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强 魏中林

摘要：在晚清、民国的时代巨变中，章太炎面对中西文化冲突，主张坚守文化的“民族性”和“多元性”，肯定了中华文化的自身价值，提升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力;通过张扬国学教育来再造中华。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史学、语言文字教育的重视。史学教育可以振起民众爱国心的理念，对现实社会政治具有借鉴参证意义。“语言文字之学”教育与国家的生命血脉相连，只有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再造出新。这些都显现出其持守民族文化的自信力。

关键词：文化自信;国学;史学;语言文字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等都应当有充分的自信。”[1]同时，“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

阐释和再阐释。”[2]章太炎身历清末、民国，面对千年皇权帝制失效，欧风美雨冲击传统伦理、价值观念，新旧文化交替转型;他在东京主持的《国学讲习会》主张“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挚合者也”。同时又以为“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3]，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不主张完全复古。具体到教育方面，章太炎认为如果“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宵的路线，自然不同”[4];“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要知凡事不可弃已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5]。二十世纪初，大量新学堂涌现，西学书籍广泛刊行，奔赴欧、美、日留学成为风潮，传统教育的根基有逐步松垮的趋势，教育界出现民族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观点，一时有人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教育学说，或过去本有教育学说而现在的教育学者不得运用于实际。章太炎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提出对待教育要立足于民族文化自信，教育学者对传统教育要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在参照外来文明的同时，保持民族自信心，凝聚国民，再造中华。

从教育实践来看，章太炎平生多次集中讲学。1906年避难东京，主办《民报》，两次主持国学讲习所。1913年反對袁世凯称帝，在北京被软禁，“以讲学自娱”[6]，1922在四月至六月，应约在上海讲授国学。1934—1936年在苏州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制言》杂志。章太炎还不时受邀请到各处讲学，如1901年在东吴大学任教，1903年在上海爱国学社任国文教员，每周到张园，公开讲演革命。1824年7月，应江苏省教育改进年会邀请，前往南京讲演，倡导史学，保存国性。1925年，在长沙辰光学校演讲，主张学校教育应化除阶级，培养适用人才。1825年在长沙时辰光中学演讲，1926年6月任职上海国民大学校长，在国学系任课。1933年3月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演讲《国学之统宗》，无锡师范学校讲《历史之重要》。章太炎在数十年的教育实践中，重视民间私学，或凭自己之力创办学会，或凭借各地学校周游讲学，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主张用教育来建立个体、国民的自主性，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在当代有着烛照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就此我们进行初略地论述和探讨。

一、“保存国性”与章太炎的文化自信观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鲁迅跟其师章太炎的交往和对其的评价是众所聚焦的话题，鲁迅认为章太炎在新文化运动勃兴时“粹然成为儒宗”，晚期逐步与时代隔绝而渐入颓唐，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鲁迅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直接披露民族“国民性”的缺陷;而章太炎却期望通过阐明历史，“开通智识，昌大国性”，发扬国粹以维系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和文化认同感。鲁迅在《又是‘古已有之》中对此其师“劝治史学”“保存国性”的观点有明确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救亡心态或终极目标不同，而仅表明当时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不同，在深层次上说，与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同体认有关。章太炎的每个时期，“都表现了他建立个体或国民的自主性为努力的方向。……太炎之学显示了从个体的独特性到国家文化的独特性是如何一脉相连的。”[7]在五四运动一百年后的今天，面对新的时代情境，章太炎教育思想“保存国性”的观点反映出晚清民国各种思潮竞争互动的多种姿态，对于提升文化自信力有着重要意义。

·教育史研究·文化自信与章太炎的教育思想

章太炎身历晚清、民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他提倡开展教育工作，要重视历史。这是因为他认为救亡图存、再造中华，就要激发起民众的爱国情感，而成就感情的最好方式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8]。章太炎特别重视“种性”与“文化”的关系，认为这是决定国家民族的存亡关键。他在《序种姓》《原人》等文中，提出分散于地球各地的早期人类，所处的自然坏境和社会坏境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种族，各种族文明演化的速度不一，才出现文明的位差，不取决于祖先的生物遗传性;而且文明位差现象，在欧、美、亚洲皆相似，并不存在地域上的优等民族。他说：“自大瀛海以内外，为潬洲者五。……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9]可见，章太炎以为各种族尽管有文明野蛮之别，但作为文化的存在，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按照章太炎的逻辑，“民族”概念不过是“种族”的延伸扩展，所以自然而然的形成“民族平等”思想。章太炎所说的种族、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它们所囊括的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是同一的，而且还可以互换使用[10]。同时，章太炎认为“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弇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11]他认为同一血统、同一民族、必然同一文化;不同血统、不同民族进入本民族共同体，本民族应该“同化”之，不同血统、文化的民族，不能共存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中。所以“血统”“文化”是民族共同体（也即国家）的本根，维护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就必须维持“血统”“文化”长久发展，而不能以推崇所谓的外来优秀民族、高等文化，来推倒本国固有的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而不泯灭，即算“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12]总之，章太炎反对固守传统而寸步不前，主张汲取西学之长。他广泛阅读各种国外书籍，在1998年和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尓文集》，1902年翻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但他反对斩断根基而全盘西化。他批评全面欧化者是“歆慕远西，堕其国性，与啖人以罂粟膏，醉人以哥罗方，无以异矣。”[13]章太炎认为民族“文化”与国家的生命血脉相连。世界各民族地位平等，各有其历史文化;各民族在改革重构社会秩序时，要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再造出新。章太炎的文化论，无疑突出了文化的“民族性”和“多元性”，肯定了中华文化的自身价值，提升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力。由此出发，即可理解章氏教育主张的思想基石。

章太炎面对时代的危机，深惧外来列强的文化侵略，力举提振民众的文化自信力，来阻止外国势力的殖民侵略。他说：“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人无自觉，即为他人所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所陵轹，无以自存。”[14]他认为外来侵略者想要彻底地灭绝中国，必定要先灭亡其种族，灭绝其种姓之前，必定得先灭绝其学术。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无文化就没有灵魂，民族文化寄托于历史，历史构成了民族的“种姓”。他所说“激动种性”，无非培养国民的文化自觉意识;而要激发“国性”，在于“教育应有方针，方针应从历史入手。”[15]因为“欲保国性，唯语言文字不变，历史不二，为可以持久耳”[16]。当时全盘西化的风潮正盛，“国学”有沦亡的危险。他指出：“盖外人所碁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性，必先废其国学，是乃所危心疾首、寤寐反侧以求之者也。”他还批评美国当时派遣教师，“往主学校，卒令山西大学堂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以是为鼓铸汉奸之长策，而宝藏可任取求矣”[17]，其包藏禍心，实施文化侵略，昭然可见。所以章太炎特别注重保存“国史”，他在晚清时对国史已有着强烈的维护热情，在《哀清史》《哀焚书》等文章中斥责清廷对汉族实行的愚民亡史政策，1910年他写信给罗振玉，反对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尧舜禹”古史虚构说;批评国内推崇日本汉学的学者“尊远西之学，废旧籍”，“取东鄙拟似之言”，“延缘远人以为声誉”[18]，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情感和对国史的尊崇。1920年，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史学界兴起一股疑古思潮。章太炎视为引外力来亡史灭国。在1935年为门人弟子讲学时，章太炎说“日本人疑禹治水为无其事……吾国妄人，不加深思，震于异说，贸然从之。呜呼！国家未亡，而历史先亡，可哀已也。”[19]章氏警惕日本学者怀疑古史古的动机，痛惜国内学人依附其说。他还直接把“学史”问题提到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维度，认为民国初政治窳败的原因，“即在不读史”[20]。综之，章氏从民族文化自信的角度出发，针对当时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角度上的全盘西化思潮，主张通过历史教育，使得国民赓续传统文化，理解国家现实情况，重整社会政治。

二、文化自信与史学教育

章太炎保持“国性”，激发民族文化自信力，非常强调历史教育。他把史学当作“国粹”，认为“国民鄙夷史乘，蔑弃本国文化，则真迷失本性，万劫不复”[21]。其历史教育思想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章太炎认为史学可以激起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历史“最大的用处”，是能激发起读者“许多爱国心来。”[22]民众“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23]章太炎所讲的“国粹”“国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主要是“以历史为主”[24]的本国固有传统学术。章太炎一生的行践，很好地反映出用史学教育来提振民众爱国心的理念。他在讲学中批评孔子学说维护皇权统治，表现出革命精神。他认为儒家思想“湛心荣利”，儒家道德“艰苦卓绝者绝无”，“冒没奔进者皆是”;以为孔子删定六经，和司马迁、班固著史没有差别。他还援引佛教诸法平等的思想，认为先秦诸子，“承受师法，各为独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25]，体现出崇尚学术平等自由和反儒教思想，儒家经典也被归属于历史著作。1906年《民报》第七期第七号由章太炎开始主编，章太炎借助民报这一舆论武器，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国学以救国救时的文章。太炎还在《国粹学报》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以民族主义之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途径。”[26]章氏自言其《民报》和《国粹学报》是相互呼应的关系，他说：“（黄节、邓实等）作《国粹学报》，以辨华夷之义。时章炳麟方出系，东避日本，作《民报》以相应。士大夫倾心光复自此始。”章太炎凭借讲国学而激发爱国心，宣扬革命，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民报》这些通过讲国学来宣传爱国革命思想的文章，就由留学生带回国内，在军队中流行，为武昌起义奠定思想基础[27]。对于自己的国学实践，章太炎明确说过“研究国学与推倒满清，表面看来是两项事，其实就是一项事”[28]。在章氏看来，国史教育对激发民众爱国心，传播革命思想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总之章太炎凭籍“以历史为主”的国学教育，树立起民众的历史自信心和文化自尊感，成为民主革命家。

其次，章太炎提倡历史教育，认为其社会政治具有借鉴参证的现实意义现实。他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求是、致用两大方面，在国家政治稳定时期，可以竭力造就“不论适用与否”“造诣精当”的纯学者;而在乱世虽然也应当有这样的人才，但不必希望其众多，“致用之学，为乱世所当预储”[29]。所以他强调教育要能够培养对现实有作用的人才，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推重历史教育。他说“读书另有注重的地方，无论教育、学术，要与本身有关系，才可作用。科学只能为个人用，旧学也只能为个人用。……根本之法只有讲历史，其余根本之法只有讲历史，其余都用不着。”[30]具体到史学教育的致用功能，他在众多的文章和演讲中都有提到和运用。他说史学教育如果“可施于政治，此其上也”;“其次考制度，明沿革，备行政之采择。”[31]如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如果要称帝，从历史经验来看，需要使人畏威或使人感恩，有此条件，然后才可以称帝。袁世凯对外屈服、对外乱杀，因之称帝失败，就是其不懂历史的缘由。他还认为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政策，用的是宗主国治理属国的办法，如同美国治理菲律宾，所以不能很好的推行。这是因为孙氏不懂历史，照搬外来政治理论，而不能处理好本国政治事务例证。对孙中山的批评，凸显出章太炎希图借镜、发展本国文化传统，来处理现实政治事务，而不是为欧化潮流所淹没。1931年日本发“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外交官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声称东北是满洲之地，中国外交官无以驳正;而当时某些关于东北疆域的史学著述存在一些偏差。1932年3月，他在燕京大学对此发表演讲，驳斥当时主流史学界贬低中国传统史学为“家谱”，指出“今当世界在较任何时期为严重的时候，厉史上之陈迹即为爱国心之源泉”[32]，只有熟读史书，了解民族地理疆域，才能达成救国救时之需。综之，章太炎晚年直言在民族危机之际，“词章”“墨辩”“考古”“经学”等价值不大，唯有“读史”，才能呼唤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发扬经世济用的作用。

再次，在史学教育方法上，章太炎有独到的系统认识。第一，对于教育机构的设置，章氏认为学会优于学校。他说“学校之教士，异乎学会之讲学。其在学会之学士，倚席讲论，群流竞进，异说蜂起”，而国家建制的学校需要因循“统摄整齐之法”，不但不能得到“互标新义”[33]的学术自由，而且只会造成“足以干禄”之学，使得“膏粱之家，终在上第”，社会阶层流动固化。所以他认为“中国字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34]他在《救学弊论》文中，痛斥学校制度是造成学生“唯利禄是务，耻恶衣恶食”的“恶制”，他忧虑“国性亦自此灭”[35]。他指出文科尤其应该革除旧制度，必须重史学;尊史学又得摒弃“尚文词”“疑伪造”“详远古”“遗内治”“轻政事”五种弊病。太炎倡导“学在民间”，认为官方举办的学校，沿用中国官场的陋规，没有学术独立自主精神。他主张“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结构，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36];显然，这是太炎面对晚清、民国特定现实情境的意见。他用文化多元的眼光，表现出对中国文化有着坚定的信心，希冀能守旧出新，再造中华。因而，他对弟子说《救学弊论》关于史学教育的观点，“盖乱世之学，不能与承平通贯也。”[37]第二。章太炎在史学教学方法上，强调自修的“眼学”。章氏认为学校教育有弊端，所以真正的教育，除了靠类似学会的机构灌输高深的知识，只能依仗学生的自学了。“学校以外，必须从各方面再去自修，方可成为人才”[38]。历史学科书籍繁多而文义浅露，不同于科学学科，必须老师讲解引领，才能进步;“其运用之妙全在乎读者各自心领神会”[39]，因之最适合“自修”，“不适于讲授”。因为如果一部正史由教员依次讲解，多年也难以讲完。“故历史一科之教员应专讲解史志之条例及其中深奥的地方，其余易解之处统由学生去自修”[40]。他以为西方“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的道尔顿制适合于历史教学，但是当时的学校教员，即算明白此道理，也因教学不便，采用通常讲授法。这种“专重耳学，遗弃眼学”[41]的状况，是章太炎极力反对的。第三，章太炎在读史的方法上面有不少具体建议。例如他主张“忌借古事以论今事”[42]，借题发挥自己对现实的感慨，不是对待历史的客观态度。他批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多有用宋代的历史来影射明代，这是用文学创作写诗的方法来解读史籍，不为太炎所赞同。又如读史应该“贯穿一事之本末，审其症结所在”，然后前因后果。了然在胸，以此来观察从古到今、演变复杂的历史事件，才能得历史的真相，解决现实问题。他批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借口历史上东三省满洲人有五百万，“国人亦若有深信不疑者”[43]，就是不懂历史演化本末的缘故。

三、文化自信与语言文字学教育

章太炎把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称之为“语言文字学”。从广义来说，章氏将语言文字与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三者归结为民族的的历史[44]，狭义上与“历史”并立为学科。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学”是国学的基石，是深入国粹的必经之途。太炎深受清代汉学家的影响，相信“读书必先识字”。1922年他在上海江苏教育会做国学概论的演讲，就认为“研究国学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要紧的事”[45]，如朱熹在小学上没有下功夫，所以解释“格物”就招致非议。更重要的是语言文字之学可以当做民族历史的考察，如西人斯宾塞常常探考奇言，寻求语根，能起到和考古学同样的作用。中国“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唯语言文字间留其痕迹”，这可以和地下考古的文物视为一部“大史”[46]。语言文字、历史、风俗中保存有民族、国家的特性，它和历史一样能够维护种族、保持国性。当一个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语言文字被废弃、泯灭，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覆亡。“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47]就是很好的例证。他说“国家立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以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两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也。”[48]。在教育实践中，章氏举办的国学讲习会等也以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为主要内容，培育了不少语言文字学家。如1906年在日本东京国学讲习会讲语言文字学，认为“小学者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49]。1908年为鲁迅、许寿裳、朱希祖、黄侃等人讲授《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等，都明顯可见语言文字学，在章氏国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总之，章太炎对语言文字之学的见解，基本同于历史学相同。他认为作为国学一部分的“语言文字之学”与国家的生命血脉相连。只有在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才能再造出新，显现出持守民族文化的自信力。

章太炎作为乾嘉考据派的殿军，在语言文字学上方面成就很高，教育培养的门生弟子也成绩卓绝。章氏对语言文字学教育的见解，有两方面最为人所瞩目，引起不少论证，同时最能显示出他持守传统文化的自信力。

第一是关于教育中汉语文字改革的问题。晚清时期引进西学，开设同文馆、广方言馆，挑选人员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规定京师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必须精通外国语言文字。随着世风转移，社会学子倾心于西方的语言文字，抛弃深邃难学的传统语言文字。在晚清的最后十多年里，社会上广泛认为中国“既存的文字在表述西方学理上有困难”，进一步的措施只有“整体的再造语言文字”[50]，蔡元培在1904年提出拟造一种世界通用语。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主张废弃中国语言文字而改用万国新语（世界语）。《新世纪》杂志诸人的重要观点是中国民众识字率低，因而民智不开，想要改良社会，在教育上就要改革难学的象形文字而用世界语。当时有人也反驳，如果用造字的原则来教育民众，“引申触类，吾未见有此病”。吴稚晖认为“我辈识字之苦既过，觉一见《说文》，头头是道，殊不知我辈未识字之先，初亦莫名其妙，徒于今体外又记一篆文而已。”[51]章太炎驳斥吴说。他以为日本人都能识得象形汉字，“不以为奇恒难了”，所以开通明智，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52]。合音、象形不决定文字学习的难易，如果能让求学的民众认识学习的必要性，督促子弟就学，加上政府的“强迫教育”（即今天的义务教育），汉语言文字是不难掌握的。《新世纪》杂志诸人又认为象形字代表着野蛮、未开化，合音字代表着文明、开化。而章太炎指出合音、象形之分，难言优劣;用拼音文字的俄国人，识字比例也不比中国人高。章氏还以为中国所以用象形文字，是因为其语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固音同义殊者众”，如果用拼音文字，那将无法辨别区分意义;而且中国地域广大，如“方土异音，合音为文”，则“逾千则弗能相喻”[53]。他还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用纯用拼音文字。因为幅员广阔的中国，南北东西方言不通，如纯用拼音文字，“岂不是令中国分为几十国么”[54]，这样会造成国家分裂的恶果。章太炎进一步分析造成时人欲废弃中国文字的局面的原因，是由于西人侵略中国，“租界市井之学”盛行，“以爻法远西为宠，学子日益堕国粹”。这些人“挟其功利之心，歆羡纷华”，“恨轩辕、历山为黄人，令自己一朝堕藩溷，不得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55]。所以他们想要将中国变为西方的殖民地，灭绝其语言文字和历史，使得民众失去爱国的情感。对《新世纪》杂志等人“欲以万国新语剿绝国文”的文化方案，太炎认为其造成的祸害比西方侵略者的殖民压迫还要严重;最终“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对废弃汉字的提议深感忧愤。他说：“汉土之语言文字，传之四千年，服习之者四万万人，非吾所擅而有，其蕃衍而为国学者，自先正导其源，并世亦时有二三巨子”[56]。汉语言文字是千百年来“国学”传承的根本和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国学传统和国家的兴亡有着直接联系。国学有着革命救国的力量，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所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命，血脉相连，斩断民族文化的欧化文字改革主张，只会导致亡国灭种。太炎还指出汉字对比拼音文字，有不少优点。如汉语为单音文字，书写便捷;汉字观字可识其义;汉字语源古今演变有规可循，容易通晓等自身的优点。总之，在章太炎看来，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直接体现其对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自信心。

第二是章太炎对白话文教育的思想立场，也长期受研究者关注，这同样可从他保存国粹，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来思考。章氏在晚清革命时期，出于救国革命的需要，对用通俗浅白的白话文来教育人民、宣扬革命是不排斥的，因为“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可起到开发民智的作用。他用通俗文字写过《逐满歌》，民国年间甚至还出版过《章太炎的白话文》。但这仅为方便在民众中传播影响，这些文字，“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57]。太炎心中的文章，是以他“文实闳雅”的《訄书》为代表的文言著作。他还说“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58]，不过是“俗世”所为。如果不能精通“小学”而主张“言文一致”，就是毁坏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他批评两宋理学家语录的口语化倾向，认为如“言文一致”如“行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学日窳”[59]。而要能精通“小学”而作白话文，要求作者“识字之功，须加昌黎十倍”[60]，这实际上否定了时人写作白话文的资格。所以，章太炎对对五四以来普及白话文教育，基本上是反对的;他十分强调“小学”（语言文字之学），鄙视通俗语体，有着一定的保守性。但如果从他的国粹观来理解，也有某种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力的意义。语言文字之学和史学，被他当做国粹，是维系民族独特性的凭依。他认为民族文化的复兴，要用文学复古的手段促成，“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61];而文学“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若是提倡小学，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62]。章氏对传统语言文字的坚持，与前述从民族文化自信的立场出发，推举国学教育来赓续传统文化，重整社会政治的思想逻辑是相一致的。从另一面看，当代有学者反思，白话文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白话与文言只是相对的概念。晚清由改良派人士及部分革命党人倡议“排他性白话文”，“排他性白话文”其出发点有其必然性，但它“在排他性、误读明治日本、语言的声音中心主义等方面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局限”[63]，章太炎的主张在五四百年之后，对于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有着其特有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參考文献：

[1]厉以宁.文化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96.

[2]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426.

[3]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N].民报，1906- 9 -5.

[4][5]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6，120-121.

[6]章太炎.与汤国梨[A].章太炎全集·书信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85.

[7]陈学然.再造中华——章太炎与五四一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430.

[8][44][62]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8，10.

[9]章太炎.原人[A].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59.

[10]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39.

[11]章太炎.中华民国解[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60-261.

[12]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A].黄季刚诗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6：618.

[13][35][41]章太炎.救学弊论[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3，92，89.

[14][24]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83-384.

[15][30]章太炎.历史的价值[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92，291.

[16][29]章太炎.在四川学界之演说[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69，270.

[17]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44.

[18]章太炎.与罗振玉[A].章太炎全集·书信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81.

[19]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75-576.

[20]章太炎.读史之利益[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01.

[21][43]章太炎.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38，537.

[22][54]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81，78.

[23][32][40]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20，422，419.

[25]章太炎.论诸子学[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8、53.

[26]马叙伦.章太炎[A].石屋余渖[C].上海：上海书店，1984：45.

[27]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段回忆[A].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27.

[28]章太炎.我们最后的责任[N].醒狮周报，1925-11-14（58）.

[31][42]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13，614.

[33][37]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汉雅言劄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71-172.

[34]章太炎.與王鸣鹤书[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54.

[36]陈平原.学问该如何表述—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A].章太炎的白话文[C].贵阳：贵州出版社，2001：33.

[38]章太炎.论求学[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94.

[39]章太炎.历史之重要[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88.

[45]章太炎.国学十讲[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12.

[46]章太炎.与吴君遂[A].章太炎全集·书信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19.

[47]章太炎.哀焚书[A].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28.

[48]诸耿祖.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A].陈平原.追忆章太炎[C].上海：三联书店，2009：86.

[49]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5.

[50]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M].北京：三联书店，2003：170.

[51]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C].北京：三联书店，1977：465.

[52][53]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53，360.

[55][56]章太炎.规新世纪[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28，337.

[57]章太炎.与邓实书[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72.

[58]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33.

[59]章太炎.正言论[A].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15.

[60]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A].章太炎全集·演讲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62.

[61]章太炎.革命道德说[A].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85.

[63]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81.

（责任编辑赖佳）

收稿日期：2020-03-29

作者简介：贺国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魏中林，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