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婧婧

【摘 要】本文以中国主旋律电影2007年到2019年这12年间的变化为主线，从类型演进、人物形象塑造、影像叙事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主旋律电影发展为“新主流电影”的原因以及未来“新主流电影”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类型演进;形象重塑;影像叙事;新主流电影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9-0105-01

“主旋律电影”这个概念从1987年被提出，发展到今天，一直在被关注与研讨，同时在制作上不断汇入新的内容元素与视听形式。近几年来，“新主流电影”一词逐渐浮现，开始替代“主旋律电影”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新主流电影”并不是最近新出现的一种电影类型，2007年，冯小刚执导的《集结号》在艺术和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先河。2007年是中国“新主流电影”落地开花的第一年，由冯小刚导演执导的中国电影《集结号》创下的2.6亿票房，仅次于同时期的商业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十月围城》、《唐山大地震》、《智取威虎山》、《战狼1》、《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优秀国产电影的出现，使得中国电影产业步入划时代的迅速发展新时期。

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等电影上映，之后以8天50.49亿票房的成绩收官，较2018年国庆档21.75亿的成绩暴涨 132%。同时，国庆档观影人次高达1.35亿，也是历年国庆档中观影人次首次破亿。票房、上座率、观影人次、口碑，无论从哪个维度看，都获得了较高的市场认同，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一、从“主旋律”到“主流”：去政治化的类型演进

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过程中，电影作为一种媒介，一直承担着传播传统主流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等重要的歷史责任。从1987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电影局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开始，“主旋律”电影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在2007年之前，虽有博得好评的影片，但总体上依旧呈现出强烈的计划经济特征，始终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及时传递和塑造国家意识形态。“以配合、服务国家政治为主要职责，尽管它也描述民间生活，关注大众思想，但一般都是按照国家意识形态需求来表现，为宣传国家理念并试图以此来规范和引导民间思想和大众情感服务。”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主旋律电影”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早期主旋律电影（1987-1992）表现出来的是以本世纪重要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素材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如《巍巍昆仑》、《彭大将军》、《开国大典》，和以“英雄”“模范人物”为素材的电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焦裕禄》。二、九十年代主旋律电影（1993-2002）。1996年电影精品“九五五○”工程启动，主旋律电影实现了向“主流电影”的逐渐转型，开始自觉地适应国际电影商业化潮流，代表作品如《离开雷锋的日子》、《红樱桃》、《红色恋人》、《红河谷》等。三、主旋律电影发展的关键阶段（2002-2008）。中国电影产业从2002年开始连续六年调整发展，已经进入产业整合、市场集中、资源优化、规模竞争的阶段，此时出现的“主流电影”或“主流大片”，替代了以往“主旋律”的称谓。在2009年《当代电影》第1期刊登的对《梅兰芳》电影的讲评中，饶曙光直接提出：“我现在不太用‘主旋律电影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在我们的话语当中有一点狭隘。我们要发展主流电影，要实现社会普世价值与个人欲望的对接，对主流价值的理解和界定就不应该太狭隘，应该给它更大的宽容度和表达空间——这是我们实现主流电影成为主流、成为占支配地位电影的很重要因素。”于是“新主流”电影开始站稳脚跟，它不再指向政党的意识形态，而是体现一种“普世”的社会主流价值。例如《云水谣》《集结号》等影片成功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空间和市场空间，它们把主旋律电影的叙述主题与类型电影的叙事原型进行了有机“缝合”，进一步激发了主旋律影片的活力，它们的出现证明了主旋律电影也可以是被市场和观众自发认同，既叫座又叫好的。

到了2008年，在互联网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当下的文化生态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互联网背景下审美思维、审美方式的改变影响了新主流电影的创作。精英文化传播方式及其价值观念正在向大众文化传播方式及其价值观念转变。此时的主旋律电影更加呈现出一种商业类型化的新姿态。新主流电影在原有样式主体结构的基础上，融入动作片、灾难片、武侠片、文艺片甚至中国银幕上少见的科幻片等元素，将国家任务、国家形象与个人情感、个人英雄性格塑造相互交织，围绕大众主流文化心态演绎不同的精彩故事。从2019年上半年大热的《流浪地球》到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等影片，都深受大众欢迎，取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些影片既是为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也是一次中国电影创作理念的探索实践。

第一类变化：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2009年，《建国大业》破天荒地采用全明星阵容，参演的172位明星使作品的舆论传播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贡献了4.3亿元票房的成绩。到了2017年的《建军大业》更尝试启用“新鲜血液”来饰演青年英雄，拉近了革命历史与年轻一代观众的心理距离。同时红色经典被更符合时代、人性的表达方式赋予了新生命，例如翻拍自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将受众定位于青年观众，让从美国归来的革命后代作为影片的叙述者，而不是像传统方式枯燥地表现革命故事。把青年观众与影片的距离拉近，加强了年轻观众的认同感。

第二类变化：军事题材的创新。从富有阳刚力量讲述家国故事的《战狼》，到将保家卫国大情怀落在实处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再到国家形象与个人情感紧密结合的《战狼2》，近几年的军事题材主旋律电影引发了当代电影市场的狂潮。这类影片借鉴好莱坞商业片的成功因素，用悬念和心理闪回、丰富的生活细节和恰到好处的幽默、饱满的人物性格渲染、严密的铺垫照应织就成一场视听盛宴，情节与细节、手法与技巧、风格与节奏既合乎情理又令人回味。

第三类变化：多类型电影的主旋律表达。除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军事题材外，2007年后更多的类型电影元素加入到了新主流电影中来，科幻片《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第一部自主拍摄的科幻电影，气势磅礴的场景设置和耳目一新的视觉呈现使它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其中蕴含的“中国梦”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丰富了新主流电影的类型。

作为中国类型电影的稀缺类型——灾难片，也随着科幻片的脚步，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中的一门“显学”。在过去，灾难被看成是一种文化禁忌，被认为会动摇群众对现实和国家的信心，但《紧急迫降》《中国机长》两部空难电影，通过对灾难发生前后“自救”和“被救”过程的真实细致的展现，让观众们清晰地感受到了隐藏在个人英雄主义背后的大国力量。

综上，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这一名称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主旋律电影”这一名词被淘汰，反而是主旋律电影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行自身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创作者也认识到不同的样式或類型并非互相对立、截然分界，而是可以互相借鉴、融合，因此新主流电影的背后隐含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改变了刻板印象中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打破了以往主旋律电影中一直强调的为了保全集体可以牺牲个人的政治化倾向，影像叙事和视听表达方式更加跳跃、无序和碎片化，契合经典主流意识文化和后现代大众文化，符合当下主流观众的视听思维方式和影像阅读经验。

二、人物形象的重塑：“英雄集体”和“缺陷英雄”

受到儒家文化的千年影响，个人的话语权总是理所应当地让位于国家。但是近几年来，“主旋律”电影中传统高度类型化特征的主人公形象已经慢慢退出电影银幕，逐渐被更加有血有肉的主人公或者群体英雄所代替。“新主流电影”突破了以往“一元化”的英雄模式，“英雄”形象从“神坛”上解放出来，成为人民的、大众的、身边的，甚至全世界的英雄，并对多层次人物进行描绘，注重群像意识，丰富了电影的层次性。

近年来的新主流电影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另一个特征是塑造“家”的英雄，将个人的价值和成长与家庭紧密相连。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在集体意识中植根已久，对于个体的发展而言，家庭文化不仅不是阻碍或束缚，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价值。这类电影深入探索本民族集体记忆，在召唤着新生代年轻人将对家庭的伦理认同进一步内化为对国家的伦理认同。

（一）从“小家”到“大家”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电影《流浪地球》正是遵循了这一宏大的全球性发展理念，影片精准地将故事建构于全人类的家园——地球上，区别于美国商业大片中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流浪地球》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不同年龄的人们心系国家的集体群像。

在地球家园被毁这样的灾难面前，个体的能力显得微不足道，所以电影拒绝将主人公塑造成高大上的形象，而是直面内心的挣扎和犹豫，深入挖掘对家庭的重视，将家庭情感矛盾融入残酷的灾难之中。片中多次提到“家”，“小家”是刘培强、刘启、韩子昂、韩朵朵的感情联系，“大家”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末日面前，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与人之间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这个立足点出发，电影修正了文化融合过程中不可调和的部分，在一种现代性的视野中找到了东西文化融合的契合点。

当个体被维护家庭家园的崇高使命征召后，这时表现出来的主动和自觉，透露出来的全体中国人强烈的安土重迁家园情怀，表现了中国人始终奉行的亲情观和家庭观，容易被观众理解和接受，并产生共情。《流浪地球》在充满机械美感的未来景观和重工业质感的太空空间里，夯实了东方家庭之源的文化根基，完成了人道主义的回归，充满了浪漫悲情史诗般的美感。

（二）从“英雄个人”到“英雄集体”

电影《攀登者》就是对传统英雄人物形象的重新解构，电影围绕着中国登山队员登顶珠峰的过程展开。片中从多位角色的角度展开了多条线索，丰富了影片的信息量。没有单一的主角与绝对的配角，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既有积极正面的，也有消极的情绪出现。第一代攀登珠峰的国家登山队员方五洲、曲松林、杰布与第二代攀登珠峰的国家登山队员杨光、李国梁、黑牡丹以及协作登山的气象专家徐缨、医护人员赵虹、总指挥员赵坤组成了整个“攀登者”的群像。影片没有突出方五洲一个人，而是表现出了教练、登山员、摄影师、气象学者、医护人员等多种职业分工，每个成员都是英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务，形成一支高度专业化的团队。每一个角色的背景、性格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同，却又有相同的为国登顶的价值信念，在团队协作过程中人物群像的塑造展现出立体化的“攀登者”形象而非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呈现。

改编自著名的“川航迫降”事件的电影《中国机长》虽然以真实事件为蓝本，但没有明显的说教，反而以真情实感打动人心。电影里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很多细节表现了机组人员真实的日常生活：年轻人的嬉笑打闹、逗趣与调侃，甚至是调情，都充满了生活气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能够立刻投入战斗，观众们也获得了一种真实的感觉。影片极力淡化刘长健身上所带有的英雄光芒，直到最后英雄接受表彰的仪式化场景都是三人共享一个画面空间。

这些影片表达出对于团队作战的高度认同，也凸显出新的集体主义精神。英雄群体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展示和清晰的分工，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出现在每一次任务中，集体并没有掩盖他们的个人特点，让观众看到了具有强大战斗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的集体，感受到了强大的国家力量。这种英雄主义不仅让主流价值观的呈现方式产生创新，而且使主流大片规模更加多元化，更具传播性。

（三）“完美型”英雄到“缺陷型”英雄

从新主流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的流变可以看出其中传达的主流价值发展脉络，主角突破了传统的英雄形象理性的完美主义人格，开始侧重于感性表达，不同的价值影响使得受众对“完美型”英雄的崇拜转变为对“非完美型”英雄人物的认同与接受。“从缺陷式英雄出发，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体现出人物的成长弧。人物在挑战自己极限的过程中，将人物的弧线的转变与成长相连。”英雄人物的主体与结局最后与国家意志、大众情感归于一线，达到文化的价值聚合。

近几年国产电影中特战英雄形象的打造是新主流电影创作中的重要一环，新主流电影中的特战英雄形象身上凝聚着时代精神和国家形象，是激励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从《湄公河行动》到《战狼2》再到《红海行动》和《流浪地球》，这些军人形象既有着过去“主旋律”电影中传统的军人品格，又开始具有了高度的类型化特征，特别是出现了“缺陷英雄”，例如《湄公河行动》中的高刚起初性格独断专横，一意孤行致使整个行动小组遭到匪徒的围攻，经历了队友死亡、线人暴露后的极端危险，他之后的转变令人印象深刻。在英雄群像的赞歌中，每个成员的性格也并不是完美的，《红海行动》中的“蛟龙突击队”里，八个队员的性格差异非常大，队长杨锐瞻前怕后，狙击手顾顺性格跋扈，观察员李懂抗压能力差，也正是这种性格和行为上的小缺陷使人物更加真实。

缺陷来自于真实，真实的情感逻辑是指引观众投入剧情和产生共鸣最重要的因素。观众们不再会被完美的人格感动，观众们需要具有“瑕疵”的人物，行动总是被情感支配，而不是唱着虚空的高调，这样的英雄人物，才是活生生的、真实的英雄。过度圆满与乐观的人物无法让观众产生认同感。在漫威系列电影中，复仇者联盟中的超级英雄都走向了平民化，即使能力再强，英雄们也会遇到普通人常见的烦恼和困境，例如美国队长的不自信，钢铁侠的过度自负等。英雄人物产生这些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源于全球女性觀众群体的崛起，因此主流大片必须兼顾女性观众的审美趣味，所以英雄人物身上突出了受情感支配的行动线。例如《战狼2》中的冷锋为了给死去的女友报仇，才踏上了非洲之路。《湄公河行动》中方新武的女友受毒贩引诱最后开枪自杀，因此方新武远赴泰国做了十几年卧底。这些英雄自身的阴影或者创伤容易引起女性观众情感上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有效中和了英雄身上的攻击性和打斗的惨烈场面，如此才能更完美地完成个人话语和国家权力的有效对接。

三、碎片化数字化时代的影像叙事

麦克卢汉曾说过媒介即讯息。当下媒介技术的变革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手机、平板、电脑上以及各种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碎片化的图片和视频信息，纸媒时代报纸的分栏、影视作品的分镜头、互联网的超文本和超链接都以互不连贯的碎片形式混杂在一起被我们全盘接受。互联网时代个人特征被激活，我们对感性情绪的需求超过对理性事件的描述，这改变了我们的影像阅读经验，也使我们建立了新的视听感受机制，反映在电影中，就是僵硬的宣传语体、典型的官方姿态、传统的新闻叙事模式不再适应电影的表达方式。情节反转、视点转换、时空跳跃以及跨媒介的影像叙事和视听表达方式，迎合着观众的观影习惯。

新主流电影在叙事上的明显特征是从宏观叙事到碎片化叙事的转向。碎片化叙事最早来自达达派的拼贴作品和达利的意象元素组合的抽象画，其切碎、插入的策略在文本叙事中得到实践和普及，它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模式，可以让观众随作者的随意“拼接”而进入不同的叙事模式和剧情设置。

2018年年初上映的《无问西东》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非线性叙事电影，从1923年的中华民国，到20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度将近100年，电影将其中四个不同时代的故事穿插剪辑，时代跨度看似没有联系，但故事与故事之间、人物和人物之间又有着紧密的关联。2010年的张果果是一家广告公司的高管，他服务的奶粉公司原本打算资助一个四胞胎家庭，但因为宣传文案替换，放弃了对其资助。四胞胎家人找到了他，他开始纠结。1962年的陈鹏、李想和王敏佳二男一女正在酝酿属于他们自己的青春爱情故事，但因为一封举报信，三人的人生轨迹开始了巨大的转折。1938年，名门之后的青年沈光耀正在面临是继续读书实现自己的抱负来救国，还是当飞行员去前线救国的抉择。1923年，在清华大学读书面临分科苦恼而迷茫的吴岭澜也在学文还是学理中挣扎，梅贻琦老师指点他：只有遵循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才是人生的价值。这也正是整部电影的精神核心所在，于是在内心的驱动下，吴岭澜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文学老师，推动沈光耀成为了飞行员，沈光耀偷偷给孤儿们空投食物的时候，拯救了二男一女中的陈鹏。因私欲退出的李想因为赎罪，在支边期间舍弃生命救了张果果的父母。张果果最后再次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为四胞胎家庭撑起一片希望。

这种时间和地点的来回转换和跳跃以及故事情节的环环相扣，使得观众的精力异常集中。同时为配合历史大背景，增强真实性，《无问西东》中还穿插许多历史影像资料，进而反映整个时代的风起云涌，碎片化的结构处理避免了直接叙事给观众带来的平淡感。

到了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首次用分段叙事的手法尝试了七位导演的“命题作文”。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七位不同风格的导演，代表了中国电影发展中重要的“第五代”“第六代”以及新生代导演，不同的导演都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影片中由七位导演执导的七个小故事、七个年代、七种风格再现了共和国关键的七个瞬间，其中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大典、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通常要表现祖国的伟大时刻，需要重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盛世场景，但七位导演都选择了另外一种视角——普通群众，描绘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故事，没有教条式的语言台词，也没有跳跃的动作情节，用平民视角汇集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记忆正是文化最重要的纽带，这也是影片能够使观众产生共鸣的重要因素。

除了还原历史以外，数字技术在以影视特效为主要特征的电影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科幻片《流浪地球》用了2000多个镜头为我们构建宏大的未来地球场景，如冰寒的雪山、冰封的海洋面、高耸入云的发动机、冰封上海城的巨大冰墙等，感人一种强烈的未来感。影片开头便是一个特效镜头，主人公刘启开卡车行驶出矿区，镜头随着车速慢慢上移，从而扩展成为“上帝视角”，从一个巨大的发动机的上部上拉，一直看到众多喷火运转的发动机，镜头一直拉至云端，可以看到整个地球，再看到太空站，这一镜头的运用迅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对此刻地球的处境也有了非常宏观的了解。在《流浪地球》之前，我国也有众多运用了数字技术的魔幻奇观电影，如《爵迹》《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封神传奇》等，但都因为不过硬的故事架构和粗糙的电影特效被观众所诟病。所以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观众对电影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必须多元化地满足观众的需求，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电影科技发展带来的创新成果，来努力增强电影的创新性和视觉观赏性，另一方面要与本土文化元素相结合，创作出真正制作精良、艺术精湛、思想精深的好电影。

四、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军事能力的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逐渐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国家话语权也在不同程度上得以体现。中国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主流电影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表达、传播，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流大片也正从更具国际视野和更能代表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层面来挖掘故事并进行建构与表达。

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使得受众的身份越来越年轻，对社会认知也有了全新的改观，这就需要电影等大众媒介对国家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诠释，开创新的文本样式，逐渐消弭商业与艺术、票房与口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关系，以更为日常化、人性化的表达策略处理故事，拉近历史与现代之间的距离，寻找观众对于当下社会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近年来的新主流电影以高票房和多好评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优秀蓝本，但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环境，新主流电影的优质创新依然任重道远。从故事汲取到创新性表达再到对民族精神的深层挖掘，实现对我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跨文化传播，是我国电影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我国电影行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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