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菲亚

摘要：

明末期社会纷乱不安，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以纵欲享乐作为思想武器来与封建传统礼教权威相抗衡，同时文士由于社会生存压力所迫，纵酒纵欲行为亦是一种消极的自我麻痹。文章以《壶天洞乐图》为主要研究对象，画中的纵酒享乐、吟诗作赋、猜拳行令的文人雅集场面与历代雅集图中的场景大相径庭，透露出世俗化的倾向。故文章以三个方面来探析晚明文人雅集中的世俗文化：一是文人崇尚纵酒享乐的世俗人生态度;二是世俗思想中人性的解放与纵情至上;三是画作所蕴含的“江夏派”遗风与世俗意趣。

关键词：世俗文化;晚明社会;雅集;享乐主义

《壶天洞乐图》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绢本写意，微染墨色。除画中有署款为“会稽雪松王俭为龙田何先生写《壶天洞乐图》一览”可以知道作者为浙派画家王俭以外，画上并未有记录年月，但从赏读画卷时风格颇具明代吴伟遗风，可以判断大致为明末清初时期所绘。由于明代新思潮影响，该时期派别风格颇多，绘画作品难免有被遗漏的情况，故此画也没有被记载进画史。从画中题跋可以推断此图为龙田何托王俭所作，或为文化商品定制，或作为友赠，而其他关于作者的作品和个人成就仍待考。

“壶天”一词源于《后汉书·方术传下·费长房》，传说东汉费长房为市掾时，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市罢，跳入壶中。长房于楼上见之，知为非常人。次日复诣翁，翁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此后即以“壶天”一词就谓之仙境、享乐胜境。这超凡脱俗的仙境，即亦是道家思想所向往的悠闲自在的无为生活。明代晚期正是道学复兴的黄金时代，公安派袁宏道曾以：“真乐有五，不可不知”即“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①来鼓励人们崇尚享乐的世俗人生。

一、纵酒享乐的世俗人生态度

从科举制度建立开始，穷困的读书人多以仕途经济、考取功名为目标，力图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来改变穷困潦倒的生活，由于明朝的社会变迁，贪污腐败的官宦掌权，科考并不能公平公正的对待士人，寒窗苦读的窘迫文士在社会生存压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促使下，只能被迫从“道德志向”走向“世俗意图”的道路，这种角色转化也进一步改变了文士的人生态度，文坛宿儒们也不再将“风骨雅趣”作为人生追求，不再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而是“不以私营为耻”甚至“以文鬻利”的世俗化思想。他们以消沉、低迷的世俗态度向社会现实低头，抛开原本的“理”，将纵欲享乐变成他们聚集诗会时的重要目的。

《壶天洞乐图》是一幅长卷，以文人雅集为主要叙事内容，以密集的百余人物组合构成画面，描绘的是同段时间下众人醉酒前后纵情享乐的景象，场面变化无穷、连贯而富有情节性的场景扣人心弦，充满欢愉享乐的气氛。关于文人雅集中世俗的追求，画卷中还有隐喻的描绘，画中有一组四人在欢歌共舞的场景，其中最左的人物手捧蟾蜍，而在历朝历代，蟾蜍（金蟾）都有寓意为聚财、官运亨通的吉祥之物，故手捧蟾蜍又有向往发财、追求富貴的世俗理想，这个崇尚欲望满足、纵情至上的时代，画家和士大夫都将世俗向往毫不遮掩的表现出来，文人、平民百姓皆期望“发家致富，美梦成真”，在一夜之间改变生活，这种愿望也是与传统的耻于言利观念相悖。而在人群的右侧，却有一只展开双翅，单脚站立，欲与众人共舞的仙鹤。鹤极具神性，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崇高的位置，象征文人士大夫高雅的风志，在画中金蟾与仙鹤虽绘制一处，但两者的理想寓意却格格不入，一个与金钱世俗相关，一个是志气高雅的象征，也正说明了画家王俭将明末时代下文人欲追求金钱财富的世俗观念但又不愿背离上层文人雅士的高雅风骨的矛盾心理表现出来，而画卷中场景立志与追求“理想”的雅集环境，是表现文人雅集中世俗享乐的典范。

二、人性的解放与纵情至上

由于晚明社会的扰攘纷乱、动荡不安，在这样的中央集权松动的时期，人们改变原有巡礼守法的政治信条、抛弃陈旧僵化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再被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束缚，人们以个性解放为由，将人性中的丑陋与不羁表现于时代作品当中。从《壶天洞乐图》中可以发现，除了文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与其同聚，根据人物的褴褛的衣着和手中的破烂的蒲扇，应该是该纷乱时代下的乞丐或是流民群体，他们与文人一起醉酒作乐，与他们一同欢舞。这类最下层的世俗群体是不具备风情雅趣和知识文化的，原本是文人阶层最不接受的群体，而此画中的文人雅士却自甘堕落与乞丐流民混迹一处，只为自由洒脱的纵酒享乐，是源于以真情至上的自由精神，人性的解放，也映射这个鲜明人文主义时代下文人士大夫角色的转化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文人可为俗人，俗人亦是文人。

明代是青楼文化盛行的时代，常绘有名妓出现在文人雅集中场面，在青楼文化圈中与文人士大夫建立起常规的关系与互动，与《壶天洞乐图》中文人与流民乞丐同伍相似。故此画文人雅集中还出现不曾见过的“丑陋形态”，画面中的文人并未衣着清楚整洁，而是袒胸露背，光着脚掌，或席地而坐，手上仍捧着酒壶畅饮，或因酒醉躺倒在树边小憩，不省人事，众人松懈的姿态和酒精下的疯癫痴狂毫无文人原本高洁雅致的面貌。画中还有随身侍奉的小童，帮忙搀扶喝醉的文士、服侍饮酒过渡呕吐的文客。从画中的情景来看，结合时代下颠覆礼教思想，离经叛道的“俚文”、“曲艺”、“小说”的描述，倡导淫秽之词以助长风流洒脱的风气，足以反映出文人中狂狷悖俗，酗酒、癖变童、狎妓一时成为时尚，甚至明目张胆的出现在文人雅集会之中。

画中文人的世俗举止与真实丑陋的人性作为展现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而自由的思想何来？为何追求人性解放？就源于明代文人士大夫抵制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本的传统社会秩序，社会思潮引导他们理性思考、反对礼教权威，重视人的尊严和尊重个性、解放人性，以纵酒享乐的生活方式向社会宣扬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同时纵欲行为也是一种消极的自我麻痹。“末世之士人， 率以礼义廉耻为累害， 惟富贵之知， 其求之靡所不可为也”②在这种荒唐滑稽图式下的人物形态狂放不羁，也能表现出作为画家的王俭玩世不恭、低迷的人生态度。

三、“江夏派”与世俗意趣

以吴伟为代表的江夏派与明代浙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擅于以顿折的重墨线条勾勒人物，粗细有致，用笔灑脱富有力量感，常以形象质朴的百姓为刻画对象，注重表现人物的动态和姿势，笔墨遒劲，粗犷大气，尽显刚健豪放，画家笔下激情外露的画风，颇具特色，亦有世俗意趣。《中麓画品》李开先的“六要”，依次是：“神”（笔法纵横.妙理神化）、“清”（笔法简俊莹洁，疏豁虚明）、“老”（笔法如苍藤古柏，峻石屈铁，玉坼缶罅）、“劲”（笔法如强弓巨弩，彍机蹶发）、“活”（笔势飞走，乍徐还疾，倏聚忽散）、“润”（笔法含滋蕴彩，生气蔼然）。所列六要，基本上代表了李氏对于吴伟的评价。

明晚期，随着董其昌对浙派与江夏派“行画”的贬抑，这类表现生活热情、符合中低下层市民阶层题材的绘画逐渐失去没落，被判为“末流”与“狂态邪学”，直到明末被吴门画派所取代。明末清初画家王俭虽并未被画史画论提及做为江夏派的传承者，却可以从画中体悟出和“江夏派”一般的豪放用笔，同以曲折顿挫的线条表现衣纹、枯湿交错，用细而虚的线条勾勒神情，风格颇具吴伟遗风，亦有师承关系。

《壶天洞乐图》描绘的是文人雅集于山洞中饮酒作乐的场景，除了以百余位人物为主体外，画面的背景还有虚实相衬的树干，在画卷题跋的最后部分，有形似洞口的刻画，近景部分还有崎岖的岩石遮挡，作者巧妙的运用树石拉开了空间感。王俭以夸张的手法刻画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笔墨随意洒脱，笔法自由迅速，线条张弛有度，谓之“逸笔草草”。同是醉酒场面，王俭却将众人在壶天洞乐中瞬息万变的百种姿态和神情描绘出来，不仅有聚在一起猜拳行令的文人，也有打着快板为诗文助兴的诗人，还有醉酒尽兴后挥墨如虹的画家，这纵情的世俗百态在王俭的刻画下被注入鲜活的时代气息和旺盛的生命力。

四、结语

从纵酒享乐到人性的解放，从纵情至上到世俗意趣，《壶天洞乐图》向我们展现的是晚明纷扰社会下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真实活动状态，他们以自身享乐为人生追求，社会压力迫使他们走向世俗化道路，以文谋利、以卖画为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醉酒狂欢后回归于现实的苦闷，纵欲纵情也是一种回避现实的自我麻痹。晚明文人雅集会由诸多社会思想制度、政治经济的原因影响，所呈现出的世俗文化也与没落的时代相连，将人性的真实与丑恶都展现在世人面前，影射出晚明社会的世俗风气。

[注释]

①与龚惟长先生书 （人生五乐） · 袁宏道.

②姚节妇传[A].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九[M].

[参考文献]

[1]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J].刘晓东.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05）.

[2]杨仁恺先生论古代书画（浙江篇）（上）那荣利[J].戴立强.收藏家2014-10-10.

[3]明末清初文化变迁与通俗小说流变[A].张文珍.理论学刊.2004（09）.

[4]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秩序的互动[J].朱建磊.青海社会科学.2019 （06）.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