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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与新中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起步

2020-07-04李文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0年3期
关键词:国防军现代化

李文

[摘 要]抗美援朝的决策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的自主行为。抗美援朝战争注定会打乱中国国防和军事建设的既定安排,但从事后看来,1953年之后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全面、系统地快速推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逐步明确,都是与战争带来的遗产分不开的,当然这些遗产是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关键词]抗美援朝;参战决策;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战略方针

[中圖分类号]E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0)03-0074-09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和剿匪作战很快趋于结束。为了适应任务和职能的历史性转变,中共中央将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作为新中国必须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提上议事日程。同时进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当务之急就是要集中精力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但是,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使得周边的安全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新中国被迫卷入了一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战争漩涡,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起步的。本文拟系统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以此纪念人民军队入朝参战70周年。

一、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后的中国参战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博弈下,逐步形成由分裂走向对抗的局面。1950年6月25日,朝鲜南北双方围绕国家统一问题爆发大规模内战,美国随之采取武装干涉政策并对新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要进行武装干涉。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拼凑起了一支以美军为主共有1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分批运抵朝鲜。同时派出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阻挠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美国的这一行径激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应。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和声明,提出抗议和谴责。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时局进行了慎重的分析,重新考虑了国防部署、国防战略和军事斗争重点,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重大决策。[1]P43中央军委于7月13日发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调集部队北上进至中朝边境地区,组成东北边防军。对军队的工作也作了重新部署,决定解除军队的生产任务,全面转入军事整训。调整了军事建设重点,由重点建设海军、空军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和装甲兵的建设,迅速扩编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部队,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为此,制订了一个军兵种三年建设计划,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8月26日在一次国防会议上指出:“朝鲜进行长期战争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的。但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看来这个任务势必落在我们肩上”[1]P45。

但是,中国的党和政府最终做出抗美援朝的参战决定,经历了一个慎重、痛苦的决策过程。

本来,朝鲜内战爆发后,战场形势对北方有利,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到1950年8月中旬已经解放了朝鲜南部90%的地区和92%的人口。9月15日,美军和南朝鲜军等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实施登陆,随即向汉城发动进攻,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9月下旬被迫转入战略退却,战争形势发生逆转。9月29日,美第8集团军指挥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全线进抵三八线,并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占领全朝鲜。中国当即向美方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中国不会不管,“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P66。何况,从8月27日开始,美军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东北边境领空进行轰炸扫射,已经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领空和领土。

10月1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书记、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联合署名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从当时中国和苏联来往的电报来看,这也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意见。但是,是否直接出兵援助朝鲜,中国社会各界也有不同意见,包括党内的分歧也很大,为此,毛泽东于10月4日和5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反复权衡利弊作出参战决定。《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详细记载了会议讨论经过和内容: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的人,陈述的理由主要是: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建国才一年,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国民党留下的众多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和无制空、制海权,等等。他们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他最后宣布,明天继续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0月5日 上午,让邓小平去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到中南海,谈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说: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反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彭德怀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讨论中仍有两种意见。周恩来支持出兵援朝的主张。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观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经过会上的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林彪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2]P204-205

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美国政府完全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决定和力量,根本没把中国政府的警告当回事,从1950年10月7日开始,派遣地面部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发起进攻。10月中旬,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制定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0月18日晚,毛泽东正式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赴朝作战的命令。19日,志愿軍秘密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并于25日打响了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战役。

二、抗美援朝运动

志愿军在开赴朝鲜战场作战后的第二天,即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同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在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随着从前线传来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喜讯,不但扫除了一部分人的亲美、恐美思想,而且在全国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工人、农民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景。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和农民,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运输与勤务工作。医务工作者组织了大批医疗队,为中朝部队服务。后方的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作了强有力的支援。1951年“五一”前后,全国各地各界人民广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开展了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运动,到1951年5月止,全国人民捐献了126万多件慰问品,77万多个慰问袋。开展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以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全国规模的捐献武器运动,截至1952年5月,全国人民捐献了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值的钱款,即人民币近55651亿元

人民币旧币,10000元旧币等于1元新币。。运送了大批粮食和物资,救济在美国侵略者蹂躏下的朝鲜人民。[3]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的高涨,突出地表现在遍及全国的订立与执行爱国公约的运动中。爱国公约内容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爱国公约中共同的内容,其中包括表达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的热爱,对志愿军抗美援朝行动的拥护,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支持等;另一部分内容就是结合本单位、本系统的具体情况,从自身的政治水平和工作性质出发,制订出较为可行的内容和措施。如许多劳动者在订立爱国公约时提出,“祖国要什么,我们有什么,前后方一致行动起来就能打败美国鬼子”等;许多学生在爱国公约上写着“学好本领,锻炼身体,随时响应祖国号召”;农民保证加紧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医药界表示做好卫生工作,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宗教界保证与帝国主义断绝联系,订立了革新宣言,协助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工商界订立公约的主要内容是拥护政府的政策法令,遵纪守法,增产节约,踊跃纳税,买卖公平等。当捐献运动蓬勃开展后,人民群众又纷纷修订爱国公约,包括了增产节约、捐献武器、拥军优属等内容。以订立爱国公约,捐献、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对于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增加工农业生产、保持物价稳定、提高工作效率等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为朝鲜前线提供作战物资达560多万吨。巨大的物力支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4]这一时期,为防止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发动细菌战,还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广大群众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城市和乡村清除垃圾尘秽,清理杂草粪便,改修厕所,填平污水坑,疏浚沟渠,并开展了灭蚊、灭蝇、捕鼠运动,使城乡卫生环境焕然一新。

抗美援朝运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英勇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和稳固的后方,为最终实现参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朝鲜停战的实现

在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进朝鲜境内后,根据敌人放胆分兵冒进、长驱直入、兵力分散的情况,放弃第一期防御作战设想,改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1950年10月25日,东线志愿军在利洞、两水洞分别与南朝鲜军第一师、第六师遭遇并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仗,揭开了第一次战役的序幕。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战纪念日。至11月5日,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毙、伤、俘敌1.5万余人,志愿军自身伤亡1万余人,将美军率领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到青川江一线以南,粉碎了敌人于感恩节前占领全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此后,又分别于1950年11月6日至12月24日、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和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进行了第二次至第五次战役,志愿军与人民军一起共歼敌23.3万余人,自身减员18.9万余人。[5]P199-208

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美国政府意识到,要打到鸭绿江边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已经毫无希望,于是试图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自此战争进入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相持阶段。我军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毛泽东提出的“零敲牛皮糖”的战术指示,积极进行战术反击作战,为停战谈判创造有利条件。这期间也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事,如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的反“绞杀战”、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和1952年12月下旬至1953年4月底的反登陆作战准备等。为迫使美军签订停战协定,从1953年5月13日开始,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共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自身减员3.3万余人。[5]P219此次作战有力配合了停战谈判,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也对停战后维护朝鲜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3年7月27日,朝鲜时间上午10时,交战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停战签字仪式,至此,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这场战争中,志愿军毙、伤、俘“联合国军”71万余人。美军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战争经费达400亿美元。志愿军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另有非作战死亡2.5万余人),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万吨,战争经费62.5亿元人民币。[6]P461

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巩固了东北边防。“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7]P175在同一个会议上,彭德怀对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做了总结报告,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力量的泉源及其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的正义性”。“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不过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开端。当前的任务是巩固朝鲜停战,保证严格遵守停战条款以严防侵略战争的再起,促成政治会议的顺利召开,以进一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8]P333、338

四、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起步

(一)“边打边稳边建”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多次告诫决策部门战争要从最坏处着想,要有长期拖下去的准备。周恩来也认为,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设。后来,中共中央进一步将其概括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这当中,“稳”就是要有稳固的后方基础,这方面的任务也很繁重,包括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剿匪等等。就军事而言,主要是“边打边建”,一是要保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按国防军建设要求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二是要为保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需要,在国内突击组建和扩建空军部队和有关技术兵种部队,并为志愿军改善武器装备,使志愿军的现代作战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从新中国成立一开始就是国防力量建设的重点。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由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祖国安全和国家建设。由此,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首先是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委员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22人。充实和调整了军委总部领导机构,军委下面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方勤务部,后又增设总干部管理部。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国防战略的需要,撤销了野战军和兵团机构,建立了单一的军区领导体制,全国共分为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东北6个一级战区,分别由彭德怀、贺龙、林彪、陈毅、聂荣臻、高岗担任司令员。按照1950年5月全军参谋会议的部署,对军队进行整编复员,计划将全军总员额由550万人压缩到400万人,全军统一编制体制,并对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原国民党部队完成教育改造。组建海军、空军和加强诸兵种建设是国防军建设的首要任务。1950年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随后还组建了公安部队和防空部队,分别由罗瑞卿、周士第任司令员。兵种方面,建立并组建起了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多兵种的领导机构及其部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苏联政府提供空军装备援助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加速了空军建设。到1953年停战时,空军部队已由1950年8月的1个混成旅共4个团110余架飞机,发展到27个航空兵师共62个团,1953年底发展到28个师70个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5]P236各陆军技术兵种也在作战中走向成熟,比如炮兵部队、高射炮兵部队、装甲兵部队、工兵部队、铁道兵部队等。根据中央军委做出的建设正规军事院校的决定,以培养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为宗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于1951年1月15日举行成立典礼,刘伯承任院长。随后组建了多所军兵种院校。加强了部队正规军事训练,尤其是加强了部队政治建设,着力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和战斗意志涣散的问题。组织实施统一的后勤供应,有效保证了军队作战和建设的需要,为形成集中统一的后勤体制打下了良好基础。

由于得到苏联的援助,加上国内各界的捐献,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陆军部队陆续改装了苏式武器装备,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还很有远见地采取了轮番作战和轮换作战的方针,全面锻炼了部队、高级指挥机关和高级指挥员,使人民军队积累了现代战争的重要经验。抗美援朝战争也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转变,主要是:由单一步兵作战向现代多军兵种联合协同作战的转变;由单纯地面作战向现代立体作战的转变;由主要实行运动战向既注重运动战又注重阵地战的转变;由单纯前方作战向现代前后方全面作战的转变;后勤保障由“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向组织现代后勤保障的转变;等等。这些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二)抗美援朝战争后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初步展开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在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7]P39这一论述统一了全军的思想,有力地指导了此后的军队正规化建设。

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抗美援朝一时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军费开支浩大,最多的年份1951年财政总支出的近三分之一直接用于朝鲜战场。同时,军队整编复员的工作被迫中断,1951年底军队员额反而增加到627万人。1951年年中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局趋于稳定,10月中共中央复又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12月1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对军队整编的原则、整编的任务、整编后军队的分类、转业人员的类型及安置等作了明确规定。1952年1月5日,毛泽东批准施行中央军委制订的军事整编计划。到1952年10月底,共精简19个军、73个师,近200万人。整编中撤销了野战军和绝大部分兵团一级领导机构。整编后军、师归各军区直接指挥,军以下部队实行统一编组。全国还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工作。通过这次精简整编,大大压缩了步兵人数和机关员额,陆军的兵种结构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步兵的人数减至168万,占陆军部队总额的84.65%,特种兵部队的编制人数增至30余万,占15.35%。[9]P288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再整顿组织、精简机构的冗员、提高部队质量的紧急指示。随后,全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截至1953年9月底,全军部队人数减到420万左右。在此次整编尚未结束之际,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把全军简编为350万人,在体制上重新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形成八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领导体制,同时还将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

1956年4月22日,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省军区划出,另行组建福州军区,直属国防部建制、领导。由此原12军区增至13军区。,将军区体制由四级改为三级(即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到1954年年底基本完成简编计划。通过整编,全军基本上做到了人员统一编制、武器统一定型,人民解放军基本上实现了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化的转变。[10]推进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思想武装、理论武装的问题。1950年和1951年,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粟裕、萧华等军事工作的领导人纷纷撰文总结人民军队的成长历程,号召全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实践。1952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提出学习苏联的军队、蘇联的军事科学和苏联的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与此同时,面向各级军事指挥员的军事理论学习也受到高度重视,强调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当时,解放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8%,军队中文盲半文盲就占了30%。有鉴于此,1950年8月1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央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11]P328。但原定从1951年1月开始的有计划的系统文化教育,因抗美援朝战争推迟了一年。1952年全军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除了文化教育以外,军委也特别关注纪律教育,要求注意纠正纪律松弛现象。1953年5月,正式颁发修订后的共同条令。随后颁发了警备条令、作战条令、政治工作条例和后勤工作条例等一整套条令条例。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各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共123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军委副主席朱德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作了《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和会议总结;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分别就组织编制、军训工作、政治工作、干部工作作了报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会议以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为指针,全面检查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四年的军事工作,研究解决若干重大问题,并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和部署。会议明确规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会议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国防现代化的第一步,即到1957年底,武装力量除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提高质量外,在装备上,在干部培养和技术兵员训练上,都要达到一个相应的规模;用5到10年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会议解决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问题,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军队应走的道路,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明确了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明确了加强各级司令机关和后勤建设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根本保证,以及如何学习苏军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武器装备、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军事建设的重大问题。这次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立的总方针、总任务,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作为三位一体的总目标提到了全军面前,这是中共中央军委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和平时期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伟大飞跃。这些建军方针、原则和制度,不仅在当时适用,而且奠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这次会议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革命战争向和平时期建设的转变,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里程碑。

(三)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

实行义务兵役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军队一直实行志愿兵役制,即公民自愿参军并较长时间在部队服役的制度。主要通过政治教育和动员,激发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积极响应号召,自觉自愿地参加人民军队,不计报酬,长期服役。这一制度对保障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由起义军成了国防军,推行义务兵役制成为可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3条规定:“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据此,1950年成立了军委人民武装部,准备将来执掌兵役。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酝酿中的兵役制改革一度停顿下来。直到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形势日趋明朗,兵役制改革重新提上日程。1952年8月4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方案报告,提出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结束志愿兵役制,实行义务兵役制,势在必行。随后开始了相关法律研究和起草工作。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修改,1955年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义务兵役制从1956年开始实行,到1957年人民军队基本上完成了由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役制的转变,除个别单位保留了极少数的志愿兵役制士兵外,全军基本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兵役法规定的义务兵服役年限为陆军3年,空军4年,海军5年。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使大批青年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应征入伍。兵员文化程度的提高,适应了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军事训练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同时,由于义务兵的服役期限较短,兵员的轮换周期加快,不仅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后备力量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国家实现寓兵于民的国防发展战略,以便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以发展经济。

人民军队自1927年建军之后长期实施供给制,统一供给服装、棉被等生活用品,伙食按小灶、中灶、大灶标准供应,适当发放少许货币津贴。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探索工资制度改革,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有限,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军队继续维持供给制。1953年开始讨论、研究薪金制,在该年年底次年年初的全国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已经有了统一的国家政权,而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有可能来保证军队的正常的和必要的军费供给,也有可能负担因为实行薪金制而必须增加的财政开支”。他说:“实行薪金制,这只是对于职业军人,也就是对于军官来说的;至于士兵,因为在实行义务兵役制之后,当兵是人民的一种义务,且只限于在一定的期间内服役,兵役期满后即行退伍,因此,对于士兵来说,还是实行供给制,除保证其一定标准的伙食、服装外,另发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费。”他强调:“对军官来说,实行薪金制,在目前也还只能是低薪制,要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才能逐渐提高薪金的标准。”[12]P484、4851954年11月,國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决定于1955年1月1日开始实行薪金制。在全面学习苏联建军、治军经验的背景下,薪金制的具体方案是结合苏联经验并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身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规定暂“按军官的级别定薪,另加军龄补助金”,军官的薪资待实施军衔制之后再由职务薪金、军衔薪金、军龄补助金三部分构成。总体上,“军官的薪金应略高于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薪金”[13]。1956年全国工资制度改革,军队的薪金标准也相应作了调整。实施薪金制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是直接解决了军官的现实生活困难,调动了他们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积极性;二是推动了军队后勤制度改革,提高了军队后勤正规化建设水平;三是适应了50年代国家工资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促进了经济社会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关系的协调;四是巩固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密切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4]实行军衔制,同样是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给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1952年正式建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度,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计9等21级。1953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后又决定将评衔工作延迟到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行后再实施。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形式予以发布。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以后,军官军衔分为4等14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后来又增加了准尉军衔。9月27日,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元帅授衔。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典礼,周恩来总理为将官授衔。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级军官3.2万名,尉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止,共授予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军衔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军衔制以军官的职务、贡献、才能等综合因素作为评定和晋升军衔的标准,对于增强军人责任心和荣誉感、提高军官素质,加强军队的指挥、管理、保障和协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是推进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

(四)明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加紧占领南朝鲜,武装日本,控制台湾,进驻菲律宾,在中国东部构筑了一道新月形包围圈,对中国国防构成了严重威胁。1954年底,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将台湾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台湾成为美国从外围包围中国大陆的重要一环,被美国视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一再提醒“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他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7]P2651956年1月,他在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指出:“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南斯拉夫与我国要做和平工作,一面加强自己,一面争取人家。我们认为保持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我们必须把第一条(即“是它要打的一条”——引者注)考虑进去,这样不吃亏。要准备突然事变,但我们决不先打第一枪。我们尽一切力量争取和平。”[7]P295根据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的精神,中央军委开始酝酿更加明确的军事战略方针问题。

以往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坚持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的统一,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新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同样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的。1955年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15]P536同年5月,国防部长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组织国会议。他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申明,中国不苟同苏联奉行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而是坚持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

1956年3月6日至15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在将来帝国主义对我国直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我军在战争初期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绝不应当首先打出去。彭德怀在会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几点:第一,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第二,战略方针问题的提出;第三,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第四,关于阵地战结合运动战问题;第五,关于作战指导上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二部分关于国防建设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几点:第一,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第二,动员准备工作;第三,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报告谈到战略方针时指出:我们是采取消极防御,还是积极防御呢?这个问题很明显,我们是不应当采取消极防御的。因为消极防御在战争爆发之前,既不从积极方面设法制止战争的爆发或推迟战争的爆发,而在战争爆发之后,在战役和战术上又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打破敌人的进攻,只是企图用单纯防御的方法来阻挡敌人的进攻,其结果则只有到处招架、到处挨打,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这种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是不能采取的。我们应当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防御的方针,应该是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因此,平时我军就必须在沿海重要地区构筑坚固的工事,并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为了随时应付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国家的基本工业建设就不要过于集中,国土防空工作就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建立,对于防原子武器、氢武器以及其他新式武器的教育,不仅要在军队中积极进行,而且也要在学校、工厂和城市居民中逐步进行。同时还要加强我们的侦察手段,争取能够预先发现敌人发动战争和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征象,以便减少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所加于我们的各种破坏和损失,并保证处在第一线的部队能够适时地进入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迅速转入战时状态。要在战略部署上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以便在战争一旦发生之后,能够在战役和战术上适时地组织积极的反攻和进攻,配合守备部队消耗和消灭敌人,完成戰略防御的任务。我军战争的历史证明:凡是我军在战争爆发以前作了充分准备的时候,在战役和战术上采取了坚决的反攻和进攻的时候,战略防御的任务就能很好地完成,反之,就遭受到失败。在今后的卫国战争中也不能例外。只有采取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防御方针,才能够在战争的初期将敌人的进攻阻止在预定设防的地区,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上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彭德怀的这个报告事先报请毛泽东审阅并获批准。[7]P303-304

1957年7月1日,彭德怀在国防会议上作题为《关于军事建设问题报告》,进一步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阐述。概括起来讲,就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我国绝不以任何借口主动发起进攻。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回击,在战争初期将敌人阻止在预定设防地区,把战线稳定下来,掩护全国由平时转入战时状态,然后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此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成为指导国家军事斗争全局的根本战略思想,国防工程和国防工业建设的基础都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安排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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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人民解放军几次重大的精简整编(1949年后)[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test/2005-05/31/content_2634.htm.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军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3]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及其附件的解释[J].八一杂志,1955(2).

[14]刘进伟.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制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4).

[15]《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邱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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