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唐欧

“南海I号”发现于1987年，是一条满载各类货物的南宋沉船，出土、出水器物包括大宗精美瓷器、体量巨大的铁器、美轮美奂的金器，此外还有漆木器、铅锡器、玻璃器、人类遗骸以及动植物遗存等多种类型文物。

“南海I号”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较早、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整的沉船，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史所未载的新材料，对研究我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传承提供了坚实论据。

为使读者对“南海I号”有进一步的了解，本刊继续推出“南海I号”专题，由各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对“南海I号”进行解读，相信能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引 言

从1987年发现“南海I号”宋代沉船以来，对“南海I号”及其有关的海上丝绸之路史、古代航海史、造船史、海外贸易等领域展开的研究工作，可谓硕果累累，研究范围也非常地广阔。在宋代社会如何看待海洋的问题上，出现了新的海洋地理特征、新的文化因素。由于对外贸易路线由陆路转移到海路，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都在宋代进入一个新的认识阶段，宋代官民都以商业和牟利的观念看待海洋，认识到海洋充满了财富与机遇。在地利因素下东南沿海则成为宋代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福建泉州港及附近地区因势利导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南海I号”沉船恰恰就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上发现的，船上货物种类繁多，充斥整个船舱内以及甲板上，归纳有陶瓷类、金属类、漆木类、石质类，数量最多的为陶瓷器，以福建地区窑口的产品为主，大都为日常生活用具如碗、壶、瓶、盘、罐、粉盒等；还有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产品[1]。到目前为止文物总数达到18万件。从船上文物数量、产地、规模上可看出宋代重视海外贸易，反映出宋代社会具有蓬勃进取的海洋精神、开放精神、经商精神。在此期间出现了记录当初海外贸易、航海情况的名著《岭外代答》《诸蕃志》[2]。本文通过“南海I号”沉船探析宋代的时代特征及航海精神，因为沉船考古所衍生出很多相关的课题，资料最能反映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特征。

一、南海I号沉船反映的宋代时代背景及贸易措施

从赵匡胤建立宋朝以来，整个时期始终和周边多个政权发生矛盾，不管是军事、经济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南宋受辽金的威胁而退缩到东南一隅，每年还要负担沉重的“岁币”，政府军费、官俸费用等开支浩大，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唯有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才能产生巨大利润。故宋高宗赵构在绍兴七年（1137)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3]

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东南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位置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进行航海活动，以外销商品为主的海外贸易的行为就应运而生。而“南海I号”沉船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上发现，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发现，船上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装载着巨量的陶瓷器，而这些出自福建德化窑、晋江磁灶窑、闽清义窑、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等地区的陶瓷器，主要是南方地区窑场的产品。这些瓷器经过仔细的包装或者以大套小的方式装载在船舱内，整个船舱甚至甲板上都堆满货物，数量巨大。（图1）经过统计器形种类有碗、盒、盘、壶、碟、瓶、盆、瓷塑、盅、军持、罐等。而按照釉色则有青白瓷、白瓷、青瓷、黑釉瓷、酱褐釉瓷、绿釉瓷等，全为生活用瓷。大都采用刻划花、模印的装饰手法，有莲瓣纹、卷云、雷电纹、缠枝花草纹等纹饰，装饰简单淡雅极富宋代的审美特征。并且很多产品的底部都残留着支钉痕迹，这就说明当时的窑业普遍采用叠烧工艺，主要是为了提高产量以适应外销的需要。仅从“南海I号”沉船就可推测宋代的窑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沿海或者内陆的窑场利用优质的瓷土、成熟的烧窑技术进行大规模的陶瓷生产、数量庞大且专门用于外销。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制造业、手工业、航海业的发展而形成一个经济圈，经过生产、运输、贸易、消费四个主要环节,从此中国优质的陶瓷器、手工产品、铁器、漆器等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影响深远。[4]

图1 “南海I号”部分船舱内瓷器摆放情况

在“南海I号”出土的陶瓷器底部还发现很多的墨书，墨迹清晰大都可以释读分辨，多为姓名、姓氏及花押记号等，书写的字体不一，有楷、行、草书等，但行、楷书较多。统计的姓氏有“陈”“林”“谢”“蔡”“郑”“黄”“杨”“萧”“莊”“王”“李”“戴”“许”“方”等。姓名有“郑知客”“李大用”“陈十七”“李长保”“庄德”“大用”“王二哥”“林花六哥”等，而“直”（置）以及各种符号花押也为数不少。经过研究，一般认为墨书的性质表示货物归属那个货主，也说明了船上的货物为多人所有。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情况记录相同。[5]不少的文献资料中亦可看出端倪，如宋史记载：“泉州商客七人：曰陈、曰刘、曰吴、曰张、曰李、曰余、曰蔡，绍熙元年流月，同乘一舟浮海外贸。”[6]宋朱彧记录：“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下以贮货，夜卧其上”。[7]在海外贸易中的经营者，大致分为官府参与、官员插足外贸获取盈利，最后也是人数最多的民间海商参与。民间海商作为宋代海外贸易中的主要参与者、主体力量，从“南海I号”出土的瓷器底部写有多种姓氏的墨书中也说明海贸参与者众多的时代特征。（图2）

图2 “南海I号”沉船上的瓷器底部墨书

而“南海I号”沉船只不过是进行海外贸易中不幸罹难沉没的一艘船而已，但恰恰给了后人研究宋代的社会情况一个切入点和研究实体。在当时上有国家政策鼓励支持，整个宋朝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社会上出现商品经济为主流的一种社会风气。到海外贸易显然是当时东南沿海的居民的一种发财捷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整个宋朝不仅进一步完善前代市舶机构，大力整治港口，疏浚航道增加码头设施，在前代的基础上增加开放港口。整个宋朝对外贸易港口增加了二十多处，增加了五个市舶司对港口进行管理和税收的事务，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辅助机构。当时的泉州、广州、杭州、明州、密州是最著名的港口，对宋代海洋经济的繁盛起到极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迅速扩张的重要历史时期。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制订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元丰市舶则法》，积极支持本国商人出海贸易也积极鼓励蕃商进入贸易，并对市舶官员招徕蕃商的成绩予以奖惩。在此政策的影响下沿海地区的人们也趋向海贸搏买。宋代人非常具有投资意识“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8]据统计南宋海外贸易收入最为鼎盛时期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30%以上。

二、从南海I号沉船看宋代的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技术

“南海I号”沉船经过清除覆盖在上面的淤泥和凝结物后，残存结构清晰，船体保存较好，沉船的船体残长约22.1米，最大船残宽约9.35米，分布轮廓面积约179.15平方米。共存15个船舱，艉部左右对称各布置1个小尖舱。基本保存有左右舷板、抱面梁、桅夹、水线甲板、肘骨板、隔舱板、船壳板、舱内垫板、纵隔板、舵承孔、加强筋等船体木结构。船板采用搭接造船工艺，板与板之间存在同口、直肩同口拼搭法。局部木板之间亦存在着榫卯、铆钉等传统造船工艺技术和手段。船壳板为三层建造，最里一层最厚，外两层较薄。船舯部有坚固的桅座、桅夹，有横贯铺设整船宽的抱面梁，粗大坚固，左右两端紧贴船舷板，置于第6、7船舱之间。向船艏一侧开口结构观察，该船桅属于朝船艏方向放置的可倒桅类型。隔舱进深最宽的是第2船舱1.93米，最窄的是第14船舱0.83米。在隔舱间还存在以舵、桅为中心左右对称的两道货物隔板和小隔舱，自第2舱至第13舱呈首尾纵向分布，这种设计结构和搭接技术无疑提高了木船内部的整体挤压强度。（图3、图4)

图3 “南海I号”船艉舵

图4 “南海I号”桅面梁

“南海I号”沉船还有保存完好的艉舵孔，从舵盘与艉封板的结构关系看，盘面与艉封板平齐，下部露于艉封板之外，该舵盘应属下舵盘，而上舵盘、舵杆及舵叶已随艉楼残损无存，但可据该舵孔尺寸推算舵杆大小。从保存完好的“南海I号”船体来看，该船体船型宽扁，船艏平头微起翘，两侧船舷略弧曲，艏艉部弧收，具有很大的型深，长宽比例小、装货量大的短肥型，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9]

中国古代造船业一直以来都较为发达，宋代造船业从技术条件看，使用最先进的船模放样、干船坞、能建造多层船壳板、高强度的水密隔舱、可倒桅杆、坚固的桅座等。而东南沿海所造海船具有上述的特点外还具有载重大、船身稳固、抗风浪打击强等优点，这些造船技术在规模和制作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直影响着后代的造船业，“南海I号”船体就是一个明证。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10]后人总结出大家共知的事实：宋代不止文化艺术上成为古代一个巅峰，科技水平在古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11]宋代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得益于科技水平的提高，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航海技术的基础。中国的船只在整个宋时期纵横于广阔的海面上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角，以致后来的马可波罗都惊叹，刺桐（今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口，其在游记中记录下水密隔舱、桐油加铁钉、多重板等的福船造船方法。

在航海技术方面，航海经验丰富的海员不止能懂得信风规律，可以通过星象来判断潮汛、天气等，还能练使用罗盘、针路图以及计算航程的更路薄。宋元符、崇宁年间朱彧所著的《萍洲可谈》中就记载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则观指南针”[12]，说明古代在茫茫大海中如何辨别方向的重要性，有航海经验丰富的“舟师”能起到安全保障的作用。宋代是各种科技大发展时期，科技的进步提高了对自然的认知能力，海洋知识比前代有了极大的提升，关于航海的几项关键性技术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造船技术的改进、指南针的使用、可倒桅的使用、平衡舵的使用等奠定了坚实的航海技术保障，这些新技术、新知识的出现，打开了广阔的海疆视野，极大推动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图5）

图5 “南海I号”船体隔舱板及加强筋结构情况

三、“南海I号”沉船与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情况

这么频繁的航海活动，那么当初的航海情况又如何呢？有多少条航道呢？“南海I号”沉船本身除了进行实物研究外，还可以结合史料、前人的记录深入了解当初的情况。如宋代张君彦有《潮说》，天圣四年（1026年）明州知府燕肃撰有《海潮论》《淳祐临安志》等。这些商贾、随船出海的官员记录，对我们窥探当时航海情况提供了真实的资料。根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以及现发现的考古资料证明，海外贸易已经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就是当时的始发港。唐代，航路发达可以东到朝鲜、日本，南到西沙群岛、爪哇、文莱等；宋代在前代的基础上，开辟了很多新的航线，最远的有至阿拉伯与东非的航线。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始发港的不同主要划分为北向航线和南向航线。

北向航线主要是驶向朝鲜半岛、日本、澎湖列岛等地区，始发港多在登州、明州等地。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明州等港口往朝鲜半岛南端的航线，从明州出发沿着海岸线北行到达连云港，再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南侧的马岛、济州岛等，再绕岛南行到达朝鲜东海岸；另一条是从泉州、福州港出发往日本的航线，直接横渡东海，到达值嘉岛，再到博多港，但此路较少航行。

南向航线亦有两条，综合来看其实只有一条：从泉州港出发，往西南沿岸航向至广州港，再从广州出海一路到占城、三佛齐等东南亚地区，也称为南海航线。或直接从泉州港出发，沿海岸经过上下川岛海域到达海南岛东北端，过“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到占城、昆仑，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到达故临（东非东海岸）。（图6）

图6 宋代南海航线图（采自馆内展览）

从“南海I号”沉船的沉没地点看，处在台山上下川岛海域与阳江海域的交界处，刚好处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航道上，从其当时的沉态看，沉没时船头向南，刚好南向210°。古代航海主要依靠自然风作为动力，冬季从北往南吹东北季风，而夏季则吹东南信风。“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说明信风在南海航线的特殊规律。宋代贸易制度规定海船从始发港出发到达贸易目的地后，按照规定回始发港接受抽解，泛往南海诸国贸易也是如此。从船上装载的货物情况来看，绝大部分为福建泉州地区生产的瓷器、漆器、铁器等，可初步推断其的始发港为泉州港。[13]泉州出海的航线，据《梦粱录》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并结合“南海1号”出土的最晚铜钱“淳熙元宝”（1183年）以及出土的德化窑瓷罐底部有“癸卯”年墨书，南宋淳熙癸卯年为1183年，刚好与资料记载的泉州“九日山”祈风大会时间1183年石刻相呼应。[14]因此，可以推断“南海I号”沉船走的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从泉州港出发，经过上下川岛、阳江海域，过海南岛东北端海域，再过“万里石塘”到达东南亚诸岛。

宋代凭借着优质的海船、成熟的航海技术开辟出既省时又便利的新航线，即泉州—七洲洋—交趾洋—昆仑洋的古代南海航线，因此整个南海以及印度洋往来弛聘的几乎全是中国船只，而蕃商都乐于乘坐安全可靠的中国船只往来贸易，在泉州、广州、明州都能随处见到蕃商的身影，宋代航线的开通标志着我国航海事业已达繁荣时期。

四、南海I号沉船上的货物所折射出的社会性质及意义

沉船和船货是水下考古开展研究的基本样，有圆形、八角形和瓜棱形等，非常有特色，以模制法制作而成，盒盖面印有精美的花卉图案。闽清义窑在宋代外销瓷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品以青白瓷为主，其产品以实用器为主，胎釉质量倶佳，胎体致密坚硬，釉色青白莹润，也是一处重要的外销瓷产地。

浙江龙泉窑所创烧的青瓷，产品更是工艺精湛，釉色莹润丰厚，龙泉窑在南宋晚期达到鼎盛，主要以梅子青、粉青釉产品为代表，质感类冰似玉，极负盛名。船上龙泉窑的瓷器装饰风格多为刻划花，纹饰多以荷花、荷叶为主题，不同风格和表现形式的荷花、荷叶呈现出不同的纹饰组合，部分器物还以篦划纹为底纹。器型多为碗碟。（图7）对象，又是展开相关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对象。“南海I号”沉船本身就是宋代生产方式和对外贸易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解读宋代的经济方式、生产方式、社会性质、各阶层结构等。

图7 “南海I号”龙泉窑瓷器堆积情况

船上装载货物较多，种类丰富，陶器、金属、漆器、石器、种子以及船员的生活用具等等，经初步统计达18万件。主要以陶瓷器为主，数量种类比重最大，基本以南方窑口的产品为主。有江西景德镇窑青白瓷、浙江龙泉窑青瓷、福建德化窑白瓷等。其中福建外销瓷所占比例最多，还有闽清义窑、晋江磁灶窑、建窑为代表的黑釉器类型等产品。类型丰富，碗、瓶、壶、盘、盒、酱釉四系罐、小口陶瓶、扁瓶、绿釉印花葵口碟等。最精美的则是景德镇窑口的产品。

景德镇窑青、青白瓷是宋代南方窑口独特的瓷器品种，胎质洁白细腻，采用刻划花装饰手法，釉色白中泛青，釉厚处呈淡青绿色，是介于青白二者之间的一种釉，也称之为“影青”，色泽温润如玉有“饶玉”之称。以景德镇窑所产质量最佳，种类很多，有日用的碗、碟、盘、盏托等酒（茶）具，在青白色的釉下刻印花卉等图案，显得十分淡雅。南宋至元代中期，景德镇的窑场大量采用覆烧工艺，生产芒口器，且印花工艺流行，从而产量大增，为当时外销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福建窑口产品主要产自闽南地区，主要集中在泉州地区周围，宋代德化窑主要烧造白瓷产品，包括碗、碟、盒、瓶、小口瓶、军持等。大量产品以外销为主，德化窑根据市场的需要烧制了很多专门用于外销的瓷器品种。比如大碗、大盘等符合东南亚部族的生活饮食习惯的常用餐具。还有各种瓶类、白釉粉盒在海外市场颇受欢迎，南宋中后期至元初，德化窑生产大量的瓷盒，款式多

经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运输，中国外销瓷器实用、精美、干净、价廉的优点，在海内外普遍流行，大量的生产和销售不仅改变了本国的经济状况，还适应海外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他们的饮食和文化，提高了生活质量，对国外的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而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

在中国瓷器输出前，海外居民还普遍利用树叶、果壳、木制品当作餐具使用。较为富有者才使用金、银、铜器盛装食物。中国陶瓷器餐具运销到海外，取代了树木、果壳器皿，占领海外市场，为各阶层竞相购买的产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多，国外商人的订购以及产品要求，为了适应使用者在使用上、审美上的习惯，通过器型的改造、来样加工等方式适应市场的需要。“南海I号”沉船上出土的大口径白釉盘，各种仿金银器的执壶、绿釉碟等都可以得到明证。这些价廉物美的中国陶瓷器不仅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文化审美方面。随着海外贸易航线的不断拓展，中国陶瓷器随之传播，世界各地掀起了以中国陶瓷风格为时尚的艺术文化热潮。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虽然宋元以来的方志文献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及海外贸易的记载汗牛充栋，然而在航线上发现的实物还是比较少，目前只有泉州后渚沉船、阳江“南海I号”、西沙“华光礁一号”等考古材料才填补了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空白。

五、总结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征，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强调:“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特殊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独特的状况，以至必须只有从那种状态出发，以它为[15]根据，才能判断那个时代。 ” 探究和研究历史往往要以沉船遗址和记载资料相结合的方式，才有助于了解其背后的时代特征和精神，对“南海I号”沉船的研究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史籍、史料以及实物的关系。

综上所述，从“南海I号”沉船大致可以勾勒出宋代的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军事方面稍弱，偏隅东南沿海一方，积极发展和鼓励海外贸易获得极大利润。在继承汉唐以来科技、造船、航海、航线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宽松和支持的政策、措施下，宋代上至官方下至民间都积极参与拓展海外贸易，社会经济繁荣是其一个显著的特征。该沉船所蕴含的科技、文化、经济、造船等内容，代表着中国海洋文明的巅峰。宋代的时代特征所体现的航海精神，是与其复杂的政治、文化、思想等背景息息相关的，而宋代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勇敢、开放包容、冒险进取的海洋精神，劈波斩浪于惊涛骇浪的南海航线上，把古代中国优质的陶瓷器等物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积极地影响海外，推动当时经济繁盛和文化艺术的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