]96在中国国内，从上海到延安，从北平到广州，1935年起到处都有新文字的学习者及其指导者。1935年4月，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编印的小册子《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于1935—1938年间在上海再版6次，印有9 000册，在北平翻印几千册，在广西翻印上万册。这本小册子竟然是由参加“职工新文字讲习班”学习的上海生活书店的十几位青年工人“用他们的血汗换来的仅有的工钱”捐来出版的。[2] 97在国内，新文字曾遭到不少人反对，包括来自国语罗马字支持者的压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曾于1936年、1938年两度查禁新文字，新文字运动很多时间只能不公开或半公开开展。然而，知识界中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坚持，即使处于低潮期，他们也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