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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汉平的华侨教育思想

2020-06-30路阳

摘 要:丘汉平较早提出应从华侨社会宏观环境中去分析华侨教育问题,强调指出华侨教育负有培养知识技能及增进民族意识的双重使命,并注意从华侨与中国关系视角出发考察海外侨校的运作与实践。丘汉平提出,华侨教育应统筹海外与国内两大方面,同时兼顾归国侨生和国内青年两个群体,认为培养国内优秀青年以移民知识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民国时期华侨教育的代表性成果,丘汉平有关华侨教育的论述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功用,对于当前海外华文教育仍具有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丘汉平;华侨研究;华侨教育;侨教复员

作者简介:路阳,政治学博士,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中国近现代政治(E-mail:luyang87122381@163.com;福建 厦门 361021)。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建国初期华侨复员与中外交涉略述”(18SKBS304)。

中图分类号:G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3-0049-10

长期以来,华侨教育是华侨社会较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华侨研究的重要问题,受到中国政府、海外华侨社会、广大侨胞及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华侨教育思想是华侨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目前,学术界重点对陈嘉庚、黄炎培、郑洪年、何炳松、端方、胡文虎和张国基等华侨实业家、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相关研究,产生了有价值的成果。

丘汉平(1904—1990)是我国近现代知名的法学家,在罗马法、法制史等领域享有卓越声望。20世纪30年代,丘汉平留美归国后进入当时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从事法律及华侨问题的教学研究,并曾主持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工作。丘汉平作为华侨教育的倡导者、力行者和研究者,始终密切关注华侨教育问题。在相关论著中,丘汉平分别论述了华侨教育的性质意义、目标使命、优势不足,以及华侨学校的经费、管理、师资、教材及侨教复员等华侨教育领域的关键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丘汉平的相关论述,不仅对当时的华侨教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给当下海外华文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经验镜鉴。

目前,学术界缺少对于丘汉平有关华侨研究,尤其是华侨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专门研究。

本文依据已掌握相关文献资料,对丘汉平有关华侨教育的思想发展、教育实践、主要观点、研究特点、学术贡献等方面加以较为全面地考察。作为民国时期有关华侨教育的一种代表性观点,丘汉平有关华侨教育的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功用,是民国时期华侨研究的重要成果。

一 丘汉平华侨与华侨教育研究概述

无论是从华侨背景、工作关系与学术研究来看,丘汉平都与华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从事南洋及美洲华侨问题的研究,投身于暨南大学华侨教育并主持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抗战期间又积极从事服务侨胞的实际工作,在中国近代华侨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丘汉平生平简况

丘汉平,字衡理,福建海澄(今厦门海沧)人,生于缅甸仰光,幼年自缅甸回国,先入读厦门集美学校,后到鼓浪屿英华书院就读。

1921年丘汉平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学校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暨南学堂创办于江苏南京,因清朝覆灭而停办。民国成立后191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后迁往上海,1927年该校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1949年该校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新中国成立后,暨南大学于1958年在广州重建。

攻读商科。1924年毕业之后,他又于1925年和1927年分别获中国公学商学士和东吴大学法学士学位。1928年春,丘汉平赴美留学,取得美国国家大学法学博士学位(S.J.D)。1930年,丘汉平赴欧洲考察,成为意大利皇家大学罗马法学院名誉会员,后返回上海执律师业务。

回国后,丘汉平历任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外交领事专科主任、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后改为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兼中学部主任,同时兼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中国公学宪法教授,交通大学商事法教授。

在此期间,他参与创办华侨中学(后更名侨光中学)、华海中学,兼为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主编大学杂志,创办中国经济信用合作社,并任上海市社会局顾问。作为归国华侨,丘汉平积极参与上海各华侨社团的各项活动。1933年6月,他当选为上海华侨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委。

1939年秋,丘汉平先后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福建省银行总经理。1945年1月,丘汉平任福建省政府财政厅长、后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直辖驿运管理处处长,创办省立福建大学并兼任校长。1947年夏,丘汉平辞去本兼各职,8月返回上海从事律师业务。1948年国民政府“行宪”后,丘汉平当选为“立法委员”。1949年内战结束前夕赴台,后继续担任“立法委员”,“立法院”财政和预算委员会召集人。此外,他曾出任台湾华侨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东吴补习学校(台湾东吴大学前身)校长、铭传女子商业专科学校董事长等职。

(二)丘汉平华侨研究概览

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胜利前后,丘汉平先后出版了《华侨问题》与《战后华侨问题》两部专著,同时在《东方杂志》《南洋研究》《中南情报》《闽政月刊》《公余生活》《新福建》等杂志发表文章10余篇。从学术和工作经历来看,丘汉平华侨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阶段:1.回国任教至全面抗战前夕(1930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除从事执业律师外,他主要在暨南大学等校任教,主要是从法律视角论述华侨社会相关问题,如华侨国籍问题、侨民权利、华侨教育等問题。2.全面抗战爆发至抗战胜利前夕(1937年至1945年)。丘汉平先后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福建省银行总经理、福建省政府财政厅长,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直辖驿运管理处处长等职务。这一时期的华侨研究主要涉及华侨经济、侨汇、战后华侨复员等与现实工作密切的问题。

(三)致力华侨教育,从事华侨研究

1.参与创办华侨中学。1931年春,丘汉平与于右任、戴槐生、陈清机、马璨汉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华侨中学。丘汉平任校长,马璨汉任副校长,马璨荣为教务长,并租定校舍于西摩路103号。

《申报》当时报道指出,“华侨戴愧生、陈清机、丘汉平、马灿汉等,以各属居留政府压迫华侨日甚,前之放任华侨自由兴学者,今则束缚取缔备极苛酷,影响所及险象日呈,或缩小规模,或完全停辍。华侨教育权行将尽丧,华侨国民性亟须维持,爰联热心侨界,发起组织华侨中学,经由教育当局核准设立。”

1933年春,华侨中学经上海市教育局核准立案,同年夏,该校又获教育部及侨务委员会备案。当年上半年,学校即有学生四百余人,后该校由西摩路迁至南园,更添设小学部,学生增至七百人。

丘汉平指出,华侨中学之设立,“一方训练海外归国之侨生,俾其所学有所用,一方培植国内之青年,使其注意华侨事业及明瞭殖民方法并授以实用智识。”

在课程设计上,既有中英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政治、经济等基本课程,也有商科及师范科课程。1932年12月,丘汉平因自身“担任各大学校教师及律师职务之忙,对于本校,事实上未暇兼顾”,乃竭力辞去校长之职,后改任该校校务发展委员会主席。

1934年1月,侨光中学校长马灿汉因病辞职,丘汉平重任校长。

他上任后,重振校务,开设国文、英文等科补习班,免费补习学生,提升教育水平。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侨光中学的教育成绩加以赞誉,“本埠新闸路南园侨光中学原名华侨中学创办至今,已届四载,历次毕业生升入国内大学者成绩斐然,其赴国外留学者,亦不乏人”。由其可知,华侨中学无论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办学效果等方面均取得了相当成绩,这也与丘汉平两次校长任内的治理实践有紧密关联。

2.任教暨南大学。丘汉平回国后,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历兼任暨南大学外交领事系主任、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后改为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兼中学部主任。丘汉平对暨南大学作为侨校的独特地位和使命有过专门的论述:一是注重侨界需要。暨大作为培养侨界人才之所,应适应侨界之需要。“既可解决毕业生之出路问题,而亦不失母校之为最高华侨学府也”;二是研究华侨问题。“华侨问题为吾国民族问题之一。其影响国计民生,至深且鉅,本校为华侨之最高学府,故负有研究之责任。母校之设立海外文化事业部本为此也。”学校应扩充该部之事业经费,罗致专家人才,以适应时事之需要;三是联络侨界领袖。学校位居上海,联络侨胞较易,学校应注意侨胞之联络。

由此可知,培育侨生、助力侨教、了解侨情和联络侨胞都是暨大办学应有之义。抗战胜利后,丘汉平也就暨南大学未来发展提出具体建议。丘汉平指出,“以华侨人数之众,移民区域之广,须有专科大学以培植高级人才,自属当然。”

丘汉平认为,暨南大学应注重以下各点:(1)恢复外交领事系,以训练外交及领事人才,并灌输移民专门学识;(2)充实海外文化事业部,扩大其组织,以资沟通中南文化及促进中国之联系;(3)设立南洋博物馆搜集南洋各地之土产;(4)增设师资学院,大量训练南洋中小学校及职业学校师资,以补救侨校师资之缺乏;(5)增设农学院以训练垦殖人才;(6)加强现有之商学院;(7)加设西班牙、荷兰、马来、泰国等外国语文等科。

丘汉平建议暨南大学通过增设或补充现有院系、学科,尤其是发展外交、师范、农业、商务、语言等学科,以发挥华侨教育之优势与责任,既为海外华侨社会培养专业人才,也为暨南大学涉侨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 华侨教育的性质与使命

丘汉平认真论述分析华侨教育的性质与意义,并深入探讨华侨教育的目标与使命,优势与不足,华侨教育与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关联等问题。

(一)华侨教育的性质与意义

华侨及华侨教育的性质与定义。丘汉平指出,华侨是移民而不是殖民,这是中国政府对华侨应有之认识。“我们以为祖国政府对华侨应有一个认识,认识华侨是移民不是殖民。既是移民,就不能实行同一的政策,而华侨的居留地主权不是属中国,当然不能准许华侨对他们有不利的行动,明白这一点,我们才可谈保护华侨,继可谋华侨的切身厉害!”

在此基础上,丘汉平对民众教育、侨民教育、殖民教育等概念专门加以论述。他指出,华侨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华侨教育是指“华侨的民众教育,一般教育”。狭义来说,华侨教育是指“中国政府对于华侨所设施的教育而言”,又称“侨民教育”。与此相对,丘汉平将“殖民地或居留地对华侨特别设施的教育”称为“殖民教育”,也就是“奴化教育”。

华侨教育与华侨社会现实环境密切关联。丘汉平指出,对于华侨教育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华侨社会及经济、社会状况的现实环境来考察。同时,他注意到华人社会内部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受过教育的又可分为土生与唐山客。土生侨胞大都接近洋种,唐山客则为纯粹之侨胞,保留中国头脑。所以就受教育部分来说, 土生与唐山客俨若两届,要他们合作一起,真是不容易。何况大多数的侨胞是文盲呢?”

丘汉平注意到,就占华侨最大多数的劳工而言,经济因素对于华侨教育的影响甚大。他因此提出应基于华侨的现实环境来切入华侨教育问题。他指出,“教之,育之,这固然是很重要,但自个人生活方面来看,比这教育问题还更重要的,就是经济问题了。兴学是一件不易的事,入学也是要增加父母辈的经济负担。子女能够入学,必在家庭生活不发生问题之后。现在华侨的失业,不论士农工商,都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所谓侨教更是限于可怜的状态了。”因此,随着华侨失业问题的日益增多,华侨教育更陷于不利的状态。

(二)华侨教育的目标和使命

华侨教育负有灌输科学知识及训练团结能力两重使命。早在20世纪30年代,丘汉平就对华侨教育的目标与使命问题加以阐述。他认为,缺乏科学知识和缺少团结能力为侨胞失败、国家衰落之主因,而华侨教育负有灌输科学知识及训练团结能力两重使命。丘汉平提出,“此二端本为吾国衰弱之主因,僑胞亦未能外此。吾人欲使侨胞自救救人,必须去此症结,欲去此症结,则华侨教育尚矣。”“华侨教育者,即负此二重之使命也。一方贯(应为灌,作者注)输科学知识,一方训练团结能力。前者兴侨胞之应付知识,后者兴侨胞之应付能力。二者并行,国势虽弱,侨胞地位之增进犹可期也。”

华侨教育因具有培养侨胞文化知识及团结能力的作用,因而对于侨胞事业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胜利前夕,丘汉平再次强调从增进侨胞民族意识和知识技能两方面论述华侨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欲培养华侨的民族意识,首先是“如何使华侨认识其自身的地位及祖国的关系。”具体而言,第一,诚实宣扬中华民族历史上宏功伟绩及民族伟大,使侨胞发生眷怀祖国的观念。第二,如实论述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受人侮辱及民族衰落的原因以及最近力图复兴的经过事实,使侨胞信仰祖国政府的卧薪尝胆,挽救国难。第三,赞扬他国民族的刻苦耐劳爱国精神,与当前的中国人生活相比照,以便自己勤勉起来图谋团结改善。

他同时注意到传播智识技能对于海外侨胞的重要性。“质言之,南侨事业前途,除民族意识与道德而外,复聚于侨胞之智识技能。”

丘汉平指出,“盖教育原为发扬文化灌输智能之利器,过去侨教缺乏一定方针,乃无可讳言之事实。今后侨胞事业之建设,首应发挥教育力量以配合民族道德与科学智能,方不致日趋险境,故华侨教育实为华侨一切事业建设之根本,而为吾人战后首当重视者也。”

由此可知,华侨教育一方面可以加强侨胞祖国观念,免于被同化;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侨胞之智识技能,成为华侨教育的重要使命所在。

华侨教育应兼顾培养海外侨胞和国内优秀青年。丘汉平曾指出,“今之提倡侨教者,袛注重培植南洋侨胞子弟而已。至于培养国内优秀青年,畀以殖民智识,向外发展,则未顾及。殊不知由内而外之移民,实与教养侨胞子弟一样重要。”

具体而言,一是培养归国侨生授以实际智识,使之吸收祖国文化,适应南洋社会之智识技能;二是培植国内优秀青年,使之适应南洋社会之智识技能,研究华侨失败原因并谋改进之道。

由此,与一般华侨教育关注于培养侨胞不同,丘汉平认为培养国内优秀青年以移民知识同样重要。

華侨教育有助于侨胞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培养。丘汉平对此专门加以论述,“况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互为表里,民族文化既以教育未能普及而超于衰落,民族意识自以文化未能发扬而愈形淡薄。吾侨耳濡目染,多为洋化土化。苟无适当教育,加强其祖国观念,则环境移人,难免数典忘祖,渐被他族同化,逞论发展。”

丘汉平指出,民族文化因无教育普及而衰落,而与民族文化相表里的民族意识自然愈加淡薄,因而教育对于培养侨胞民族意识、祖国观念十分重要。丘汉平指出,应以教育来改进华侨文化及社会,“则此后的侨教,应要站在民族的立场,对于民族意识及民族文化这两方面,要特别着力。”

因此,加强华侨的民族意识,灌输他们民族文化,改进华侨社会文化成为此后华侨教育的中心问题。

(三)华侨教育的优势与不足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丘汉平就对华侨教育的优缺点进行了论述。在《华侨问题》一书中,他对于华侨教育概况,诸如侨校数量、学校组织、经费来源、学校教职员、课程与教科书、学生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

同时,他注意到华侨教育的特殊性,并重点从民族意识、教科用书、职业教育、补习、失学儿童和教育师资等六个方面具体探讨。

丘汉平认为,尽管面临困境,华侨教育仍具有部分优势,为中国国内教育所不及。“华侨教育,似已濒于破产之途,实则华侨教育,并未绝望,尚有几种优点,是国内教育所不及的。”

他进而指出,国内的学校“不是受军事影响,便是受政治干涉”,南洋各侨居地虽有法令加以限制,但华侨教育仍能得到相当的设施,有教育发展的空间。

丘汉平认为,华侨教育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国语通用、学风优良、办学负责等方面。他指出,华侨社会原以各地方言作为交流语言,自华侨学校设立并以国语教学,且日渐由学校推行到整个华侨社会当中。“这是华侨教育上,最大的长进。现在尚继续提倡,不久的将来,或许有普及的希望!”

他同时注意到华侨教育存在的不足,“有许多侨胞,对于华侨教育,都抱怀疑的态度,大失所望。华侨教育在今日,办学无人,经费困难,师资缺乏,教材窳劣,此为其大弊。”

在他看来,华侨教育的缺陷主要体现在职权不专、经费困难、师资缺乏、教材低劣等方面。因此,“我们要谋华侨教育的进展,少不了要使优点增高继长,劣点切实改善,尽力求进,华侨前途,才能有发扬光大的希望。”

丘汉平对于侨校学生的素质和爱国热情给予赞扬和肯定。他指出,侨校多有中国尊师重道之风,侨生“多最俊秀英华,灵敏活泼,容易教化”,对于祖国多有向往和认同之情。因此,“如果有良好的教师,把他们好好的去培养出来,将来华侨的希望,未可限量。”

他提出,“华侨教育上最令人满意之事,即为侨生之纯良。大多数学生均勤俭纯笃,活泼英俊,易于教化。年事较长之侨生,每闻教师讲述祖国之事,必忠义愤发。此种效忠祖国之热忱及英武有为之精神,如能更得优良教师之诱导,则侨教前途,未可限量。”

三 华侨学校存在的问题

丘汉平从华侨教育的历史发展出发,对华侨学校在运作管理、经费、师资和教材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意见建议。

(一)华侨学校的运作与管理

肯定华侨兴办教育事业的贡献。1940年6月,福建省各界举办欢迎会迎接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一行。丘汉平在会上对于华侨社会、社团兴办教育的事迹加以赞颂和肯定。他指出,“华侨先辈可以说是没有受过教育,他们赤手空拳走到海外,披荆斩棘,惨淡经营,创造新天地,可是他们却知道欲与外国人竞争,非有智识学问不可。华侨先辈本身虽没有机会受教育,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子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于是积极倡办各种文化事业。”

丘汉平对于华侨社会兴办教育所作贡献,以及侨胞持久不懈的办学精神给予充分肯定。

注意完善华侨学校治理架构。丘汉平认为,缺乏办学经验是华侨教育的一大缺陷。对于学校的运行管理,校董和学校教职员之间的职责分工和团结协作便极为关键。他对于校董的作用和地位予以肯定,“校董是办理华侨教育的人,掌管教育的命脉,华侨教育的兴衰,大部全在董事手中。”

他同时认为,校董不宜直接而宜从旁协助,以使学校和教职员都能各行其职,各善其长,各尽其责。他指出,侨校职权不端之弊病在于,“侨校校董负筹划经费之责,于是对一校行政率多干涉。各校董原属工商界领袖,于教育未必擅长,校长乏权亦难展其抱负,殊足妨碍侨教之改进。”

他认为,学校之行政等项事务应由专门人才来加以管理。“但于负实际学校行政之责者,则宜适选受有教育专业训练品学兼优之人士担任,由祖国政府预为储才。”

也就是说,校董对于学校的大政方针、经费筹措应多加注意,而对于学校的具体管理事务如教职员招录、招生录取以及教学实践等应由教职员负责,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机制,促进学校更好运作和发展。“这样一来,校长和教职员们,都能畅抒抱负,以协谋华侨教育的进展,这便是校董应有的态度。”

重视发挥教育协会及政府作用。丘汉平指出,“侨胞居留地地区辽阔,社会复杂,教育之推进既必须当地教界人士之协力,同时各地教育上特殊问题亦赖若辈贡献意见,故教育协会之组织,对促进侨教上极具价值。”

他建议各地华侨教育界人士应组织教育协会,以促进华侨教育之发展。同时,政府对于华侨教育的指导十分必要。丘汉平建议强化现有侨教指导机构,并选派侨教专家赴驻外领馆,“负责办理侨教设计及视导事宜,而收实地改良负责推进之效”。

(二)华侨学校的经费问题

丘汉平指出,“华侨既有志提倡华侨教育,对于学校经费,都能切实负责筹募。”

每当学校面临财源等问题,华侨社会总能齐心协力,多方设法维持。侨校董事,有志提倡华侨教育,切实负责维持学校发展。他指出,“虽遇困难,亦能勉力齐心,共同维护,此种竞争与办学之责任心,堪称特点。”

历史已经证明,侨胞注重集資兴学,重视文教之风有助于教育文化事业推进。

丘汉平指出,华侨学校多无基金和校产,“综观华侨各校鲜有筹足固定基金以供发展之用者”。华侨学校经费多赖校董等多方筹措以及月捐、学费以为负担,学校如无固定经费,势必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和发展。

他认为,侨胞商业失败,经济紧缩等因素都将对于侨校之维持产生不利影响。丘汉平建议从校董及中国政府两方面筹集基金,使华侨教育经费有稳固的保障。他提出,“校董应该召集有力侨胞,切实地计议,募集相当款项,连同捐款,经营稳健生产事业,把收入的租金或利息,充作学校常年经费。同时祖国政府亦应普遍地筹集巨额侨民教育补助费,藉减华侨的负担。遇到不足的时候,再设法募集月捐。”

丘汉平认为,华侨教育今日之基础得益于侨胞悉心捐助之功,政府对此应加以奖励。他指出,筹集基金是华侨教育及学校发展之基础。无论学校创办者还是中国政府都应通过募款、投资、拨款、外汇等方式给予支持。他指出,“其设立学校之董事及创办人,固应从实计议,募集巨款,投资稳健事业,以孳息所入充作学校常年经费,而祖国政府亦应拨付巨额,外汇,以为侨教补助基金,视学校成绩及需要优予补助。”

(三)华侨学校的师资问题

丘汉平指出,教育师资是华侨教育应特别注意的问题,也是华侨教育取得良好成绩的前提。他认为,“优良师资,在办理侨民教育是格外需要的。做老师的,应该要有科学的头脑,丰富的常识,教育学的智识,教授的能力,以及高尚的品格。”他具体指出,各华侨学校受专业训练之师范毕业生为数甚少,无法适应教学之需要。同时,战前华侨学校的教职员待遇因受当地经济情势所影响,难以吸引优良师资在此长期任职。

丘汉平进而建议,应对现有的教员加以补充训练,并制定奖励办法,使他们安心侨教。

针对师资问题,丘汉平从师资培养、资格甄选、薪酬制度等方面为改善侨校师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他具体指出,“至于甄别教员的资格,予以切实的审查,亦属重要。遇有师资良善的教员,应该予以种种便利,减少他们去国离乡的感想,薪酬采用年功加俸的制度,使他们安心久于服务。更须集合几处的华校,合设一图书馆,广置各种书籍,供给教师们进修和研究。”

他认为,优良师资是侨校发展之重要条件,应兴办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对原有师资进行教育培训,并制定师资保障奖励办法,使他们安于教职。

(四)华侨学校的教材问题

丘汉平指出,由于华侨教育受侨居地政府的种种限制,加之国内教材未能适合侨生的环境与需要,因此使得华侨学校无论正式教材还是普通读物都有所缺乏,“此乃侨教之最重要问题,而不容吾人忽视者也。”

他认为,国内教科用书有很多地方不适用于华侨学校,教科书应切合华侨社会的需要。“华侨散布的区域甚广,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国内的教科用书就有许多地方不适用于华侨设立的学校。一般研究华侨教育的人,都认为有重编教科书的必要。”

丘汉平认为,应依据华侨教育之方针加以拟定教材,以适应侨胞之需要。

他具体提出,“侨教书本,既受当地政府,严切的限制,新颖的智识,很难灌输。加以采用祖国旧教本,非但思想陈腐,并且不适当地的需要。所以编辑教材,是一件急不容缓的工作。”

对此,丘汉平提出来具体的建议:一是现有服务华侨教育的教员们自行编辑,在一校试用后再分发各校试用,再送回祖国审定,交书局印售。二是在侨居地方设立研究会,由各校校长和教员商讨,制定编辑计划,分任收集材料从事编辑,后交研究会发各校试用,此后再经修改订正,而后出版。三是由侨务委员会拟定编辑南洋教科书的计划,聘任当地资深人士担任编辑工作,亦可完成这个工作。

四 战后华侨教育复员与教育改革问题

丘汉平注意到华侨教育对于华侨复员、华侨地位的重要性,并指出侨民教育方针是战后华侨教育的重要基础,并就华侨教育改革和华侨教育复员问题重点加以分析考察。

(一)战后侨教复员之准备与措施

战后侨教复员的内容与意义。抗战胜利前夕,丘汉平专门刊文论述华侨教育对于华侨复员、华侨地位的重要性。他在《战后华侨教育改革》一文中提出,“国人对于归复华侨地位,论议虽多,而咸认最要者厥为改革侨教。”

他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1.侨教复员机构。侨教复员为今后侨教必经之阶段,关系侨教前途至巨,故有成立专门机构之必要。这一机构,“应由有关机构,如侨务委员会,海外部,教育部,与热心办学之侨领组织之,筹足充裕经费,设专人以办理侨教复员之一切事宜,举凡调查、设计、协助复校,以及员生之集合、甄别、及训练等项,均应切实办到。”

2.员生。一方面注重侨教人员之保育,重视内迁之原有侨教人才,同时积极训练新师资;另一方面注重内迁侨生之教育,发挥侨生个性,依其志趣授以实用智能。3.设备及学校分布。一是交涉损失赔偿,应切实调查侨校损失情形,以便依据国际法向敌国索取赔偿,同时政府应筹款以补助侨校复员;二是侨校分布合理化,战后中小学及职业学校重建应就各地区之环境、侨胞人口及经济情况而进行合理调整。4.思想。一是培养爱国情绪,纠正奴化思想;二是对身处沦陷区的教员,宜集中补训纠正思想使其重担教责。

因此,“如何利用优点改革缺陷,以纳侨教于发展之正轨,俾得巩固侨胞事业之基础”,成为战后侨教的中心问题。

(二)战后侨民教育的方针与教育改革问题

战后侨民教育的方针与内容。丘汉平指出,侨民教育方针是战后华侨教育的重要基础,既应适合中国发展之要求,也應考虑侨胞具体情况并与环境相适应。他认为,战后侨民教育方针应着重培养民族意识、实行公民生活与研习实用技能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培养民族意识。通过努力宣扬民族文化唤起侨胞民族意识,同时宣扬外国民族之优点。他提出,“以励侨胞见贤思齐之志,而收截长补短之效。果能如是,则侨胞自能深切认识其自身之地位与祖国间之关系,进而信赖政府,眷怀祖国,自不难养成高度之民族意识,与强大之团结力量。”。第二,实行公民生活。由于过去祖国无力保护,侨胞历来遭受他国政府之歧视,而缺乏自治精神也是原因。他认为,侨民教育应训练侨胞实行公民生活,“使人人对国家社会,克尽厥职,服从政府法令,维护民族利益”。第三,研习实用技能。他指出,“今后侨胞欲保持昔日之地位,自非迎头赶上,改善经营方式,应用科学技能不可。故提倡科学研究,传习实用技能,授以居留地外国语,以发展南洋之经济,维持过去之地位,应为侨民教育之一大方针。”

战后华侨教育改革问题。在新的侨民教育方针基础上,丘汉平着重从奖励侨胞兴学、筹集侨教基金、培养师资保障待遇、编订适用教材、普及国民教育、增设中学及注重职业学校、充实国立暨南大学、强化教育协会和加强政府对侨教之指导九个方面论述战后侨教改革问题。

发展职业教育。针对如何解决华侨社会技术所面临的人才缺乏问题,丘汉平建议提升侨生教育程度,尤应注重实用课程及职业学校的发展,“提高侨生教育程度,注重实用课程,诚属急务,观南侨所设学校,中学既寥寥无几,职业学校更未之见,战后南洋,竞争更烈,技术人才之需要,必益迫切,亟应增设中学,以为造就专科人材之准备;增设职业学校,以应当地之需要。”

[JP1]他具体指出,华侨多从事工商业,因此职业教育十分必要。丘汉平提出,“我们只看到普通中学的提倡,却没有看到职业中学的设立。这都是因为办教育的人不能观察华侨的需要是什么。”鉴于华侨对祖国的教育制度有些失望,因此宜集中物质与精神,倡导建立适应华侨环境的职业学校。

发展补习教育。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华侨多数是工商劳工,且多数为文盲,因此推行补习教育十分必要。丘汉平认为,教育与华侨的生存发展相关,华侨也有读书识字的期望,因此较易推进补习教育,这是不宜忽视的问题。他指出,“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大众智识,实为侨民教育最基本之工作。”他建议,中国政府应在华侨聚居地区普设免费之国民学校以方便侨童入学。同时,应利用电影、戏剧、音乐、图书等多种形式,以达普及教育,提升侨社文化水平的目的。

丘汉平注意到华侨社会中的失学儿童问题,建议通过推行设立识字学校和扩充免费小学等途径解决失学儿童问题。

作为民国时期华侨教育的倡导者、力行者和研究者,丘汉平既积极参与创办华侨中学,也投身暨南大学从事华侨研究,同时撰写论著考察华侨教育。丘汉平有关华侨教育的论述,集基础性、应用性与政策性于一体,既涉及华侨教育的性质与意义、目标与使命,优势与不足等重要内容,也聚焦于华侨学的经费、管理、师资及教材等具体实践问题,同时就战后侨教复员之准备、侨民教育方针提出政策建议。

[JP3]学术界普遍认为,丘汉平华侨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从法学角度出发从事南洋及美洲华侨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功用。华侨教育是丘汉平华侨研究的重要方面,作为一种代表性观点,是民国时期华侨教育理论发展和具体实践的重要内容,也获得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虽然受到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他的不少思想观点和教育实践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责任编辑 陈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