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强 高美红

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建议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战号召，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探讨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策略。他强调要“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1937年8月，中共召开洛川会议，“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号召全国进行军事总动员，“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1938年5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进一步完善了敌后游击战争理论。其中，《论持久战》成为中国抗战最具影响力的著述。文章全面撰述了抗战的战略战术，指出游击战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基本精神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副总长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十分认同毛泽东对中日战争形势的分析。后来白崇禧又转述给蒋介石，蒋也表示赞同。白崇禧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精神概括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开展敌后游击战，蒋介石不得不求助于中共方面

1938年11月底，國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蒋介石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争取一年之内把全国军队轮训一遍，但蒋的这一计划直到数年战争结束都未能完成。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民党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当时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以八路军为例，现身说法回应：“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亦能打游击。”为成功开展敌后游击战，蒋介石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但国民党对敌后游击战是外行，因此，蒋介石致电中共，要求派一批干部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讲授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李涛、边章五等30多人随叶剑英前往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但他们在讨论教材教案时，出现了分歧。有人提议，蒋介石研究游击战，除了要对付日军之外，恐怕也是为了摸透我们，对付我们的。我们要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李涛等人认为，对蒋介石的“小算盘”应心中有数，但不要顾虑太多。我们打游击的“十六字诀”，蒋不知研究了多少遍，可是他对我们照样奈何不得。叶剑英也认同这一观点，“一定要认真地、毫无保留地去讲，因为这有利于团结抗战。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最关紧要的问题是军民鱼水关系”。事实的确如此，蒋介石也十分清楚，共产党的游击战“真谛”国民党不但学不来，也学不会。

相较中共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游击战绩却糟糕透顶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经历了一个兴起、鼎盛和衰败的过程。最高峰时，国民党在敌后投入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百万。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敌后战场建立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然而，这些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战绩却糟糕透顶，他们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之所以战绩不佳，其实这些国民党军没有真正发挥游击战的特殊性，实际上他们依旧沿用正规战在与日军作战。

日军在比较了国民党与中共的游击战之后，评价说：“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更令人无语的是，国民党敌后战场竟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先后投降日军当了伪军。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昙花一现的原因何在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是导致国共敌后游击战不同结局的最根本原因。这一点从日方的评价中可窥一二。日本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日方认为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是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而对国民党的评价，“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得不到民众之信仰”。国民党颁布的《游击战纲要》中虽然也规定了“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亲近而信仰而合作”“使全体民众游击队化”等相关内容。但由于受军队阶级特性与服务宗旨的制约，再加上国民党一些部队自身纪律松弛、风气败坏，他们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合作，群众基础极差。对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衰落的原因，白崇禧说：“惟共军宣传共产主义，挑起阶级斗争，‘以穷人翻身为口号，利用十分之八的农民清算少数地主，组织苏维埃政府，自此，原为国军控制的广大农村逐渐变为共军所控制。”其实，抗战期间中共并未清算地主而是实行“减租减息”，也未建立苏维埃而是实行“三三制”。不过白崇禧倒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人民群众支持与否，是敌后游击战兴衰的关键。

（摘自《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