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兰，伍则文，蓝浩洋，罗 文，*

（1. 南华大学数理学院，衡阳 421001；2.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衡阳 421001）

一般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3个基本要素，三者缺一不可。而能源是能量的来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它是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消耗量是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能源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使传统能源工业成为现代工业社会最大的污染源，不断释放出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能源短缺问题仍未得到良好的解决［1］。

目前，世界上的常规能源主要是化石燃料和水力发电。相较于传统能源，核能由于其能流密度大、清洁环保，且不同于水力发电有较大的限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得到了发展与完善。现在，核能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核电是目前世界电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2］。我国在《“十三五”核工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安全高效发展核电”“2020年运行核电装机力争达到5 800万kW，在建核电装机达到3 000 万kW 以上”的目标。加快发展核能成为我国能源发展和实现“低碳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正在迎来核电事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2011 年，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后，核能利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3］。几次重大的核安全事故后，一些核能大国（如德国、法国、中国等）都暂缓了对核能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的脚步，以重新审视核能，调整战略决策，在核能问题上更加慎重［4］。核能的开发利用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公众的“核恐惧”一直挥之不去，成为核能发展的致命阻力。因此，进一步了解公众对核能及其利用的认知与态度至关重要［5，6］。为深入了解核能知识在公众中的普及情况，探究他们对于核能利用的接受度，本文针对“公众对于核能利用的认知”开展研究。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核能知识宣讲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评述如下：

（1）网络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设计调查问卷，并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发布。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公众对核能的了解程度、是否有必要建设核电站、对我国核电安全性的看法、是否支持核电站建设、认为自身在当前核电建设与运行中处于哪个群体、认为在家乡建设核电站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以及认为核能的主要优缺点等。

（2）实地宣讲及问卷调查。我们大量印制了关于核能的科普宣传资料，在桃花江核电站建设地——桃江县城的街道上、汽车上和火车站等地开展宣传和民众调查，在桃江县一中针对高中生进行集中宣讲。宣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世界及我国核电的发展概况、核电站主要系统及其运行、核电站发电原理及其事故的预防处理措施，以及辐射安全及其防护4个方面。

（3）实地走访与面对面交谈。我们深入桃花江核电站周边村庄开展走访调查，了解村民对核能利用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对核能利用的看法。

通过上述调查与走访，共有2 261 人受试（网络调查1 261 人），受试者包括学生、教师、公务员、农民、个体户等。

2 调查结果与讨论

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数据统计，主要从受试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利益相关度、核能利用的了解度，以及核能知识宣讲前后的态度转变5个方面研究分析社会公众对核能利用的认知差异。

2.1 受试者年龄导致的认知差异

本文选取调查问卷中的4个问题（如图1所示），对不同年龄段的受试者看法进行对比分析。

如图1（a）所示，针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青年以及中老年人群的认知差异系数（注：差异系数指“了解”与“不了解”以及“支持”与“不支持”的受试者比例，下同）都大于1，而未成年人群的认知差异系数仅为0.62，并且未成年人持“不太了解”态度的比例最高（＞50 %），这主要是由于身份和阅历所限，并且未成年人客观评判事物并表达自己看法的能力较弱。相关研究亦表明，未成年人（包括青年学生）的核电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水平会影响其对核电风险和收益的感知，进而影响了其对核电的接受度［7］。

针对“是否有必要建设核电站”这一问题，约70%的受试者认为有必要建设核电站，其中，未成年人群差异系数最小，且持中立态度的比例较其他年龄段的群体大。而在成年人中，差异系数随年龄的增大逐渐减小，如图1（b）所示。这是因为核电建设给中青年人群带来了实在的利益，他们更能理解并接受核电建设的举措。

在“认为中国核电是否安全”和“是否支持核电站建设”的选项中，对比分析图1（b）、图1（c）和图1（d）后不难发现，不同年龄段群体的差异系数与图1（b）所示结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图1（b）和图1（d）有所不同的是，图1（c）显示了在30 岁以下的受试者比较相信核电的安全性。18～30 岁及31～50 岁两个年龄段的人群对是否支持核电的建设与其对于核电安全性的认知情况基本相符，这源于中年人群较为理性。而对于大部分青少年，他们尽管认为核电是安全的，然而只有少部分支持核电建设，如图1（d）所示。多数年长者虽然对核能利用和核电的安全性不太了解，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赞成核电建设，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的政策，相信核能利用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阶段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持续增高,且极具危重性,对患者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肠溶性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都是临床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常用药物,本次选取我院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展开研究,分析联合用药方案对临床患者凝血功能、总有效率的影响,希望能够在医院治疗决策中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研究内容作如下报告:

总体来说，各年龄段的受试者对核电发展普遍持积极态度，成年人群对核能利用的认知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渐趋保守。其中，年龄段在18～30岁的受试者态度最为积极，而年龄段在0～17 岁的受试者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且他们对核电发展的态度也最为保守。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对核能利用的认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核电发展的前景。正处在生理和心理成长发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的可塑性很强，对他们从小进行核能知识教育，可以使核科学知识成为一种公民科学素 养，逐步消除“谈核色变”的心理。

图1 不同年龄段受试者的核电认知差异Fig.1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in nuclear power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2.2 受试者受教育程度导致的认知差异

本文对受教育程度做如下假定：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大学以上的公众假定为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公众假定为其他公众。

图2整体显示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相比其他公众而言，对核电发展持有明显的积极态度，而后者更倾向于持“中立”“不清楚”或“反对”的冷淡态度。说明从长远而言，核电发展要深入民心仍需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远高于后者，并且知识分子对其他问题的认知差异系数也明显高于其他普通公众，如图2（d）所示。进一步表明了教育可以有效改变社会个体对于核能利用的认知度。总之，加大核电安全的社会普及度，做到用知识改变观念以及进一步提升我国公民的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将更有利于我国核电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3 利益相关性导致的认知差异

本文根据核电站选址距离对利益相关性做如下假定：核电站与居住地距离在50 km之内的公众假定为利益相关者；距离在50 km之外的公众假定为利益无关者。严格说来，这里的假设只是利益相关者中因距离因素而形成的利益相关者。

图3 显示了利益相关/无关者对核能利用的认知差异。我们惊奇地发现，针对“是否有必要建设核电站”“中国核电是否安全”“家乡建设核电站的利弊”“能接受的核电站距离”“是否支持周围新建核电站”“核电站是否对居民有影响”等选项，利益相关者和无关者的认知态度并没有明显差异。

从核电建设的必要性［图3（a）］、安全性［图3（b）］以及对周围居民和环境的影响［图3（h）］的视角出发，利益相关者较利益无关者呈现出略微消极的态度。此外，在对“在核电站建设中是否受益”的看法上，利益相关者的差异系数要远低于利益无关者，如图3（c）所示。然而，利益相关者和无关者对于“在其居住地周围建设核电站”的差异系数并没有明显区别，如图3（f）所示。原因是：此次调研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来自中部贫困地区——湖南桃花江核电站建设地桃江县，虽然核电建设可能对环境不利，但有利地促进了本土的经济发展。

这一结论与核电站的选址［如图3（g）所示］是一致的，利益相关者更倾向于将核电站建在亟需经济增长的中部贫困地区和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区，而利益无关者则更倾向于建在沿海地区。

图2 不同教育程度受试者的核电认知差异Fig.2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of nuclear power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2.4 对核能利用了解程度导致的认知差异

本文针对受试者“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如图4所示），将受试者划分为“了解”与“不了解”两个群体，进一步对这两个群体对不同问题的态度进行了交叉分析，如图4所示。

由图4（a）和图4（b）可知，在“核电站建设中是否受益”和“家乡建设核电站的利弊”两个问题上，尽管对核能利用了解程度不高的人群大多持观望态度，但总体态度趋于积极；而对核能利用了解程度高的人群中，持中立态度的比例同比有显著下降，差异系数（受益与受损之比、利大于弊与弊大于利之比）有明显增长。

图3 利益相关/无关者对核能利用的认知差异Fig.3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among stakeholders and non-stakeholders

图4 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导致的认知差异Fig.4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knowledge in nuclear energy utilization

同时，在对核能利用了解程度不高的人群中，大部分人认为核电站将对居民带来影响，并且反对在其居住地周围新建核电站［如图4（c）和图4（d）所示］。“信息缺陷模型”指出，由于社会公众缺乏相关知识，无法正确评估科学技术的风险与收益，所以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另有研究表明，在高学历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核电建设持反对态度，并对核废物甚为担忧［8］。事实上，学历的高低与核能利用的了解度并无直接关系。在高学历人群中，从事核相关工作或熟悉核知识的比重并不高，从侧面说明了普及核能知识的重要性。在对核能利用了解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尽管他们大多认为核电站将对周围居民带来影响，但是仍然支持在居住地周边建设核电站。这与前期研究结论一致［9，10］，同时进一步说明了公众掌握的核能知识越多，对核能事业的支持度就越高。尽管社会公众的看法如此，然而由于决策模式不同，环保组织成员和工程协会成员的知识与核能接受水平无关［11］。总之，对核能知识的了解程度影响着人们对核能的认知与决策，但这种影响是多变而复杂的。

2.5 核能知识科普前后公众的认知转变

以高中生为科普宣传对象，本文调研了科普前后公众对核能利用的认识转变情况（如图5所示）。对比发现，公众对核能利用的了解度从50%上升至近将70%，“不了解”和“不太了解”的比重有明显下降。“认为中国核电是安全的”也有类似的变化趋势。因此，公众对核电的认知度发生了明显改善。

进一步分析表明，核能利用认知发生转变的人群主要以态度“中立”的公众为主，而从“中立”转向“积极”的人数占比要远高于从“消极”转向“积极”或“中立”的占比。这将为核能知识科普宣传提供指导思路。社会公众秉持“消极”的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受到核事故的负面影响，认为部分资料并不真实可靠，且宣传是为达到推行核电站的建设而有意为之；

（2）受到谣言的蛊惑，比如，坚持认为核电站建成后会严重污染当地水源，对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3）宣传资料并不全面，难以解决他们心中的疑惑，故而坚持反对。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不仅应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资料，还要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宣讲。同时，相关部门应注意加强对谣言的防范与修正。

图5 核能科普知识宣讲前后公众对核能利用的认知转变Fig.5 The confidence degree of public on nuclear energy util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roduction to nuclear energy knowledge

3 结语

核能作为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公众对核能利用的良好认知对核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支撑作用。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和核能知识宣讲等方式，调研了公众对核能利用的认知态度，发现公众对核能利用的认知随年龄的增长而渐趋保守，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渐趋积极，随利益相关程度的加深而渐趋忧虑，随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的提高而渐趋明朗。通过核能科普知识宣讲，我们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对核能利用的认识。调查结果表明，为了稳步提升公众对核能利用的接受和认可度，核能科普知识的社会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核能科普的人群选择上，我们应当对年龄段在0～17 岁的中小学生加以重视，进一步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加强宣传，对利益相关人群加以疏导，从而提高他们对核能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从根源上消除他们对核电建设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