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广臻 谢纯 卢青青

潮州西湖，现为潮州市西湖公园，位于潮州市环城西路中段，占地面积267 hm2。古代潮州城依山带河，山水环绕，潮州西湖原为潮州城西边的韩江支流，唐代中后期潮州修筑北门堤后，西湖所在水道和韩江分割开，于是溪化成湖。

唐宋时期，潮州西湖持续发展建设，其中，南宋林㟽的营治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林㟽自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至庆元六年（1200年）在潮州任主官3年，任职期间疏浚潮州西湖。《全宋诗》中留有林㟽的诗《重辟西湖》二首和《题西湖山石》二首（图1），既表达了其对工程落成的喜悦与豪迈，也展示了其惠泽邦人后的满足感[1]。

在林㟽营治之前，潮州西湖的山水空间在观念上分为西湖山和西湖。林㟽的这次营治，融合了潮州西湖的山水空间，从而确立了古代潮州西湖山水伴城的基本形态。对西湖山和西湖的营治，分别在黄景祥的《湖山记》（以下简称“《黄记》”）和许骞的《重辟潮州西湖记》（以下简称“《许记》”）有相关记载。《许记》凝练了林㟽营治潮州西湖的3个意义—“一以祈君寿，二以同民乐，三以振地灵，起人物”[2]82。这实际指出了林㟽此次营治潮州西湖中的3个“公共性”特征。

1 放生池“以祈君寿”

1.1 营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宋代放生池制度起源于北宋真宗时期，沈杨认为“以西湖为放生池”包含有儒家统摄佛教的考量[3]。南宋高宗延续这个制度，绍兴十三年（1143 年），潮州官员奉诏寻找放生池，而“潮于西山之麓，淹烟湖余壤，仅存步亩，莲沼以奉约束”[2]72。可见，南宋初期潮州西湖已经基本消失，这样的情况延续了数十年。

图1 潮州西湖山上遗留林㟽诗题刻

因此，恢复放生池的建设是林㟽此次营湖的首要工作—“我公莅止，奉天子教条，遍行岭海。又欲以及民者及物，虽天子万年不待祈，又欲鳞介羽毛，皆涵圣恩，以期圣寿，与湖山相无穷，则公于是乎乐在君也”[2]82。潮州《三阳志》记载了此事：“沿湖载柳种莲，作亭于湖，以为放生祝圣之所”[4]506。宋代《潮州图经》记载：“西湖，州之西旧有湖。祝圣放生亭在焉。庆元已未，林侯㟽，尝兴是役，民至今思之。越数年湮塞如故”[4]506。大致可以说明，林㟽此次营治潮州西湖的目的之一便是将其作为放生池。

潮州西湖在潮州城外，宋代针对州府城市近郊空间区域的管治，主要有4个方面：1）营建工程必须要上报，需要有明确的预算和质量要求；2）堤防津渡等水利设施和水资源必须要妥善治理；3）官员对城市近郊的空间区域的管治负有责任；4）强调保护环境，禁止乱采伐[5]。根据《宋刑统·擅兴律》的法条文，兴造池亭宾馆类的建筑，必须要申报和合乎时宜，不得在非农忙时节进行，“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摇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6]。因此，将潮州西湖作为放生池来建设，符合当时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要求，利于工程项目上报。

这样的做法并不孤立，参照南宋赵汝愚营治福州西湖，也是借助放生池的契机而顺势营造一系列风景建筑，“兼照得本州旧无放生池，如蒙朝廷许从今来所请，仍乞将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带，尽充本州放生池，禁止采捕，仰祝两宫无疆之寿”[4]489。

1.2 生态维持的政治保证

“两宫”即指皇帝和太后（或皇后），宋代放生活动一般于佛诞日、皇帝寿辰、太后寿辰等特定日子进行祝圣活动。宋代开国时，就确立了宋皇与佛主同等地位。赞宁把宋太祖当成“现在佛”，认为佛主是“过去佛”，以“现在佛不拜过去佛”为理由，提出皇帝不要拜佛主，并使之成为制度[7]。因此，建设放生池作为一项制度，目的是通过在佛诞和皇帝生辰均举办放生活动，进而强化宋皇是人间佛主的政治意图。这样的做法赋予了放生池政治上的意义。

王大宝在《放生池记》中记载南宋潮州的放生活动，主要是在放生池中放生鱼类和鸟类[2]72。这种放生活动被今人认为有着生态含义：将西湖或某一区域作为放生池或放生所，往往也同时禁止在这些场所、区域捕猎，实际上也等于将这些场所、区域作为生态保护区保护起来[8]。以皇帝的名义兴建放生池，目的是借用皇帝权威来获得营治合法性，这是维持这个“生态区域”的政治保证。

在林㟽营治潮州西湖之前，西湖曾被当地居民侵占为田。“湖山之下有西湖，久已湮塞，居民占田。林侯㟽从邦人之请，开浚之[4]506”，说明导致潮州西湖消失的原因主要在于侵湖为田。

林㟽在《重辟西湖（其一）》诗中写到，“欲借禽鱼祝君寿，君恩宽大此诚微”，指出建设放生池主要是为了与皇帝祝寿，并在湖滨南建设放生亭，作为放生仪式使用。这个做法对侵湖占田的行为起到约束，从而确保潮州西湖的湖面维持和湖山空间的形成，进而实现在湖山之间的“以同民乐”。

2 湖山明丽“以同民乐”

2.1 风景营治的主要措施

在林㟽营治之前，由于上山道路被野草、灌木遮盖，樵夫伐木，儿童、老人在湖山间放牧，对这些行为缺乏管治，逐步导致了湖山风景的破败[9]135。为恢复这一地胜景，林㟽与副手廖德明共同商议，进行风景建设。

林㟽对西湖山的风景治理措施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是开辟景观道路，填补沟壑，移除阻碍物，砌筑登山步级，“堑者夷之，翳者剔之，崎岖者砌而级之”。其次，在路边“植以松竹，杂以花卉”。最后，在登山步道上“复筑三亭，以便游憩”，分别是半山腰上的云路亭，在雁塔东边的东啸亭，接近山顶处的立翠亭[9]135。

林㟽对西湖的风景治理也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在湖中建三亭，“滨于南日‘放生’，介于中曰‘湖平’，跨于山之侧曰‘倒景’”。二是围绕潮州西湖开辟道路，解决了之前绕湖无路的问题。三是在潮州西湖中间架设虹桥一座，从湖平门出发连接西湖两岸，湖面也得到扩大，“南北相距倍于昔”[2]82。

2.2 开放共享的“公共”空间

西湖山自古就是对游人公共开放的地方，“昔时诸公登临赋咏，磨崖纪石，遗迹尚存”[9]135。潮州西湖的风景营治完成之后，林㟽、廖德明等官员们同样没有将其进行封闭管理，而是作为供给州民使用的公共空间。黄景祥以欧阳修在琅琊山时的景象为例，指出这个湖山空间是开放与官民共享的，“昔滁之郎邪，下有娘泉，太守欧公亭其上……醉而与滁人游以相乐也，滁之山水因以名胜。然则林公于湖山，殆亦欧公之于郎邪也夫”[9]135。此外，根据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潮州图经》记载，潮州西湖周边分布的寺观庙宇大致有二圣宫、东岳宫、净慧寺、五王庙、万寿庵等[10]，这些寺庙的存在匹配了潮州西湖的放生池功能（图2）。宋代西湖山中还有立碑告示，禁止人们破坏西湖山[11]。说明宋代潮州西湖在潮州官府的管治范围内，对游人公共开放。

2.3 “官民”共赏

宋代的公共游赏活动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南宋时期的游园活动较为兴盛，各阶层人士都广泛地参与到类型多样的游园活动中[12]。根据《黄记》中“斯时也，吏不踵门，村无吠犬。阖郡之人，以恬以嬉。相与具盘飧，罗樽垒，以穷登览之胜。饮者酡颜，歌者呕哑，舞者抃跃。朝而往，夕而归。而公之与卒，和若一家。待僚属也亲若朋友，爱士民也不翅若子弟”，和《许记》中的“中造小舟，邀宾命酒。荷香逦迤，时度管弦中。邦人乐公德，段公每游柳边竹下草际苔中，涌觞布席而坐，公酒未竟，终不去”，以及比照林㟽《重辟西湖（其二）》中的记载，可知竣工之时，阖郡上下，父老同欢。

图2 南宋端平二年《潮州图经》中潮州城图

从《许记》和《黄记》中可以看出，这里面游览之人的社会身份十分广泛，有吏、卒、僚、属、士、民等。要注意的是，这个“民”很可能不是今天所理解的“老百姓”。宋代户籍制度管理按有无田地分为主户（地主、自耕农）、客户（佃户），主户分五等，即五等分户制，一二三等为中上户，四五等为下户。宋神宗曾指出，“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13]，因此有田产的主户才是一般意义的“民”，无田产的客户被称之为“丁”，在户籍管理中入丁籍[14]。林㟽在潮州西湖中“与同民乐”，“稻香月白，春色满城，我公政暇，停舻举白，民亦熙熙陶陶，鸣俦缀赏”[2]82，与其一同游赏的这些“民”应该是有着田产的主户们。他们占有田产，急需水利设施灌溉农田，林㟽对潮州西湖的营治包含着水利设施的建设，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3 政治昌明“以振地灵，起人物”

潮州自古就有“凤凰山啸西湖平，代代出公卿”的古谚。“凤凰山啸”是指风吹过凤凰山发出的声响。潮州夏季盛行东南风，水汽遇凤凰山所阻，然后冷凝形成降水，确保了潮汕平原农业生产灌溉安全。“西湖平”便是指潮州西湖的水位能够较好地保持，这样下游田亩便可以得到灌溉。农业稳定，经济发展，潮州一地自然就有了“代代出公卿”的机遇。

3.1 农田水利灌溉的功能

在庆元之前的历史记载中，潮州西湖的尺度都比较小，王大宝记载“仅余步亩”。薛利和的《西湖亭》中“泛出芰荷钱万叠，洗开杨柳眼三眠”，指雨后潮州西湖漂浮万余朵荷叶，尺度约四五亩（3 000 m2）塘池。到林㟽就任时，西湖已经只剩下小溪流了。林㟽通过铲除多余土壤和杂草灌木，引流而增大湖面[2]82，结合下文所记，具体指潮州西湖在南北方向的距离被扩大了数倍。因此，需要有堤坝设施来维持湖面。“绕湖、东西古无路”[2]82，就需要在潮州西湖南北侧修建跨湖的道路，新修的路很可能是个堤坝。综合来看，林㟽此次营治活动，应该是完善了潮州西湖南北两侧的渠坝堤闸等水利设施，从而稳定了湖面，获得了数倍于前的效果。

湖面的维持，除了有放生池和风景游乐功能之外，便是服务于潮州西湖南侧下游的农业灌溉。林㟽在《题西湖山岩二首（其一）》中写到，“坐从对高舂放衙，舂米和石也穿芽。鸥边云阔三千顷，树杪烟横数万家”，所描写的便是西湖下游稻田景观，其还特别叮嘱后人一定要维护好西湖风景，“贮月未圆松琐碎，怯风无力竹欹斜。叮咛好护湖山景，养得阴成宿莫鸦”。60年后，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潮州知州林光世再次营治西湖时，发现西湖南边的田亩分属“豪户三十八家”[4]506，这也侧面说明了林㟽营治后的潮州西湖具有服务农业生产灌溉的功能。

从这个意义出发，古代潮州西湖作为一个风景游赏结合农业水利灌溉的综合性风景基础设施，与古代潮州的发展息息相关。

3.2 地方文脉的传承与象征

黄景祥认为，潮州西湖这般“洞心骇目”的风景，经由林㟽治理后而“一朝阐露”，这其中既有凭借湖山间山水风景的客观因素，也有着人的主观营造介入的因素，“得非天造地设，固有自然之境，必得人而后与耶？”[9]135黄景祥的观点反映了一种自然主义（naturalism）哲学的认识，即这种基于自然山水之间的营治实际已经将山水从纯粹的自然中抽离了出来，从中赋予了人的主观认识。 因此，虽然潮州西湖是以自然山水为本底来进行风景营造，但其风景呈现仍然是人在自然山水中不断积累的主观认识，并通过历史的发展逐步转化为地方文化的一个象征。

潮州文化中认为本地区儒家文化起源自唐代韩愈。林㟽在《题西湖山岩二首（其一）》中的第一句“咫尺移文唤即应，此亭便可配韩亭”，就自比韩愈，认为自己是韩愈的继承者；第二句和第三句描述了湖山风景；最后一句“云烟满目皆亲种，留与邦人作画屏”点题，表达了风景经由历代营治而成为潮州文化的传承与象征。

南宋林㟽之后，历史上记载南宋时期对潮州西湖的营治还有数次，“湖山久堙塞，亭亦废。孙侯叔谨，复加疏治，筑湖心故亭，扁以瀛岛。丙午，陈侯，重建放生亭，寻皆颓圯。开庆已未，林侯光世浚旧湖，开新湖，亭馆相望，遂为登览之胜处”[4]506。

许骞引用“山啸湖平公卿之谶”，指出潮州西湖作为潮州的历史遗迹，重辟之后，将不断地出现大量的官位或有声望的士大夫[2]82。从潮州的历史发展来看，林㟽营治西湖之后，潮州也确实是“洋洋迭出”了大量“缨緌之徒”。及至明代，潮州的唐伯元被誉为“岭南士大夫代表”，唐伯元本人也亲自参与了潮州西湖的治理，著有《平湖记》一文。

潮州西湖的风景营治是基于自然山水本底的历时营治。在这个过程中，潮州西湖逐步从一个单纯的风景空间、水利设施中脱胎出来，成为古代潮州地方重要的文脉象征。这个风景营治展现了地方治理的实绩，体现了皇朝政治的昌明，有着明确的“公共政治”内涵。

4 “公共政治”主导的古代风景基础设施建设

南宋林㟽对潮州西湖的营治，第一次完整塑造了潮州西湖的湖山空间格局。在林㟽之前，唐代李皋、李宿等就开始在西湖山进行亭阁建设，宋代于九流、陈尧佐、王汉、鲍粹、黄定等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建设。林㟽之后，孙叔瑾、陈炜、林光世等又继续营治。他们作为潮州地方官，对潮州西湖的营治行为实际代表了潮州官府的施政措施。

即使在今天看来，对潮州西湖的山水空间进行风景建设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需要潮州市政府来统筹协调和管理。宏观上，负责此事的人必须对潮州城与近郊山水的空间格局有着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这就要求负责人有能看到包含城防、山水、人口内容的“舆图”（机密）的权限。中观上，负责人要有调动或者协调潮州和下属三县各项资源的能力，完善各项审批程序。微观上，负责人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审美意识和工程建设上的判断力。这就决定了在宋代，对潮州西湖进行营治的行为并非一般居民可以进行，必然是潮州官府的施政措施。从历史来看，古代潮州官府的介入支持，是潮州西湖历时千余年不断营治的根本原因。

“山与水相接，民与守相忘”，林㟽以重辟西湖为放生池之举为君祝寿，君为父是基本的儒家宗法伦理，作为子民向君父祝寿是本该如此，何以要与民同乐，共享湖山胜景？许骞为林㟽总结到，“湖山之乐，古风流骚雅士，往往以此写幽兴，寄啸咏，而于君民之际或略焉。若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阙，主意上宣，王泽下壅，是湖也，欲乐得乎？峣榭岑青，里闬潇条，画艎宫羽，稚耋怫郁，是湖也，欲乐得乎？”[2]82清晰地表达了林㟽此次营治潮州西湖是连接朝廷和民众的政治行为。风景营治所呈现的太平盛世，正是对君王生日最好的贺礼。

综上，南宋时期潮州知州林㟽对潮州西湖的风景营治，是我国古代地方风景的一次“公共”建设，由“公共政治”主导。潮州西湖的营治是由潮州一级行政机构作为主体来完成的，潮州官府是代表一地的“公共机构”。从目的上看，营治潮州西湖也确实是含有了“公共”的部分，这种公共是相对私人而存在的，从而获得了政治正当性来施行营造和管治。从实际的使用上看，潮州西湖的服务对象就是潮州及其附郭县的居民，作为风景空间也是对公众开放，可以理解成是一项“公共”服务。转译成现代语境便是，地方官员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强化政权的合法性，进而形成对南宋皇权的政治维护，包含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从这个意义来看，林㟽此次风景营治实际是一个以放生池建设为主导，结合公共风景游赏与农业水利生产的“古代风景基础设施”建设实践。除此之外，包括福州西湖、杭州西湖、惠州西湖等在内的其他古代州府园林，均有着类似的风景营治实践，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