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杜甫与孟浩然两位大诗人面对洞庭湖，都奉献出了杰作。先来看杜甫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再来看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两首诗哪一首更好一点呢？这样的问题，按西方绝对的读者中心论来说，可能是个伪问题。但是，绝对的读者中心是空想的，读者不能不受到文本的制约，毕竟读者是可以分析的，如西方文论所说，有自发读者和自觉读者，有理想读者和非理想读者，有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对于文学教师来说，毋庸置疑的使命是，以毕生的精力争取从自发读者上升为自觉读者，从非专业读者转化为专业读者，从非理想读者变为理想读者。一句话，就是从外行读者提升为内行读者。要完成这样的转变，光凭强烈的愿望是不够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批判地吸收古典诗话的成果，在历史积累的平台上，将解读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对于这两首诗，历代的诗话家们从宋朝争论至今长达近千年，似乎还没有停息的样子。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二者孰为更优。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牵扯出第二点：二诗之名句与全篇的关系。认为杜诗优于孟诗的争议比较少。最权威的说法出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浩然壮语也，杜‘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气象过之。”这个论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对于杜诗为何优于孟诗，却众说纷纭。

吴沆《环溪诗话》卷上说：“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吴楚东南坼，是一句说半天下。至如‘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说满天下。”这样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从数十里到数百里，从半天下到全天下的想象，并不是杜甫特有的胸襟。早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就有“视通万里”之说，说的还不是诗人，而是一般文章作者。笼统地以视野空间之大来阐释“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好处，显然不够到位。陆时雍《唐诗镜》卷二十六就提出质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自宋人推尊，至今六七百年矣。余直不解其趣。‘吴楚东南坼，此句原不得景，但虚形之耳。安见得洞庭在彼东南，吴、楚遂坼为两耶？且将何以咏江也。至‘乾坤日夜浮，更悬虚之极，以之咏海庶可耳。其意欲驾孟浩然而过之，譬之于射，仰天弯弓，高则高矣，而矢过的矣。”叶秉敬《敬君诗话》提出：“咏洞庭诗以老杜为最。然细玩浩然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虽不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大，而要之实得洞庭真景。若老杜诗无‘吴楚东南坼一句，则‘乾坤日夜浮疑于咏海矣！”这两个人的质疑看起来有点拘泥，诗中之语乃情语，语义与日常语、书面语不同，乃非写实性质。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一中对于诗的想象说得很到位：“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灵心妙舌，每出人意想之外，此之谓灵趣。”“吴楚东南坼”并不是说东南望去土地裂为二，而是可见二地之分界之远，提示视点之高，胸怀之广。至于说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比之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好处在于“实得洞庭真景”，这个“真景”就站不住脚。洞庭湖的波浪若真的把岳阳城“撼”动起来，可能是一场灾难，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诗意。说它把湖写得像海，境界太大了。这个议论有点呆气，在诗歌里，不但把湖写得有海的气象，就是把山写得像海（“苍山如海”），甚至把山写得飞起来（“两山排闼送青来”），都是好处，而不是坏处。

其实，杜诗“乾坤日夜浮”的好处并不在空间，而在时间。对于这一点，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说到了点子上：“（杜诗）三四（按，即‘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雄跨今古，五六写情黯淡，著此一联，方不板滞。孟襄阳三四语实写洞庭，此只用空写，却移他处不得，本领更大。”关键在于，杜甫不仅仅是“目及”波撼岳阳，而且还“神遇”，想象天地日日夜夜沉浮于洞庭湖的波浪之中。在空间的阔大中融入了时间的流逝，这本是杜甫的拿手好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落木”是空间无限，“不尽长江”是时间无限。“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春色“来天地”，是空间透视，“变古今”是时间无限。相比起来，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波撼岳阳”只有空间的雄浑，而无时间的无限，在这一点上，孟浩然的气魄就给比了下去。

除这两句的比较以外，诗话家们还将两首诗整体作了细致的比较。一般来说，对于孟诗的不满集中在后面四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六中说：“浩然‘八月湖水平一篇，前四句甚雄壮，后稍不称，且‘舟楫‘圣明以赋对比，亦不工。”这后面四句“不称”“不工”在什么地方呢？一般诗话家往往只下结论，不作说明。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则有比较细致的展开，王氏以之与杜甫的构思相比，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尝试设身作杜陵，凭轩远望观，则心目中二语居然出现，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钓钩锁合题，却自全无干涉。”意思是，杜甫从望湖的视野，突然转入自己命运的困顿，这一大转折有潜在联想的意脉相连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钩锁”）。而孟浩然的则是前面雄浑的景观与后面四句毫不相干。毛先舒《诗辩坻》卷三中说：“‘欲济无舟楫二语，感怀已尽，更增结语，居然蛇足，无复深味。又上截过壮，下截不称。”持批判态度的还有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下：“孟作前半首由远说到近，后半首全无魄力，第六句尤不着题。”

二者的批评都是从结构着眼的。这实际上是意脉的中断，孟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缺陷呢？诗话家们指出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诗体的情绪结构以统一和谐为务，同时追求丰富的变化，至大的境界无以为继，必然继之以至微至小作对比。魏际瑞《伯子论文》：“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工部‘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气魄，已无可加。而孟则继之曰：‘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杜则继之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者，皆以索寞幽眇之情，摄归至小。两公所作，不谋而合，可见文章有法。”另一方面是从诗体的功能来分析。黄生《唐诗摘抄》卷一：“（孟诗）前叙望洞庭，后半赠张，名‘前后两截格。……望人援手，不直露本意，但微以比兴出之，幽婉可法。”纪晓岚《瀛奎律髓刊误》卷一：“前半望洞庭湖，后半赠张相公，只以望洞庭托意，不露干乞之痕。”这本来就是一首干谒诗。前面的景观不管多么宏大，都要归结到委婉表述的目的上去。实用的目的性不管表述得多么委婉，總是要透露出来的，这样，渺小的目的就注定了要与“波撼岳阳城”的审美超越发生矛盾。从功利价值为之辩护，实在是软弱无力的，因为这里比较的是诗的审美价值艺术水准。

杜诗之胜于孟诗，不仅仅在于纯粹抒情，更在于其结构。表面上看，从宏大的景观到个体的悲叹，其结构与孟诗极其相似。谢肇涮《小草斋诗话》卷三外编：“襄阳接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已觉索莫不称;少陵接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愈见衰飒。信哉，全璧之难也！”这是只看到杜诗与孟诗在结构上前后同样有反差。但是，孟诗意脉断裂，而杜诗意脉密合，这一点要害被忽略了。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引黄生的话說：“写景如此阔大，自叙如此落寞，诗境阔狭顿异。”这本来可能引起结构不和谐，但是浦氏以为不仅不矛盾，相反是相得益彰，水乳交融：“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这种对立而统一的理由，也可以用到孟诗中去。回过头来看黄生《杜诗说》卷五的原话，可知矛盾的转化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前半写景如此阔大，转落五六，身事如此落寞，诗境阔狭顿异。结语凑泊极难。”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愈是对立，统一的难度愈大。使得这个对立得以不着痕迹地转化为统一的是：“不图转出‘戎马关山北五字，胸襟气象，一等相称，宜使后人搁笔也。”与杜甫相比，孟浩然在转入个人愿望之后，就把前四句开拓的宏伟境界丢在一边了。而杜甫“乾坤日夜”之胸怀，又与“戎马关山”之远大笔断脉连。有了这个密合的联想，意境就和谐了。表面上看，杜甫比之孟浩然的情绪更加个人化，反差更加强烈，感伤到流泪的程度，但是，意脉连续性却更有层次，更加有序。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二：“（杜诗）上四写景，下四言情。‘昔闻‘今上，喜初登也。包吴楚而浸乾坤，此状楼前水势。下则只身漂泊之感，万里乡关之思，皆动于此矣。”这就理清了杜诗的情感脉络：从“昔闻”到“今上”之喜，再到景观宏大之壮，再到戎马关山之痛，引出亲朋无信之悲，情感层层推进，摇曳多姿。佚名《杜诗言志》卷十二说得明白：“盖昔闻此水时，只在天末，未必今生果能目睹。乃不料乱离漂泊，一程一程，竞流落到此。是今日之上，又迥出于昔闻之意外也。以此身世俱远，不独亲朋不见，并一字俱无。而老病随身，别无长物，只此孤舟一具。是‘昔闻此景，‘今上而见此景;而‘昔闻之情，则不料有今日之上之情也。是此四字，写一时隋景俱到。”这个说法把杜诗的意脉贯通说得比较精致。延君寿《老生常谈》说得更为严密：“工部之《岳阳楼》第五句‘亲朋无一字，与上文全不相连。然人于异乡登临，每有此种情怀。下接‘老病有孤舟，倘无‘舟字，则去题远矣。‘戎马关山北，所以‘亲朋无一字也。以此句醒隔句‘凭轩涕泗流。亲朋音乖，戎马阻绝，所以‘涕泗流。‘凭轩者，楼之轩也。以工部之才为律诗，其细针密线有如此，他可类推。”杜诗意脉之统一，层次之丰富，用字之严密，孟诗实在不可望其项背。

当然，孟浩然的诗也不能说没有意脉的暗连，如从湖水联系到舟楫，再到垂钓，但这只是字面上、形式上的联想过渡，而在内涵上，湖水的“涵虚混太清”“波撼岳阳城”，则与后面的干谒根本脱节。毕竟形式联想上的机制不能挽救内涵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