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潇

【摘 要】《告别丰岛园》展示了战争中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在返回日本之后的生活遭遇和情感状态，亦体现出女性独立自尊的生命情怀。在对“家”的焦虑、追寻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主人公不仅实现了女性自我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亦促使身边的人实现了对自我的重塑，其以一种自立、自由、自尊、豁达、乐观的人生观念和态度为支撑，积极地面对生命中的重大转变和由其所引发的对原有“家”概念的冲击与瓦解，而贯穿小说始终的对“家”认同的探索和重建，则与主人公自我价值的实现相依存，成为小说独特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孟庆华;《告别丰岛园》;“家”概念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9-0192-03

孟庆华的《告别丰岛园》201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女性自述体性质的小说，作品展示了战争中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孤儿返回日本之后的生活遭遇和情感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年近50岁的女主人公随同身为日本遗孤的丈夫返回陌生的日本，身陷语言不通、没有工作的窘境之中，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压抑，她不惜冒险违背日本法律的规定，寻求种种办法找工作，打扫厕所、当保姆、去居酒屋陪酒、教授汉语，在这过程中，她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条件，更使得自己在异国获得了生命的尊严，与此同时，在日本生活的形形色色的日本人和中国同胞的经历亦使得她产生了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而中日两国的生存经验也给其提供了审视本土文化和异国文化的空间。小说始终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作品内容忠实于女主人公独特的生命体验，在人生态度探索和中日社會认知两方面都提供了新鲜、独到的见解，文本中体现出的独立自尊的生命情怀是女性意识表现上的一种突破，而贯穿小说始终的对“家”认同的探索和重建，则成为小说独特的价值所在。

小说中的“家”不仅仅指单一层面上的“家庭”，它既是国家、民族和文化层面上的“大家”，也是包含着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并在此中生活和成长的“小家”。女主人公既归属于民族、国家等“大家”，亦无法脱离其挂念的由家人和日常生活所组成的“小家”。在作品中，对“大家”和“小家”的展示和感悟相互交织，两者的地位和重要性随着主人公生活经历和人生态度的转变而转变。当搬到一个新的居住国，环境和文化都是陌生的，自己的“小家”此时就显得格外亲切，“大家”的概念退居次位，“小家”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当异国生活逐渐稳定，对异国文化的接触愈加频繁和深入，那么，与故国文化的对比和思考就会逐渐增加，“大家”的地位便会提高。无论“大家”和“小家”两者的关系如何变化，异国生活的冲击无疑都会给主人公带来对“家”的认同危机，在对“家”的焦虑、追寻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她不仅实现了女性自我物质和精神上的一种独立，亦促使身边的人实现了对自我的重塑。在这里，女主人公不再靠传统的“出走”方式表达对社会和家庭的反抗，而是以一种自立、自由、自尊、豁达、乐观的人生观念和态度为支撑，积极面对生命中的重大转变和其所带来的对原有的“家”认同的冲击和瓦解，在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女主人公既获得了物质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满足，又用自身的实践影响着他人，促进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重塑。虽然这种女性自我的独立和对他人的重塑仍具有局限性，不能够完全解决异国文化冲击和家庭生活失衡给主体带来的困惑和焦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具有异国生存经验的女性追寻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新的突破。

一、“大家”的探索与身份认同的重构

在《告别丰岛园》中，主人公在日本生活时对“大家”的探索过程亦是其审视自我身份、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小说开篇即言：“十五年来，我的先生老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辈子呀，最大的心痛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起源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死后该葬在何处……你说，我有两个祖国，可两个祖国都待我像外人，在日本吧，一张口就是中国味儿的日语，日本人从心里就把我当成了中国人。回到中国呢，我又莫名奇妙地变成了日本鬼子。就好像是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一样……我想，这些话就是他心里永远也抹不去的遗憾吧。”①因特定的历史和政治遗留问题产生了“战争遗孤”这一特殊的群体，而他们的存在则颠覆传统的“国家”与“民族”概念，“老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迷茫源于其在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国家与民族概念后，又不得不重建这些概念的无奈。人的国家认同是随着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国家身份而具备认同的前提的，当主体被赋予新的国家身份，便会与原有的国家认同产生矛盾，从而导致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质疑，陷入边缘化的困境中。“老祖”选择回到日本生活并且加入日本国籍，但国籍的变更不能使他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归属感，而许多同“老祖”一样选择变更国籍的日本遗孤及其家属也迷失在了国家和民族概念的明确与认同中。女主人公却通过保留国籍的方式获得并稳固了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实，在日本生活仍保留中国国籍会带来诸多不便，但她多年来还是坚持不入日本籍，为的就是“留根”，这实际上体现的是其对国家认同感的自觉追索。在小说中，国籍不仅仅是法律或政治上的一个代表，它更多地象征着女主人公在异国某种精神和情感上的寄托，这种寄托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因没有归属感而产生困惑及焦虑，亦为其在面对异国生活的种种困难时提供了支撑和向导的作用。

在面对异国文化时，女主人公则采取了一种“虚心学习”和“客观审视”的态度，她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生活中观察思考日本民族种种规章制度、审美取向、行事作风、风俗习惯等背后所体现的文化观念，并在生活中对这些文化观念加以汲取，比如接受日本人的审美取向;学习日本女子的身材管理、穿着打扮和对年龄的态度;对他们遵守信用、讲究礼仪的品质加以赞赏，亦对他们排斥、疏离的对外态度加以审视。如丹尼尔·施瓦茨所言：“跨文化的经历为反思和学习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除了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外，还通过对比的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行为中的一些隐性因素。”而“当人们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或社区，甚至一个新的班级，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对新、旧团体的价值的反思，包括他们的身份、目标和责任等。”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女主人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行为准则、审美倾向和价值判断标准，因丈夫获得异国生活的经历使其不得不面对异质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击，此种经历增强了她对身份、价值、文化观念等问题的思考，而这些思考不仅有益于其判断采取何种方式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还促使其更好地接受异质文化中某些特有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倾向，跨文化经验也为其审视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中不易被察觉的“隐性因素”提供了可能，使其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地看待日本文化中的优劣之处，并对自身成长文化中的不足之处加以反思。实际上，“身份既有着自然天成的因素，也有着后天建构的成分，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人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完全有可能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③而“老祖”初入日本时闷闷不乐甚至不愿出门社交的状态正与他纠结于单一的国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有关，不同于其逃避现实的做法，女主人公积极地以敏锐的观察力探寻异国文化中值得借鉴与学习的地方，以及不易被本土人民所察觉的国民劣根性，不论是保留中国国籍还是学习日本文化，实际上都是女主人公对于包含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大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的主动探索与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女主人公亦实现了自我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

二、自我独立与他者价值的实现

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从亲属关系看，家人是第一位的。而日本则是一个纵向社会，“家庭”与社会是截然分开的，与中国人对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的追求不同，日本人虽然也重视人情，但是又注意与他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将此视为完美的人际关系。这些“小家”层面上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对女主人公原有的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波伏娃的《第二性》中认为，女性往往将男性视为主体，否认自我。在搬到日本之前，女主人公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当丈夫决定去日本生活时，她也表示支持和赞同。而到异国后生活环境的变化促使这种关系产生变化，原本以女方的“容忍”和“依附”而维护的平衡被打破，女方克服语言不通、民族歧视等困难出门工作，解决家庭的收支问题，提出“我们需要改变现状，我们需要钱，我们需要工作”④的清晰认知，男方则因无法克服这些困难而留守在家。“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约翰·贝利将文化适应划分为融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四个类型。融合主要表现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 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同化是指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分离则指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边缘化是指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所接受。”⑤在文本中，“我”积极地融入并适应在日本的生活，而“老祖”陷入“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日本人”的困惑中逃避现实，被社会边缘化，两者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对男权地位的一种颠覆，也对传统家庭结构中的两性关系进行了解构。后来女主人公成功的实践经验和鼓励促使其丈夫获得在大使馆工作的机会，并逐渐摆脱没有工作所带来的焦虑，实现其自身在异国的社会价值，这体现了女性自我的实现对于男性实现自我的作用和意义，女性由依附到独立，以及由此带来的男性由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这种两性关系的变化过程，所折射出的正是女性的地位和价值。

日本传统的家庭制度称为“家”，它不仅是血亲单位，也是家族成员的生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相较于中国，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日本家庭成员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如在日本，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便需要脱离家庭，自食其力，受日本家庭观念的影响，女主人公与子女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林祁认为，“所谓幸福的女人，生下来认父母为家，长大了认丈夫为家。家在，幸福;家不在，不幸。维系‘家是女性的自觉。”⑥这种关系体现在女主人公与子女的相处方式上便是其对子女各方面的关注与担忧。女主人公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在他们初到日本时，总是担心他们能否适应异国生活，对他们的人身安全、學习、情感和工作选择亦充满忧虑，在大儿子“海洋”身上更是花费心血。她为了“海洋”能如愿上大学，甘愿不辞辛苦，甘愿以老充嫩，甘愿低三下四，甘愿和监视自己的人周旋。作为母亲，她觉得在孩子的人生之路上不能不闻不问，不能袖手旁观，不能装聋作哑，她想要帮“海洋”脱离苦海，帮他选择最好的人生。而实际上儿女对异国文化适应的速度和程度远远超过了她，她对“海洋”的关爱与照顾都成了切切实实的伤害。孩子们的这种适应和独立使女主人公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迫于无奈，她不得不放弃对子女的管束，但当她逐渐适应日本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朋友圈，并且在观念上接受了一些日本文化而产生改变时，自我的独立和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意识又使她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认识到子女有能力选择并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这种由“关注”到“放手”的过程，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背后，体现的正是女主人公自我人格的完善，她不再将自己限制于“小家”的范围之中，通过劳动使自己在异国获得社会地位，解决家庭收入问题，帮助丈夫重新获得存在价值，以自立、自尊和自由的人生态度面对跨文化带来的影响，实现了对“家”概念的解读与建构，以及女性自身的独立。

三、女性意识及文本写作的局限性

女主人公虽不再靠传统的“出走”方式表达对社会和家庭的反抗，而是以一种自立、自由、自尊、豁达、乐观的人生观念和态度为支撑，积极面对生命中的重大转变和其所带来的对原有的“家”认同的冲击和瓦解，并在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物质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满足，且用自身的实践影响他人，促进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重塑。但这种女性自我的独立和对他人的重塑仍具有局限性，不能够完全解决异国文化冲击和家庭生活失衡给主体所带来的困惑和焦虑，尤其体现在“小家”层面，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并且颠覆了原有的夫妻关系，但她仍然选择让自己处于从属地位，以“容忍”来维护家庭的平衡。而对待子女，她也无法做到完全“放手”，对他们的婚姻仍坚持自己固有的态度和看法。

对于作者的写作而言，虽然这是一部自述性质的小说，作者完全忠实于女主人公的生命体验，使文本具备很高的真实性，但是在文本中，隐含作者在面对国家认同、文化认同、自我认同等问题时并没有实现对文本人物的超越，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亦没有突破人物的思想限度，多维度审视文本中所展现的问题。此外，在对文本中的某些人物进行刻画时，作者以一种主观化和情绪化的态度对人物加以道德伦理上的批判和否定。

注释：

①孟庆华.告别丰岛园[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

②林晓东，丹尼尔·施瓦茨.从跨文化的角度审视反思[J].教育研究，2005（4）.

③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J].社会科学，2006（11）.

④孟庆华.告别丰岛园[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5.

⑤杜颖.日本遗孤的跨文化适应性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6）.

⑥林祁，林红.“他者”的文化与文化的“他者”——日本华侨女作家孟庆华<告别丰岛园>的文本解读[J].华侨大学学报，2014（1）.

参考文献：

[1]李玲.人应当对自己的生存负责[J].文艺报，2012-4-6.

[2]王艳芳.论新世纪台湾女性自传性小说叙事话语的嬗变——兼及大陆与海外相关创作个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