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大多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理论来探讨董事会资本的经济后果，且集中于创新方面的研究。少部分学者研究了企业风险，投资效率等，但取得的成果也较少。本文梳理了近几年国内学者对董事会资本经济后果的研究，希望能为学者们提供董事会资本经济后果方面的一些研究启示。

关键词：董事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综述

董事会是集团经营决策机构，也是股东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向股东会负责，代表股东对集团的经营运行实施监督管理。Hillman等对董事会资本进行定义：董事会中所有董事人力资本（个人经验、知识、技能和声望的有机结合）和社会资本（指董事通过自身社交网络为公司提供的真实和潜在资源的能力集合）的有机组合，用以考察董事会向公司提供资源的能力。董事会资本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话题，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学者董事会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

1 董事会资本的经济后果研究

1.1 董事会资本与企业价值

实证研究中，基于资源依赖视角，丰瑞雪等（2013）以2007—2011年沪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表明董事会职业异质性、任职经历异质性、女性董事比例等董事个体属性会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但董事会的兼任连锁董事比例与董事会的政治资源对企业价值影响不明显。陈悦等（2015）以2013年沪深300指数内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董事会社会资本和董事会人力资本两方面探讨董事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董事会社会资本与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相同的。董事声誉即连锁董事比例、银行从业人员比例、政治关联以及女性董事比例等都有效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基于董事会治理视角，邵毅平和王引晟（2015）以2011—2013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董事会资本对企业绩效、R&D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董事会资本对R&D投资战略的影响程度不同，进而导致R&D投资强度的不同，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创新结果，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因此R&D投资对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具有中介效应。

案例研究中，方刚（2013）以跨国并购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分别与董事会资本正相关，认知距离与董事会动力正相关;董事会资本分别与董事会控制绩效、服务绩效正相关，董事会动力分别与董事会控制绩效、战略绩效正相关;董事会控制绩效、战略绩效分别与企业社会绩效正相关，董事会服务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

1.2 董事会资本与公司创新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张维今等（2018）深入探讨了CEO权力对董事会资本与公司创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和董事会社会资本对公司创新具有显著影响，CEO权力具有调节作用。周建等（2012）发现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董事会职业背景、董事会团队异质性、董事会间联系以及董事会的政治资源与企业R&D支出正相關。王楠等（2017）本文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董事会社会资本负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CEO权力减弱了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高级职称、执行董事占比、两职性正向调节董事会人力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CEO所有权、两职性负向调节董事会社会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周建等（2013）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较大的CEO权力负向调节这种关系;董事会人力资本广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影响。王楠等（2019）发现董事会商业联系与企业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董事会政治联系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消极影响;创业板公司中高权力CEO对董事会商业联系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是高权力CEO能够显著降低董事会政治联系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双重视角，李小青等（2016）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董事会资本宽度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会资本深度对企业的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对董事会资本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彭陈（2016）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广度与企业R&D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与企业R&D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和广度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皆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严若森和钱晶晶（2016）以2012—2014年A股高科技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均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CEO股权激励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对R&D投入的影响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CEO股权激励对董事会社会资本对R&D投入的影响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王椿璞和苗天安（2018）发现产品市场集中度正向调节董事会资本与研发投入的正相关关系;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弱的地区，董事会资本对企业研发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蒋艳辉和苏佳玲（2014）发现不论在何种产权性质下，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均与R&D资本化显著正相关，但国有企业产权性质下，这种关系更强。范建红和陈怀超（2015）研究发现对于动态环境下的企业研发投入而言，董事会结构性权力对董事会社会资本是“负向加强型”权力，股权性权力是“正向加强型”权力，专家性权力和声望性权力均是“积极型”权力。王宇峰和李怡婷（2017）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R&D投入有正向影响，CEO教育水平正向调节这种关系，且在欠发达城市中积极影响更显著;CEO政治背景和董事会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不利于R&D投入，在欠发达城市中抑制作用更显著;CEO政治背景和董事会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R&D投入，且在发达城市中积极影响更显著。马璐和卞娜等（2018）以2016年医药制造业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董事会职业背景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董事会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存在负相关关系。严子淳和薛有志（2015）发现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董事会领导权两职合一时这种促进作用更显著。

1.3 董事会资本与公司战略

钟熙等（2018）以2008—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董事会国际经验与企业国际化战略正相关;董事会财务背景与企业国际化战略负相关;董事会连锁董事与企业国际化战略正相关;董事会政治关联与企业国际化战略负相关。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权性质后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董事会国际经验、董事会财务背景以及董事会政治关联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效果将减弱;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董事会连锁董事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效果将增强。周常宝等（2018）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管家理论和国际化理论，以联想集团跨国治理为案例，发现联想集团在跨国经营过程中，通过调整董事会提供的资源——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适应外部化环境的变化，并与集团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国际化战略匹配。同时，联想集团国际化战略的调整也影响企业董事会资本的变化。宋铁波等（2018）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以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随着经营期望落差的扩大，企业实施战略变革的程度将增加;董事会资本广度增强了经营期望落差与战略变革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董事会资本深度削弱了经营期望落差与战略变革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孙慧和任鸽（2019）发现董事会深度资本与广度资本对企业国际化战略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当两职合一时，董事会深度与广度资本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正向影响将被增强。

1.4 董事会资与公司投资

张丹和李永翀（2016）从董事会资本宽度（人员构成上的异质性）和董事会资本深度（从业时间與资历等）两个维度来构建董事会资本模型，以2009-2013年沪深300指数成份股中的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合理配置董事会资本可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许为宾和周建（2017）研究发现董事会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其作用机制在于监督效应和资源效应。其中，董事会资本的资源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董事会资本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资源效应。王椿璞和张建平（2018）以我国2005-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为样本，发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资本与公司的资本投资水平、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民营企业的董事会资本与资本投资的正相关性更为显著;投资机会正向调节董事会资本与资本投资的关系。

1.5 董事会资本与公司治理

马连福和冯慧群（2014）通过布罗异质性指数来考察董事会资本丰富性，发现董事会资本丰富性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董事会资本深入性在一些方面对公司治理水平具有显著负效应。段海艳（2015）发现董事会平均年龄、平均任期、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年龄、任期和教育水平构成异质性等董事会人力资本变量对董事会决策质量和监督效率均无显著影响;董事会内部社会资本中董事会会议次数对董事会决策质量和监督效率影响不显著;内部董事比例对董事会决策质量的影响因董事会监督效率的间接影响而弱化，内部董事比例对董事会监督效率的影响因董事会决策质量的间接影响而消失。钟昀珈（2012）本文基于董事能力视角，发现董事资本与公司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但在董事资本的不同类型中，董事社会资本与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董事人力资本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发现股东更需要内部董事的专业技能，更需要外部董事的社会资本。

1.6 董事会资本与企业风险

王凯等（2019）从分层董事会条款设立的影响因素和后果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董事会资本越丰裕，上市公司越可能设立分层董事会条款;分层董事会条款的设立会阻碍董事将其资本应用于公司风险承担。章细贞和李乐（2017）本文以2011-2014年我国28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董事会资本划分为资本丰富性与资本深入性，发现董事会资本丰富性与深入性均能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董事会资本深入性中董事过往经历对风险承担无影响。吴颍宣和施建军（2018）以2006—2015年的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董事会社会资本宽度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而董事会社会资本深度则会提升企业风险;当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董事会社会资本宽度对企业风险的降低作用将增大，但董事会社会资本深度对企业风险的提升作用却没有显著增强;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较为落后时，企业风险受董事会社会资本宽度和深度影响的程度将增大。

2 结论与展望

当前还没有统一的模型可以较科学较全面地衡量董事会资本，这是未来的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董事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董事会资本在企业投资效率、企业治理、企业风险、企业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且这些关系会可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也是当前研究中较少被解决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个问题出发拓展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维今，李凯，王淑梅.CEO权力的调节作用下董事会资本对公司创新的内在机制影响研究[J].管理评论，2018（30）.

[2]马连福，冯慧群.董事会资本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

作者简介

罗洁，女，汉族，广西省贵港市人，在读硕士，广西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研究方向：财务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