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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新基建潮

2020-07-04

党员生活·中 2020年5期
关键词:迅雷基建投资基础设施

在2020年2月,云南省宣布将投资约3.6万亿元,推进实施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主要项目为铁路、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

“3.6万亿”这一数字瞬间吸引了眼球,要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推动的那一轮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投资规模也不过“4万亿”。

不过,从目前中国各省推出的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来看,這一轮“基建潮”可能被误读了——它并非人们所预期的大手笔。

以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被寄予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厚望,同时也因为它们自身体量太小、短期无法承载经济增长重任而受质疑。

过去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都集中在供给侧一端,但很多专家认为,基建投资的经济拉动效应正在递减,直接补贴居民也许是更好拉动消费的方式。

“一个家庭不可能连续几年买车买房”

云南公布的3.6万亿基建投资其实并非一年的投资。它包括10个在建项目(1.6万亿)和10个新开工项目(2万亿),且新开工项目尚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开工时间待定。

从在建项目看,最早一个项目启动于2014年,建设周期最短的一个项目也需要4年。若分解为年度投资,体量要缩水至千亿级。

很多投资其实并非为了应对疫情。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各省市就公布了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比如陕西的3.38万亿元、年度投资5014亿元;河北的1.88万亿元、年度投资8000亿等等。

在国家发改委的3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刘世虎提到,重大项目建设周期长,而年度投资只是总投资的一部分,如果简单将各地的总投资进行加总,这就容易产生错误判断,作出错误解读。

细看各省市公布的投资数据,其实差异很大。

2020年3月5日,广东省发改委发布了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5.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000亿元。过去三年,年度计划投资分别为5400亿元、6000亿元、6500亿元,2020的目标定在7000亿元,只能算是略增。

但实际上,前面三年广东的年度计划投资均以120%的速度超额完成,2018年实际完成投资7433亿元、2019年实际完成7849亿元。

亚洲金融风险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秦逸飞表示,此时中国政府开启新一轮经济刺激的边际效应会很小,就像一个家庭不可能连续几年买车买房。上次刺激政策直到2017-2018年才逐渐退出。2020年若是再次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老基建过剩?

在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来,从2008年至今,呼吁大搞基建的声音大多来自资本市场,基建一投,经济就起来了。然而,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已出现过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客运量约为179万亿人,2019年只有176万亿人;2018年货运量为515亿吨,而2019年为470亿吨。客运量、货运量双双出现下降,但中国基建速度一直持续往前。

李迅雷认为,基建投资肯定是需要的,但得注意结构和趋势变化,不能指望通过基建来拉动经济。

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也是制约基建投资的重要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集中在加快地方债发行和针对企业的税费减免。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透露,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国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1.08万亿元,发行规模同比增长63%,全部用于铁路、轨道交通等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农林水利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据不同的第三方机构估算,目前中国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约在35万亿-50万亿之间。若再加上截至2019年底全国地方债余额21万亿,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约等于2019年中国GDP的56%-70%,债务规模再扩张的空间有限。

“中国应避免出现新一轮低效基建投资的大潮。”在他看来,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前,重点是保障现有基建项目的复工,新项目审批没有必要操之过急。

谁来投新基建?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提出基建的重心不再是房地产,而是“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以及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A股市场,基建概念、新基建概念股票在疫情期间已经有了多轮逆势涨停。

2020年2月4日,沙钢股份创下近5年最低价4.99元。但其股价在3月开始暴涨。4月14日,沙钢股份的收盘价是12.28元。

沙钢股份股价异动的背后,是投资者对其并购重组计划的狂热。

新基建对股价的驱动力十足,但能否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还有待观察。

李迅雷算了一笔账,整个基建对GDP的贡献约为10%,狭义的新基建在基建中所占比重约10%,换言之狭义新基建对GDP的贡献只有1%,作用有限。

补企业不如补个人?

相对于扩大基建投资,很多受访者认为,目前最迫切的还是拯救消费。

“中国经济是靠消费拉动,不是靠投资拉动的。”李迅雷表示,过去的经济政策,包括2020年以来的政策都是在补贴供给侧,减税、免租金等等都在补贴企业,这倒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最终如果居民收入下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产能过剩。

然而,目前的财政、金融政策所关注的重点仍是投资。

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新增社会融资规模高达11.08万亿,首次超过10万亿,同比增加2.47万亿。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1.58万亿元地方债,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增加了7.44万亿元,同比增加1.13万亿元;其次是金融市场为企业提供的直接融资。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政策不断降低融资成本,给实体注入流动性,要小心企业用低成本资金购买金融资产来套利。

他们发现,某股份银行在4月5日发行的6个月理财产品收益率是3.83%,同期1年AA+中短期票据的到期收益率为2.34%。面对这样的利差,企业如果发行债券用于购买理财,能获得超过150BP的收益,其风险收益可能要高于投资实体经济。要改变这种空转的现象,未来需要财政或准财政用支出性的手段,创造出需求,改变企业的预期。

在拉动消费方面,一些城市已经在行动,给居民发放消费券。李迅雷认为,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且有地域限制。他建议,由中央政府来补贴居民,从需求端来落实政策。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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