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藏器物座概述

2020-07-04郭辉

科学与财富 2020年15期

前言：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1750年），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连同清漪园、圆明园所在内的三山五园劫掠后焚毁。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建，并更名为颐和园，作为慈禧太后“颐养冲和”之所，也是晚清初紫禁城之外政治、外交核心所在。清漪园自开建之初乾隆皇帝亲自对清漪园进行设计，根据《清宫活计档》记载，乾隆帝多次下旨，对清漪园室内陈设进行布置，将宫内珍藏的众多奇珍异宝陈设在清漪园各个宫室内;光绪皇帝重修颐和园之后，慈禧太后数次在园内举办万寿庆典，添置大量陈设，收受大量贺礼，形成现存颐和园藏文物的基础。

颐和园现藏文物涵盖了青铜、金、银、玉、瓷、书画、家具、钟表、珐琅等诸多方面。在琳琅满目的藏品中，人们大多关注金、银、瓷、玉、等器物华美光彩、制作繁琐，往往会忽略器物座的衬托，器物座作为佩饰或陪衬一直在精美的园内藏品中起衬托作用。当您仔细审视这些器物座，就会发现，器物座不曾暗淡无光，一些制作精美的器物座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故宫博物院于子勇副研究馆员在《着文配雅座——清乾隆器物底座赏析》中提到：“清代器座，特别是乾隆时期的器座，以其博雅的艺术魅力成为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器座围绕着器物来体现自我价值，以炫美器物而设计，衬托器物而装潢，撑垫器物而存在，是为：大德不踰闲。”即虽有大的而不逾越。若将其拟人化，它有站位、到位、补位、不越位的意识和精神。1

一、关于器物座研究成果及定义

现阶段关于器物座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故宫博物院，关于专著有故宫博物院主编的《故宫博物院藏器座》;研究论文有故宫博物院于子勇副研究馆员《着文配雅座——清乾隆器物底座赏析》;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刘岳《座上风华——从<清宫活计档>看清宫器座的设计与制作》;靳彦乔《木座初探》;颐和园管理处隗丽佳《故园遗珍——颐和园藏明清家具》;赵丹萍、朱立峰著《颐和园的露尘座》等文中有相应论述。

关于器物座的定义，现在学界并无一个明确的界定。靳彦乔在《木座初探》中认为：“灯罩、盘盒、首饰盒、多宝格等日用木制品即为小件家具，象镜、屏的底架、座，也为小件家具，因而为各种器物配制的木托儿、木座应属小件家具范畴。”2;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屈峰在嘉德艺术中心的讲座上，将有承托、支架等稳定功能、具有审美功能、内容或意义的共建功能的器物定义为器物座。笔者认为对器物座的定义为：为可移动器物专门制作，起承托、支、架、稳定、固定的可移动的器物定义为器物座。内涵包括：地座、底架、底托、支架、底台、几等。

二、颐和园藏器物座特点、成因及分类

颐和园藏器物座有以下几个特点：数量大、种类多;时代集中在清乾隆及清光绪年间;

颐和园现存器物座特点，与颐和园所存器物数次变动息息相关，作为器物的附属品，器物座的数量增减随园藏器物而变动。自清漪园时期至今，颐和园藏器物经历过数次变动。

第一次在清漪园建成至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三山五园。乾隆皇帝修建清漪园后，因为其不居住在清漪园内，所以颐和园陈设器物以观赏、把玩为主，故大量陈列着观赏器。乾隆皇帝十分关注清漪园陈设，多次下旨调整清漪园陈设。嘉庆、道光多次对清漪园陈设做出清点，其中可见器物座身影。这一时期清王朝国势由巅峰逐步滑落，但作为皇家禁苑，清漪园所受影响甚微。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后，大量器物被劫掠。

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造办处奉旨：凤凰墩上三世佛两旁阿楠枷舍二尊，照佛座一样配木座，不要出宣，高里下要与佛一般高。”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日“自京内往万寿山送楠木三屏风三座，随铜佛九尊，掐丝珐琅瓶三式三份，瓷瓶一件各随木座。”

乾隆二十八年自京内往清漪园澹宁堂送黑漆五彩雕漆鎏金宝座、剑架、香几一份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日“造办处往万寿山大雄宝殿送安扫金罩漆瓮一件，摔沙木座一件。3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查核清漪园陈设，册档清楚，更换挪移间有浮签，毋庸换造新册。

嘉庆十年奏准：清漪园撤交陈设，照静宜园、静明园之例。每年派内务府司员查一次，每遇五年奏请钦派内务府总管大臣清查一次。

嘉庆十三年，清查清漪园陈设册三十六本，数目均属相符。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漪园内各项陈设实存四万五百五十九件。

道光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清漪园现存陈设四万四十一件

道光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查验三山陈设数目相符。清漪园共存陈设四万一百五十五件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查三园陈设数目汇总，御笔圈出花沙纳领查

道光二十五年清查三园陈设数目，均属相符。

咸豐五年清查清漪园内实有陈设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三件

咸丰十年八月初四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占领海淀镇。八月二十三日，英法联军及土匪闯入清漪园东宫门，抢掠各殿陈设，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行抢去。清漪园印信丢失。九月初五日，英法联军复以大队人马窜扰园亭，米启尔骑兵团放火焚烧京西郊三山五园，清漪园万寿山于是日始焚。九月初五日至九月初七日，大火延烧三天三夜。九月初十日，京城西北仍火光烛天，三山五园付之一炬，余烬未息。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清查清漪园现存完整陈设四千七百二十五件

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七日查核清漪园陈设，存整齐佛像、字画、册页、陈设、什物四千六百十八件4

第二次在清光绪十二年重修颐和园至1901年。光绪皇帝为向慈禧太后归政之后修建“颐养冲和”之所，开始重修清漪园，并更名为颐和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慈禧太后万寿庆典期间，各王公、大臣、内监、外国使节向慈禧太后进献寿礼，颐和园的陈设收藏再度充实起来。1900年庚子国变，慈禧携光绪皇帝西逃，八国联军军队进驻北京，部分国家军队占领颐和园，再度大肆劫掠，至1901年10月，联军撤出颐和园，颐和园收藏器物再度被劫掠，园藏器物锐减。

园中陈设从光绪十四年正式公开建园时开始调集。清内务府档案记载：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下达懿旨，将所有南海各殿内原有铺设旧铺垫“改移洋楼内收存妥帖并造具注册以备昆明湖应用”同年八月十一日，又下达懿旨把圆明园的木器交给海军衙门照旧式修补见新，修理齐备后摆放颐和园各殿内。此时，正在修建中的颐和园急需大批陈设，对所能运来的物品，并不讲究质地、样式、数量，有什么即用什么。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奉慈禧太后懿旨将倚虹堂殿内西间金漆边座紫石天然插屏一对运送至颐和园乐寿堂安设。同年二月二十四日又将倚虹堂殿内青绿兽面果洗一件送至颐和园乐寿堂安置。除此之外，还从南方调入大量家具。光绪二十年适逢慈禧太后六旬寿庆，准备在熙和园举办庆典。光绪十九年三月开始造办陈设，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督办。光绪二十年（1895年）因中日战争，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未能在颐和园内举行，63、65岁在园内举行庆典，收受了大量贡品，絕大多数被摆在颐和园的殿堂中。

光绪二十六年年，颐和园遭到八国联军抢劫，十月二十六日，联军将领瓦德西向德皇报告：“夏宫（颐和园）自俄军撤退后，当时不过数钟，即由英意二军占领。彼等审视该宫，表面既未受损，内部亦未打毁，但其中大部分贵重物品，亦已被人抢去。”并报告排云殿里排云殿里有十座什锦殿，高接楼宇，其中陈设之宝不知凡几，劫后仅存空格。5

第三次在1902年慈禧太后回銮至1933年文物南迁及1950年文物北返，奠定现有颐和园藏文物规模。1902年慈禧太后由西安回銮，同年驻跸颐和园，并在此接见王公大臣、外国使节。为填补被劫掠的宫内陈设，自紫禁城等处调拨陈设自颐和园，在光绪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于颐和园举办万寿庆典，王公百官搜罗民间能公巧制作为贺礼进献给慈禧太后，外国使节、公使将外国礼品进贡给慈禧作为贺礼。颐和园收藏重新丰富起来。1933年，受“九.一八”事变影响，颐和园所藏文物共分三批次共650箱2440件文物随故宫文物南迁，抗战胜利后曾在南京停留，1950年文物北返271箱983件，北返后的文物调拨故宫657件，划归颐和园的325件。由此形成现颐和园文物藏品基本体系。

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太后68岁寿庆，颐和园陈设除照以前情况备办外，所有仁寿殿、乐寿堂、颐乐殿、排云殿、德晖殿、玉澜堂、景福阁以及各殿宇、宫门东西配殿并各段长廊等处场所，由该营司员照数补置遗失灯只。王公大臣则利用慈禧太后的寿辰争相报效物品，他们从民间聚集了一大批珍玩奇物供奉慈禧太后，在这些贡品中，王公大臣多进献古铜、瓷、玉等珍品，太监多贡钟表，出使外国大臣则贡献西洋制有音乐的钟表、千里眼等。光绪三十年慈禧太后七旬庆典，王公大臣们进献的礼品更是多达几万件，留陈颐和园的有886件，其中有庆亲王进的古铜铎、载振进的青玉圆光璧、溥伟进的哥窑双耳方瓶，载沣进的沉香天然大瓶、载涛进的古铜寿星鹿双炉、李莲英进的铜珐琅围屏式洋钟、赵国贤进的硬木宝座书案围屏、张之洞进的一统万年国画挂轴，周馥进的渔樵耕读盆景、端方进的铁甲船式转表、容铨进的硬木太师少师大插屏、恩寿进的洋式小鱼条、黄浩进的雕竹根寿星、庆宽进的巧捏泥人八匣、袁世凯进的凉席及美国康格夫人进的栽绒画等物，琳琅满目，无奇不有。6

器物座作为器物的承托载体，数量变动随颐和园藏器物变动而变动。具有观赏性的陈设几乎都配有器座，陈设在颐和园各殿堂内。在颐和园藏品历史发展中，尤其是几次慈禧太后万寿庆典的供奉中，观赏性的器物数量庞大，所以颐和园藏器物座数量可观。经历过两次洗劫之后的颐和园，大量补充观赏性陈设，从宫廷大内、热河、等处补充进园的陈设多为乾隆时制造，为万寿庆典准备的陈设及贡品多为光绪年间制造，所以颐和园的器物座时代主要集中在乾隆时期及光绪时器，其余时期器物座虽有收藏，但数量甚微。

颐和园藏器物座数量庞大，根据分类标准不同，颐和园藏器物座可分为数类。

1、根据材质分类可分为：石、木、瓷、铜、象牙等。石质类器物座为露陈墩，原是安放在颐和园内宫室前，陈设青铜器、奇石等。木质类器物座作为陈设的配座被安置于殿、堂之内。

石质类的材质比较单一，为白色大理石（汉白玉）制作。木质器物座大多采用硬木制作，包括花梨木、紫檀木、红木、乌木、黄杨木、楠木等等。

2、根据形制分类可分为：底台类（须弥座式、莲花式底台类一种应用于含宗教元素器物）、盘托类、类家具类（几桌式、篮架式、屏架式、天然式、鼓墩式）。7

三、器物座功能

原始的器物座自商、周至南北朝时期已见雏形，那时的座与物尚未完全分离;发展到隋唐至宋元时期器、座开始分离，器物座开始作为一种附属品成为独立的存在;明清时期，收藏之风盛行，上至天子、下至文人雅士盛行鉴赏之风，大量的收藏因展示、把玩所需被陈列于案头之上，器物座随之迎来飞速发展，至乾隆时期达到巅峰。而器物座的发展也就奠定了其功能所在，颐和园藏器物座，作为皇家御苑收藏的附属，功能上却与民间无二致。

器物座的功能主要分为：实用功能和非实用功能。实用功能包括：承托、固定功能、保护功能;非实用功能包括：装饰功能、视觉功能、呼应功能。

1、承托、固定功能：器物座的承托固定功能体现在器物通常都是水平放置在器物座上，还有就是插、立在器物座上，此外还有钩挂在架子上。置立、钩挂器物的功能则为承托住器物，使其以水平、直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固定功能主要为器物放置在器物座，在器物与器物座接触的边缘往往有卡扣、槽眼、钩锁，将器物固定住，使其保持在中心线或重心点上，不致位移或倾覆。此外有大量器物底足或放置部位不是标准的平面，放置时产生不稳或放置点不是重心点导致器物立足不住的情况，此时的器物座上往往开凿孔槽，或垫高补低，或加边框，使器物稳定的立在水平面上。

2、保护功能：保护功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避免器物与桌面、柜面、地面直接接触;另一方面在于部分器物外另置玻璃罩，以防止灰尘积累在器物上。颐和园藏器物多为为慈禧太后祝寿所进献礼物，也有从紫禁城、避暑山庄等地调拨，大多为观赏器，陈列于桌、案、博古架之上，更有体积庞大者直接放置于地面。桌案等家具均为名贵木材，如紫檀木、楠木、花梨木等木材制作，器物在家具上常年取放观赏把玩难免产生磕碰、摩擦，以木质小座衬于二者之间可有效避免此类情况。在观赏器物中，存在大量如盆景、座钟、珊瑚树等物，长时间陈列在颐和园各殿堂内，时光日久难免积累灰尘有得不到及时打扫，或者器物本身枝杈纤细难于打扫，在器物外另置器物座，再置底托外罩玻璃罩，可有效阻挡灰尘，起到保护作用，玻璃罩本身规整光滑，或长方或椭圆，极易打扫擦拭。

3、装饰功能：器物座的装饰功能在于利用器座可修饰可刻画的特点来装饰所承托器物，方法有依靠造型、颜色、镶嵌等多种方法，达到装饰效果。

4、视觉功能：视觉功能在于器物依靠器物座达到一种视觉美的效果，器物放置在平面上由于比例或造型原因，显得画面生硬、突兀视觉感差，通过器物座进行过度可得到和谐美。某种特定器物，以多宝花篮为例，嵌百宝的枝叶向外延伸本就超出花篮边缘，再利用器物座将花篮提高，得到一种上大下小叠床架屋、危若累卵的视觉效果，更能体现出花篮内枝叶繁茂。

5、呼应功能：呼应功能在于器物与器物座内涵相统一，反应器物与器座的整体主体。例如玉山子的器座基本为镂雕山石、松树纹饰，槎、鱼、宝船等器物的器座多为海水纹饰，器物与器座纹饰主题一一对应，或为衬托，或为凸显主题。

此外，部分器座可以反映当时的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以反映当时人的心态。例如：颐和园藏沉香木寿字插屏（一对，排云殿陈列展示），从插屏的内容来看此物为慈禧太后祝寿所用，通体沉香木雕成寿字，背后用篆书雕刻百寿图，可见此物非常直观的体现祝寿的愿望与功能，而此件插屏的左扇器座为童男童女捧着寿字，有送寿、献寿的意思，而右扇的器座，捧寿的二人穿礼服、戴高帽同样捧着寿字，为洋人模样，有洋人向慈禧太后祝寿的意味。此件器物所产生的背景很有可能在庚子事变，慈禧与光绪帝西逃回京之后。自诩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在1840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落败，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打败，兵临城郊，自此国力日衰。1900年清政府向列强宣战，最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占领紫禁城、颐和园，并大肆劫掠，在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慈禧与光绪皇帝回京，此时的清王朝满目疮痍，清廷与国民认为“洋人”为害苦矣，但又无法将其驱逐出去，借慈禧太后万寿之际，雕刻此件插屏，聊以抚慰天朝上国与万寿无疆。

四、纹饰及工艺

从纹饰上看，颐和园藏器物座雕饰纹样通常与所承载器物相统一，有素面无纹饰的，也有纹饰复杂多样的。颐和园现存器物座多为慈禧太后万寿庆典时所用，纹饰种类繁多多以吉祥、如意、富贵、福寿等立意。有云龙纹、夔纹、螭纹、鸟文、蝠纹、福寿纹、兽纹等，植物的有梅花纹、松树纹、竹纹、卷草纹、西番莲纹、缠枝莲纹花卉纹、莲花纹、荷叶纹等，也有拐子纹、回纹、云雷纹、海浪纹、如意纹等。

工艺上，有圆雕、浮雕、镂雕、透雕、镶嵌、髹漆等。制作精美者用料精良，雕刻一丝不苟，打磨光滑，上色均匀，装饰精美。制作粗糙者虽以花梨、紫檀、红木为原料，但制作粗陋，浅雕纹饰简单，粗犷不细致，细节处雕刻、打磨粗糙，转折处可见毛碴粗边，表面变形开裂，可见制作此器物座时马虎粗糙，验收草率。

五、颐和园藏器物座赏析

花梨木圆形器物座

此座为花梨木榫卯拼接而成，器座圆形、五足，接足处镂雕蝠纹，上部以花梨木榫卯圆架。承托清乾隆七佛青玉钵，佛钵呈圆形，体壁厚重。钵外壁浮雕一周共七尊佛像，其间镌刻每尊佛的佛号、佛谒。内壁刻御制诗文，字体端庄凝练，潇洒秀丽，字口填金。佛像均跏趺坐，双手叠置膝上，眼帘低垂，宝相庄严。其背光为浅浮雕，佛像高浮雕，内壁刻有乾隆御题诗《诗和阗玉七佛钵》，记载七佛钵的来历，其诗曰：“帝青石钵日休诗，开元寺藏久然疑（苏州开元寺佛钵，见皮日休诗序，云帝青石做，丁丑南巡，索观则陶器，而非帝青石，盖时代变迁焉，知不出为寺僧作伪，向屡有诗辩讹）。因以伽楠重肖刻，佛号佛偈明镌题（开元寺佛钵虽非帝青石，而形制古雅，回跸后命良工选伽楠香，肖其制，为之上刻七佛号并佛偈。七佛者，第一毗婆尸佛、第二尸弃佛、第三毗舍浮佛、第四拘留孙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牟尼佛，均一一镌题钵上。兹复以伽楠香不若玉之坚，因复刻此和阗玉钵，永为供奉云）。无号为空称号有，有空于佛胥弗取。乃今并偈各注明，此义与佛差别否。复因木脆玉实坚，图其坚乃琢和阗。岂弗愈去斯愈远，七佛无语笑冁然。乾隆丙午秋御题。”章：“古稀天子”“犹日孜孜”。此器物座形制简洁淡雅，凸显青玉钵庄严肃穆。

御题紫檀框青玉蒲纹璧插屏座

此件插屏尽显乾隆皇帝热衷于收藏古玉之情。乾隆皇帝文韬武略，十分喜爱收藏古玩，尤以玉器为最。不仅如此，乾隆皇帝在收藏、欣赏、把玩玉器同时，喜欢改造玉器及题写咏玉诗，故宫博物院收藏得诸多乾隆皇帝制作、把玩的玉器不在少数。与此同时乾隆皇帝还将旧玉改造，并题写诗文，刻在玉器或器物座上。这件御题紫檀框青玉蒲纹璧插屏就是其中之一，插屏芯为西汉时期的蒲纹青玉璧（一对），辗转流入乾隆皇帝手中，乾隆皇帝随即下令，为这两件玉璧做插屏架。两件插屏架以紫檀木制作，边框、脚牙雕刻回纹、夔龙纹，屏芯处浅浮雕海水云龙纹，于玉璧中心处一件雕刻乾卦、另一件雕刻坤卦。并分别于背面阴刻隶书御制诗：（乾卦）“玉坚土性脆，此理实易见，玉入土多年，土蚀玉如烂谷，璧实周制谁则强明汉，刚斧泯玉文，望若土一片，惟土能生谷妙趣供繹玩。乾隆丁亥御题”;（坤卦）“围好琢嘉谷，芝纹外绕之。制虽非子执，器则实周遗。古器如可挹，土华常自披。寸阴珍是竞，兴嗣谠言垂。乾隆丁亥夏日御题”由这题刻在屏架背后两首的这两首御制诗可见，乾隆皇帝对这两件西汉玉璧的考证，认为是西周产物，并把把玩、改造及对古玉的感悟镌刻在屏架后。实则是乾隆时期收藏品的代表。

清乾隆青玉和珅书开笔自作板插屏座（一对）

此青玉书板为一对，根据光绪陈设档为仁寿殿陈设，清点档内名为青玉诗意板两件。此两件青玉书板为乾隆皇帝御制诗，和珅代书。文题“御制嘉平月朔开笔之作。嘉平吉朔欣开笔，皇考家风钦创垂。（每岁嘉平月朔开笔书福以赐王公及内外大臣，盖敬遵皇考时成例也）。敛福因之皆阐福（寺名，是日依例于是拈香，亦协迓喜、敛福之义云），于时慎亦锡惟时。三层楼阁仍躬陟（寺后佛楼凡三层，今日仍依旧，登陟尚不觉劳，仰蒙昊贶，年逾八秩，实不敢自强耳），八秩刚强赖昊禧。四此四年归政近，其能否曷敢言期。臣和珅敬书”;“御制颁硕日作。二十五践皇祚，六旬颁宪书（三代下国享长久，未有周甲者。只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予践祚之初焚香告天。惟愿六十年即当归政，不敢同皇祖六十一年。然皇祖八龄践祚而予即位，时已二十五岁，以百年之际已过四之一，彼时亦未计及，若满六十年当寿跻八十五岁也。今十月朔日颁乾隆六十年宪书，仰蒙上苍眷佑，得符初愿。稽之载籍，实所未闻）。诚然三代下，只有一身予。独沐天恩厚，深怜雍正除（宪书后纪年例周六甲。乾隆元年宪书尚纪康熙十六年丁已岁，月推迁兹。乾隆六十年宪书已不载雍正年号，阅时虽久而荷昊禧。承先烈兢兢业业，犹是践祚初心耳）存心增感惕，唯恐或孤初。臣和珅敬書。”

文中所题，一件为乾隆五十六年嘉平月朔（十二月）开笔之作，另一件为乾隆六十年颁朔日（十月）作。嘉平朔月开笔书福，源起于清圣祖康熙皇帝，每年十二月开笔书福，原书福之作只恩赏后宫，雍正帝在位时书福之作分赐文武重臣，以示恩宠，自此成为定例。颁硕日为十月，由皇帝亲自主持，颁布来年时宪历，此日过后才允许民间售卖。此青玉板所书均提到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立夏誓言，如果在位超过六十年，当即归政，绝不超过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作这两幅作品时，分别为乾隆五十四年（80岁）、乾隆六十年（85岁），回想起当年誓言，不敢违背，准备归政。制作玉板当为乾隆皇帝归政之后，以纪念自己遵守誓言。而乾隆作品交宠臣代书，也是乾隆时宠信大臣的一种手法。和珅敬书，可见和珅书法行文舒朗，书风甜润。

此书板器物座为黄花梨木制成，纹饰简单，制作远不如乾隆时期制作精美，经颐和园陈设档中记载，此物陈设与仁寿殿，乃光绪皇帝居园临朝理政，接见外国使臣之所。由此可见，光绪皇帝追慕乾隆时期国富民强之乾隆盛世。此时清宫造办处制作此类器物时，无法精益求精，可见清朝国力衰落，由此可见一斑。

清嵌松石郎窑红瓷套盆铜座

此座为清嘉庆郎窑红套盆的铜座，器座五足，腹部外鼓，装饰缠枝纹，鼓肚上层以镶嵌绿松石片为装饰，上方托盘承托郎窑红套盆。当仔细观察后发现，此器为郎红瓷器后改而成。从器形来看，郎窑红套盆主体应该为郎窑红尊或郎窑红大瓶的下半部分，托测上半部分损坏之后将下半部分加工而成，于上方锯口部分加套铜边包口，下半部分以嵌绿松石铜座装饰，以掩饰器物加工痕迹。郎窑红瓷器始创于明，盛烧于清康熙、雍正、乾隆，以铜为着色剂，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因难以掌握烧造温度，故郎窑红产品烧造难度极大，民间有“要想穷，烧郎红”的说法，所以一件郎窑红瓷器，在当时也是备受珍视的一种瓷器。从此件器物来看，统治者对损坏的郎窑红瓷器仍不舍丢弃，加工之后仍作为宫中珍藏，收藏于颐和园，可见此物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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