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关银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210072)

引言

19世纪初，英国评论家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对富有盛名的卢浮宫展品大为称道：“艺术高傲地端坐于她的王座上对信徒们说，你们所有的目光都要看向我，所有的膝盖都要跪拜我……她接受诸多荣彩之处便是她的神殿，信徒们便如在寺庙中参拜一样的膜拜她。”[1]是什么令陈列在艺术博物馆(即一般意义上统称的“美术馆”)中的艺术品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群体时，几乎可以产生惊人相似的吸引力法则？对于曾经拥有不同文化产出背景的艺术品而言，假如不做系统的专门研究，仅仅以隔靴搔痒的举措来试图理解，又会形成多少有益于现实的社会价值？诚如不经过专业的解释，就无法了解到马德里王宫中为何会以一块皮质的盾牌来展示西班牙人昔年拥有的辉煌战绩。可能每一位驻足的观者都会毫无例外地将此归因于治铁技术革新之前的暂时替代，绝不会有人轻而易举地意识到这是由于西班牙人在与伊斯兰人对垒过程中，发现枪剑从皮革中拔出时皮质自身弹性会使裂痕自动闭合，而笃定地坚信使用皮质盾牌会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恢复的神力。今日，我们依旧可以在策展人的前言中直接获取展览所意欲表达的观念。“当我们与一群有共同观点或信仰的人在一起时，这些观念也便无须过多解释。”[2]如此这样，便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为什么我们愿意引进不同文化的代表进入我们的博物馆展出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