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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寒胡戏禁断原因新探

2020-07-02

新疆艺术 2020年3期
关键词:张说玄宗乐舞

□ 李 慧

龟兹舍利盒上的泼寒胡戏

一、泼寒胡戏在中原的流变与禁断

泼寒胡戏是一种发源于中亚的集歌舞、表演和游戏于一身的百戏,通常在农历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举行。据《文献通考》载:“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①《旧唐书·康国传》载:“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②《新唐书·康国传》亦载:“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③从两《唐书》的记载来看,中原与康国举行泼寒胡戏的时间是较为接近的,综合可知泼寒胡戏应是由西域康国传入中原的。

关于泼寒胡戏传入中原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但是根据目前已有文献可以确定的是泼寒胡戏在北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原。据《周书》卷七中载:“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④又据《新唐书·张说传》记载,武则天末年始行此戏,且在唐代前期也曾风靡一时,受到了贵族乃至于皇帝的热烈追捧,一度盛行于两京。《旧唐书·中宗纪》曾载:

神龙元年(705 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⑤。

景龙三年(709 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⑥

另外,《新唐书·睿宗纪》也有记载:“(景云二年)十二月丁未,作泼寒胡戏。”⑦由此可以看出,武则天、中宗及睿宗都是泼寒胡戏的爱好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皇帝的带头,使得泼寒胡戏受到朝野上下的追捧,且并行各地。但同时,泼寒胡戏在中原的盛行也引起了一些朝廷官员的担忧和反对。

中宗神龙二年三月,并州清源县令吕元泰上书曰:

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日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仪之朝,法胡虏之俗。《诗》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则。”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臣所未谕。《书》曰:“谋时寒若。”何必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⑧

虽然吕元泰在他的上书中一针见血的分析了泼寒胡戏存在的危险以及对封建统治者潜在的威胁,但是并未得到中宗的回应,足以说明当时中宗对泼寒胡戏的迷恋之深。后至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右拾遗韩朝宗呈上谏表曰:

……窃惟王公贵人,国之藩翰,凡所举措,须合彝典。今之乞寒,滥觞胡俗,臣参听物议,咸言非古。作事不法,无乃为戒。伏愿陛下三思,筹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行观此戏……况凶奴在邸,实繁有徒,刺客密发,何限夷夏?卒然奔呼,掩袭无备,邂逅惊扰,则忧在不测。⑨

韩朝宗虽因此谏言得到睿宗的称赞,但是在阻止泼寒胡戏在中原继续盛行上也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而后在开元元年(713 年),中书令张说也呈上《谏泼胡表》:

臣闻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请和,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前典,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仪,樽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黑此濺。于宸极,伏源惶惶。⑩

在与前面的谏表对比之下,张说的《谏泼胡表》并未有何特别之处,但是却只有他达到了请求禁断泼寒胡戏的目的。他上书后不久,玄宗颁布了《禁断腊月乞寒敕》,明文禁止再行此戏。自此,作为一种民俗乐舞的泼寒胡戏的生命戛然而止,但在表演泼寒胡戏时所演奏的乐曲却被分离、保存下来,并且融入了文学之中,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流传下来,那就是被后世所熟知的词牌“苏幕遮”。11

龟兹舍利盒上的泼寒胡戏

由此可见,禁断泼寒胡戏的真正因素在于皇帝,而不在于上表之人。同为皇帝的玄宗,与中宗、睿宗相比必然有其特别的考量,才会同意张说的上书。那么从玄宗入手,应当可以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二、泼寒胡戏禁断原因研究现状述评

泼寒胡戏在发展将至巅峰时突然被玄宗禁断,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近几十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但泼寒胡戏被禁的原因一直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目前主流的说法有如下几种:

(一)夷乐乱政说

在吕元泰向唐中宗的上表中曾提到:“旗鼓相当,军阵之势也;腾逐喧噪,战争之乡也。”12从中可以知道泼寒胡戏的表演内容中有模拟战争场面及打斗过程的情景,具有半军事化性质。13且泼寒胡戏是大型的群众性活动,规模宏大,每次表演往往多达几千上万人,且又盛行于二京这样的重要区域,组织此项活动的多是朝廷或者皇亲贵族与在京胡人王族。对于刚刚上位,根基还尚未完全稳定的玄宗来说,泼寒胡戏的存在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14

(二)自我消亡说

泼寒胡戏传自西域,是胡风胡俗。表演时奏胡乐,跳胡舞,着胡服,非雅乐也。而且泼寒胡戏自身在中原的发展中未遵循以汉文化的为基础的原则,在发展中没有很好地适应当时受众的需求,因此中原文化对其缺乏认同感,走向消亡是其必然的归宿。15

(三)胡乐乱华俗说

泼寒胡戏表演的一大特点就是裸露形体,且举行场地是在室外,算是一种街头艺术。大庭广众之下,“裸体跳足”“挥水投泥”与中原的儒家传统不符,有伤风化。16虽然唐朝风气开放,李唐王朝又具有胡人血统,但是终究不得不考虑代表儒家的门阀士族的感受,故将其禁断。

从近几十年对泼寒胡戏的研究成果来看,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去深度解剖泼寒胡戏被禁的原因,近乎了无新意。但是在其论证时提出的一些说法,笔者结合一些史料分析认为一些观点和结论还有待商榷。

1.张说前后的思想变化导致其对泼寒胡戏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

睿宗时,于景云二年十二月丁末作泼寒胡戏,张说的《苏摩遮》五首也正是在此次观看中撰写的。其词如下: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须。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

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绮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

腊月凝阴积帝台,齐歌急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

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

昭成皇后之家亲,荣乐诸人不比人。往日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后又逢春。17

从张说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对泼寒胡戏的盛赞和追捧。然仅隔两年,即在玄宗开元元年,张说便一改之前盛赞泼寒胡戏的态度,而上书请求禁止这一风靡两京的外来风俗。

有学者认为是张说的思想在前后有了变化,因此对待泼寒胡戏的态度也截然不同。18但是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且泼寒胡戏的表演形式并无大的改变情况下,张说对待泼寒胡戏迥然不同的态度是源于其思想上颠覆性的改变这一说法似乎缺乏说服力。

龟兹舍利盒上泼寒胡戏细节

将《苏摩遮》五首与《谏泼胡表》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从这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的文章写作的时间来看,盛赞之诗写于睿宗在位时,禁断之文则写于玄宗在位时;二是从这两种文章的内容来看,《苏摩遮》五首属于应制之作。应制之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内容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因此与其说张说所作的《苏摩遮五首》是在盛赞泼寒胡戏,不如说他是为了讨好睿宗,于是迎合献演者祝愿皇上万寿无疆、皇太子平安顺遂,以及表明对昭成皇后平反的欣喜。19所以从这里看来,并不能凭此得出张说对泼寒胡戏本身的态度有何转变,而是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身份也有所转变,其思考问题的方式自然也就不一样。

2.泼寒胡戏被禁是因为玄宗对张说言听计从

据《新唐书·张说传》载:“睿宗即位……玄宗为太子,说与褚无量侍读,尤见亲礼……景云二年,帝谓侍臣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为我备之。’左右莫对。说进曰:‘此谗人谋动东宫耳,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祸塞矣。’帝悟,下制如说言”。20从这就能看出张说与玄宗的关系不一般,李隆基最终上位成功,张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刚登基时玄宗出于对张说的信任以及政治上对他的需要对张说言听计从,于是由张说上书请求禁断泼寒胡戏时,玄宗便立马颁布了禁令。21然而单凭张说有功于玄宗,就认定玄宗对张说言听计从而禁断泼寒胡戏是否太过草率?

玄宗于开元元年正式执掌皇权,于其有恩的张说也“召为中书令,封燕国公”,22可谓是位极人臣。可就在同一年,在发动政变的太平公主死后,真正掌权的玄宗急需政治人才。这个时候他看中了姚崇,要封其为宰相,张说曾极力阻扰,却没有成功。《新唐书·姚崇传》中载:“先天二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23反而在姚崇当上宰相后不久,也即是在《谏泼胡表》后不久,张说却被“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24据史载可知,姚崇与张说历来不和,但在姚崇和张说的这一次斗争中,玄宗最终还是选择了姚崇,很显然这是他出于政治立场的选择,在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终于掌握实权时,他需要姚崇胜过张说。因此,与其说玄宗同意张说禁断泼寒胡戏的上书是因为对其言听计从,还不如说是玄宗从帝王的角度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3.玄宗也喜爱泼寒胡戏

目前学界研究泼寒胡戏的学者普遍认为玄宗也和中宗等人一样喜欢泼寒胡戏,但是其引用的论证材料仅为玄宗为皇太子时,曾“微行观此戏”。再者除了下令禁止泼寒胡戏,目前并无他处还有关于玄宗与泼寒胡戏的记载,但若细想,光凭“微行观此戏”这一点似并不足以说明唐玄宗是喜爱泼寒胡戏的,更谈不上异常喜爱泼寒胡戏。众所周知,唐玄宗是一个天赋极高、艺术修养极深的音乐家,作为“梨园祖师”的他对音乐的要求极为严苛,所以本文也会从玄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分析,提出玄宗下令禁止泼寒胡戏也有其自身不感兴趣的假说。

三、泼寒胡戏在中原被禁的原因

基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以及部分论断的质疑和回驳,可知要探寻泼寒胡戏在唐朝被禁的原因,主要的破解点当不在张说身上,而是在玄宗身上。或者说,玄宗作为决策者,才是真正决定泼寒胡戏命运的那个人。玄宗作为新执掌政权的帝王,禁断泼寒胡戏一举必然包含着其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玄宗此举似也暗含了其对泼寒胡戏不感兴趣。

(一)重修礼乐,稳定政局

张说上书请断泼寒胡戏的契机在于外藩来朝要以泼寒胡戏作为迎宾礼节,且禁断泼寒胡戏是玄宗掌握实权不久之后的决策,由于时间点的特殊性可知泼寒胡戏的被禁寄托了玄宗和张说开创大唐新面貌的决心,也体现了执政初期的治国思想。

对于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的唐玄宗来说,政局的稳定是其首要任务。泼寒胡戏引得诸王、贵族以及在华胡人的追捧,其表演形式很有可能受到其中有心人的利用,存在着各种军事政变的隐患。25“卒然奔呼,掩袭无备,邂逅惊扰,则忧在不测”说明韩朝宗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6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唐玄宗此时肯定明白这些安全隐患的致命之处。

由此可见,政治因素是禁断泼寒胡戏的首要原因。但笔者认为玄宗禁断泼寒胡戏不仅仅是因其具有安全隐患,更多的是想通过礼乐方面的矫正来表明自己重振朝纲、开创大唐新面貌的决心。

关于礼乐与政教之关系,《礼记·乐记》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27可知礼乐与政教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礼乐应当为政治服务。自则天夺权以来,天下及皇权的归属问题一度成为皇室及朝臣的争执点,武、韦为了自身的权益,冲破了许多原有的礼制,而后的太平公主也是为了权力而不断扰乱朝纲,甚至发动政变。由于她们的放纵,外戚干政,在很长一段时间,礼乐制度混乱,政局也不稳,这也让当时的儒学之流怨声载道。重修礼乐,重建中原礼乐制度,振兴儒、道这些任务就落到了初掌实权的玄宗身上,这也是其在位前期不懈地追求。而且在唐代时期,作为儒家礼乐制度的代言人,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门阀士族在朝堂上所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玄宗的这一做法无疑也是拉拢门阀士族和知识分子,为自己稳固统治的一种巧妙手段。

泼寒胡戏因其鲜明的外来特色引起唐人的好奇而受到追捧,在当时呈愈演愈烈之势。而关于其具体的表演形式,我们可从遗留下来的文史资料中一窥大概:“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绮舞借人看”,着胡服,跳胡舞,歌胡曲;“裸体跳足”,可知泼寒胡戏中有裸露形体者;“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霸索,搭钩捉人为戏”,28这些都是原汁原味的胡俗,且表演形式繁多;“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足见泼寒胡戏有打斗之类的军事表演,且人数众多,规模宏大。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禁断腊月乞寒敕》:

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渍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轻,俱非法服,阗城溢陌,深点华风。朕思革颓弊,反于淳朴。《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况妨于政要,取紊礼经。习而行之,将何以训!自今以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29

这一禁文已指出当时泼寒胡戏在中原的影响力,不只是在华胡人沿袭民风这么简单,而是同时受到不少华人尤其是权贵的追捧。“防于政要,取紊礼经”就道出了泼寒胡戏对唐朝政治和中原礼法的破坏,且其当时已达到“渐渍成俗”的地步,若再不禁断,玄宗振兴儒、道,建立有别于武、韦的礼仪制度,开创新的大唐面貌的政治目标将难以实现。

泼寒胡戏作为外来百戏,既是一种散乐又是一种夷乐,以其禁断作为开端实有树立典型之意。在开元二年,唐玄宗还有两次下令整顿散乐,《唐会要》卷三十四载:

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宫臣就率更寺阅女乐。太子舍人贾曾谏曰……至开元二年八月七日敕。自有隋颓靡。庶政凋弊。征声遍于郑卫。衒色矜于燕赵。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观之。寖以成俗。此所以戎王夺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变浇讹。用除灾蠹。眷兹技乐。事切骄淫。伤风害政。莫斯为甚。既违令式。尤宜禁断。30

其年(开元二年)十月六日敕。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31

唐玄宗创作的《霓裳羽衣曲》,涂志伟油画作品局部

这些都表明玄宗重建礼乐制度、开创大唐新面貌的决心。在这一点上,张说与玄宗不谋而合,直至开元中,张说都一直致力于建立重道尊儒、礼乐制度完备的政局,《旧唐书·礼仪志一》:

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32

从这一系列的举措来看,禁断泼寒胡戏绝非偶然。因此,可以说禁断泼寒胡戏实是玄宗与张说心有灵犀的合谋之举,是勋臣张说的智慧之策,玄宗皇帝的英明之举。33

(二)不拒胡乐,但求华化

那么对泼寒胡戏态度的转变,除了是其身份转变,考虑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之外,是否也存在玄宗个人喜好的因素呢?上文也提到过“玄宗也喜爱泼寒胡戏”这一说法并不可靠,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中曾提出“玄宗本人对此(泼寒胡戏)也不感兴趣”一说,可惜的是前辈并没有深入探讨下去。玄宗是一位“艺术皇帝”,《旧唐书·玄宗本纪》言其“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34对唐代乐舞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艺术视角来观察玄宗,也未必不能探讨出他对于泼寒胡戏的态度。

唐玄宗对音乐的贡献之一是最终确立了“立部伎”和“坐部伎”之分,关于坐、立二部,《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35“立部伎”“坐部伎”的乐舞节目,基本上都是为了歌颂帝王而作,玄宗充分发挥了其音乐天赋及素养,亲自指导乐舞的训练,提高了这些为政治服务的乐舞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与以往的坐、立部的规模相比,玄宗精简了演出的人数,如以往立部伎多时可达180 人,至玄宗时期只留下80 人。玄宗更注重的是专业性,而不是声势上的浩大。《旧唐书·音乐志》中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36可见玄宗音乐素养极高,有着敏锐的听觉和极强的乐感,不容一丝瑕疵,追求完美,对待音乐的态度十分严谨,可知玄宗喜欢的当是极具艺术性、审美性而又专业化的乐舞。

唐玄宗亲自创作乐曲

泼寒胡戏在中原大受欢迎,一是在于其外域特色,二是在于其娱乐性极强。任半塘先生的《唐戏弄》里提出唐朝时的泼寒胡戏是已经具有戏剧意味的“戏弄”。且如前文所言,泼寒胡戏人数众多,规模宏大,表演形式繁多,与观看人群还有密切的互动,显然泼寒胡戏是没办法同时达到玄宗对于艺术的追求标准的。从慧琳《一切经音义》的记载:“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霸索,搭钩捉人为戏。”可知泼寒胡戏的表演倾向搞怪而又原始化,对艺术有着高要求的玄宗对其不感兴趣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唐玄宗的音乐贡献之二在于亲自创作了很多乐曲,最著名的莫过于《霓裳羽衣曲》了,《新唐书·礼乐志》记载了其创作来源:

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一说罗公远与明皇游月宫,见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裳衣舞,问其曲,曰《霓裳羽衣》。帝默记其音而还,故作是曲。37

此曲的创作起因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使之有种与生俱来的梦幻感和神秘典雅的意境。《霓裳羽衣曲》寄托了玄宗崇道尚仙的思想,致力于营造虚无缥缈的仙境,给人柔美的享受,是玄宗最引以为傲的一首创作,在唐代曾引起一阵狂热。白居易有诗云:“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38唐玄宗作为创作者,这首乐曲必然也包含着其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虽然《霓裳羽衣曲》借鉴了《苏婆门》元素,但其思想内核却是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是胡乐华化的一大典型。从《霓裳羽衣曲》中我们可以看到玄宗的审美取向以及对于胡风乐舞态度。玄宗之所以不排斥外来的胡风乐舞,很大的原因是当时的李唐皇室以及很多上层贵族具有胡人血统。同时,玄宗作为一个造诣极深的音乐家,他对于音乐有着高超且独特的审美情趣。从他对待外来乐舞的喜好所表现出来的是,他更欣赏融合了中原文化、汉乐舞元素的汉化胡乐舞,这类乐舞不仅保留了西域乐舞的优点,更关键的是还融合了中原雅乐的精髓。

同时代流行的西域乐舞还有胡旋舞、胡腾舞以及柘枝舞。且按史书记载,玄宗极爱胡旋舞,杨贵妃和安禄山擅长此舞。前人对于这三种乐舞的研究已几近完备,梳理前人的研究可知这三种乐舞在中原流变及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与中原俗乐相交融,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演奏的乐器逐渐加入中原乐器,至唐朝乐队中胡、汉乐器的比例不分伯仲。39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同为外来乐舞,胡旋舞、胡腾舞和柘枝舞在中原的境遇与泼寒胡戏截然不同。由此也印证了上文说的玄宗所欣赏的胡乐舞是汉化的胡乐舞。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泼寒胡戏从乐曲舞蹈到表演形式再到其寓意内涵都是原汁原味的胡文化,对于一向崇道、追求美感的玄宗来说是很难获得他的青睐的。

胡旋舞

另外,与胡旋舞、胡腾舞以及柘枝舞相比,泼寒胡戏能被改造的几率也相对小得多。除了上文所说的乐器方面的不同,就表演形式来说,泼寒胡戏是大型的歌舞戏,人数众多;而其他三种乐舞均为小型舞蹈表演,人数较少,如唐代柘枝舞常常是一人独舞或者二人对舞。40就表演场地来说,胡旋舞等大多为室内,有固定的舞台,且胡旋舞者还时常立一毯上进行表演。而泼寒胡戏是一种街头艺术,且其是行进歌舞,无固定舞台。而就寓意内涵而言,胡旋舞、胡腾舞及柘枝舞都不具有泼寒胡戏那样浓厚的民俗意味,尤其是入华后,这三种乐舞只是单纯的观赏乐舞。而泼寒胡戏的上演则有着浓厚的胡风异俗的印记,即“裸体跳足,挥水投泥”,这是泼寒胡戏的必然过程和寓意内涵所在。41对于泼寒胡戏的“裸”,有学者指出是一种高贵的单纯,男性裸露身体的健美源于雅利安人原始信仰中的生殖崇拜,且是面向神灵的一种祈祷;42泼水一环则是源于伊兰为纪念甘雨解除了干旱。这些内涵寓意要么与中原儒道相悖,要么与中原文化背景不合。与其它几种乐舞相较之下可以看出改造泼寒胡戏的难度十分大,由于其表演形式的特殊性及其表演场地的不定性,就几乎不可能将其改造成如胡旋舞之类的高水平的纯观赏歌舞。并且泼寒胡戏的寓意内涵和文化理念与中原儒道文化是相悖的,但这相悖之处却又是其命脉所在,这也就意味着将其改造为与中原文化相适应的乐舞的可能性近乎为零。所以,哪怕是艺术大师的唐玄宗也没有尝试去挽救、改造泼寒胡戏,而是一掌握实权就将其禁断。

音乐对于初掌政坛的玄宗来说,既是其稳定政局的工具,也是其闲暇时的嗜好。玄宗即位之初,礼乐制度以及政局都十分混乱,泼寒胡戏与中原礼乐制度相悖,且当时在中原十分盛行。对于执政者来说,无论是出于维护当时政局稳定的目的,还是出于要通过重建礼乐制度来开创新的大唐新面貌的目的,禁断泼寒胡戏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加之,泼寒胡戏并非是艺术皇帝玄宗的爱好所在,至此,可以说泼寒胡戏在开元被禁的原因是玄宗个人喜好与身份转变的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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