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松 康欣平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712082）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中国人把兴学当成一项文化传承的使命、一种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一份社会良心上的承担。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列强环伺，觊觎中国领土之际，清廷试图以“新政”之策，变法革新，以挽救“亡国灭种”的危局。其新政内容之一的“兴学”也迅即席卷全国，在川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施行，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从1906年11月至1911年6月前后，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该地区广兴学校算起，川边近代新式教育已经走过了1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成为西南边疆地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川边藏区孩童如何接受新式教育，是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史关注的重要课题，目前学界关于清末川边近代新式教育的研究层出不穷、成果丰硕。近20年来国内相关专著和论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深入客观，研究视角不尽相同。如王曙明、周伟洲的《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中国藏学》2013年第2期），对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的研究较为全面，文章对该时期教育行政机关、各式教育的创办都有详细介绍。赵君的《试论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赵尔丰》（《中国藏学》2008年第2期）和徐君的《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通过援引相关文献对赵尔丰川边兴学的过程进行梳理，前文对他在川边办学持否定态度，并条陈原因；而后文却对他兴学的历史功绩予以肯定，对同一历史问题两者的态度大相径庭。除此之外，相关学者还就某一具体内容，如师范教育、课程内容进行探讨。有凌兴珍的《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和刘先强的《试论清末川边藏区学校课程内容的改革》（《民族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等。朱解琳的《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有关部分也对相关内容有所述及，整体上对赵尔丰川边兴学的各项措施的评价较为客观、积极。以上成果总的来看，其学术价值都有所呈现，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这一领域发展，但限于当时的客观因素，这些论述中有些材料使用不够全面、论证不足，个别文章只是对材料的简单堆砌和浮光掠影式的征引且与原书记载有出入，缺乏创新，错缪之处有待考证，有的则对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的实质把握不够清晰，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鉴于此，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清末川边要吏赵尔丰为研究对象，以所存与其兴学相关的原始档案为考察依据，对清末赵尔丰领导的川边教育体制改革再作一次深入的研究，客观地呈献其将“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应用到川边少数民族地区所取得的重大办学成效。

一、清末川边教育改革背景之考察：边疆危机与“兴学”新政的实施

教育乃启迪民智、培育人才、改造社会、增强国力的基础。川边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介于四川与西藏之间，不仅是清末以来由川入藏的必经之地，也是沟通云、贵地区的交通枢纽，还是川边各族群众贸易的中心。《清稗麦钞》载：“西康（川边），古康、藏、卫三区之一也……幅员辽阔，倍于川，等于藏……驻藏大臣出入之通衢。”［1］“藏为蜀之外屏，无藏则蜀失其保障，蜀为藏之内府，非蜀则藏何所依归，故必连蜀藏为一气，而后边陲可以永固。”［2］4清末开通川藏大道之后，这里更是成为了联接祖国内陆与西藏地方的桥梁和纽带，被清政府作为“治藏之依托”，故有“治藏须先治康，稳藏须先稳康”之说，历代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对该地区的统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边疆危机空前严重，西部边疆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在完成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之后，继续实行殖民扩张政策，一方面将势力扩展到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南亚诸国，另一方面也开始染指我国西藏。“当时英国为了达到其扩大势力范围，侵占整个西藏的目的，先后以传教者、旅游者和探矿者的名义派遣许多密探到西藏”［3］943，为侵略西藏作准备，同时“以开辟滇缅交通为名，派遣武装探路队由缅甸入滇，结果发生了马嘉里教案”［4］134，胁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取得向青海、四川、西藏等藏族聚居区“探访路程”的权力。翌年，根据这一不平等条约，英国人吉为哩从成都经过巴塘、康定，欲赴西藏“探访”的行为遭到西南各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和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两次侵藏战争，西南地区广大爱国将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同强敌展开了殊死的反侵略斗争，而此时“清政府在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几次战争失败之后，腐朽无能的反动本质已暴露无遗，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只求安息苟安，不顾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4］136屈辱地接受了英国侵略者的要求，先后与之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藏印续约》和《拉萨条约》等，使西藏开始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我国西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然俄人不能坐视英人之掠夺西藏而专有之者也”［5］，固“西藏者，俄人必争之地也”［2］297，“俄之觊觎西藏由来已久，屡派人窥探，求入拉萨”［6］，如“公元1872年，沙俄上校军官普热瓦尔斯基（即尼古拉）和罗布洛夫斯基两人经新疆北部进入西藏那曲。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和全体僧俗大众的坚决反对，使这些人不得不从那曲撤到青海”［3］954，再如“藏历火鼠年（1876年）沙俄又派头目尼（古拉）到西藏探秘，同样受到了全体僧俗民众的坚决反对”［3］954，这些都为俄帝将来的武装军事侵略西藏做了准备，俄帝还积极利用“民族分裂”的卑劣手段，在我国西南边疆各地制造民族矛盾，并企图“窜入中国边疆各地，收买民族败类，策划武装叛乱。”［4］155另一方面，俄国利用宗教势力向西藏地方进行渗透，他们“假装虔诚的佛教信徒，出资修复寺庙，给僧众以物质上的大力支持，以此来实现他们占领外蒙古部分地区之后全面吃掉西藏的图谋”［3］955。

面对英、俄等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剧，我国西南地区局势岌岌可危，清政府中的一些开明士绅、官员们也逐渐看清楚了当时的危急形势，于是他们纷纷出谋划策，上疏清廷。有鉴于此，清政府决心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应援西藏，以杜绝英、俄等国的进一步觊觎。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清政府钦令四川候补道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前往川边和西藏进行改革并筹划收回三瞻，凤全“性忭急，少权变”，用简单粗暴的高压手段办理政务，极大地伤害了当地民众的感情，激起了川边土司与宗教寺院势力的强烈不满与反抗，致使“巴塘悉匪作乱，焚毁教堂，法教士三人被困，凤全督兵堵御，遇伏捐躯，随员人同殉”［7］1282，“凤全事件”震惊了清廷，鉴于川边地区在清廷治藏中的重要性，四川总督锡良着即“派建昌道道员赵尔丰和四川提督马维骐，带兵前往‘征缴’，先后镇压了巴塘、理塘人民的反抗活动”［4］165，在平定过程中赵尔丰因征剿有功升任为川滇边务大臣，这就为其在川边进行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改土归流”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

闭塞的交通，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川边地区与外界交流甚少，教育也很落后。“改土归流”前，川边教育一直被寺庙僧人或土司贵族垄断，普通民众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清康、雍年间为照顾来到本地的内地子弟读书识字，曾于巴塘办了一所义学，但时断时续，甚为鄙陋。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打箭炉直隶厅同知伍文员在城内的诸葛街创办大同学校。与此同时，在巴塘地区的粮员吴锡珍为广教化，继而开办官话学堂，编印官话课本，教谕川边孩童就学，并由粮署发予伙食，聊表激劝。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挽救行将倾覆的政权，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宣布变法革新，史称“清末新政”，“兴学”即是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一时间全国“兴学”蔚然成风，川边藏区亦在此列。中央派驻川边地区的官吏赵尔丰积极推行“清末新政”，于川边实施改土归流，采取练兵、兴学、开矿、通商、设官、屯垦等措施，被称为“经边六事”。

二、多管齐下：清末川边教育改革之举措

（一）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与学区的划分

对于清王朝来说，军事统一是前提，而文化统一才是长治久安最可靠的保障。因“凤全事变”而进入川边的赵尔丰，在用武力镇服当地叛乱的同时意识到想要在“声教隅绝”“僻在蛮荒”的边地获得永安，就必须迎机利导，开导边民智识，他认为当时川边的“巴、里二塘及乡城、稻坝等处，僻在蛮荒，其间夷民辙因声教隔绝，不时梗化。历年以来，频劳师旅，始获以次敉平。亟宜迎机利导，俾皆就我范围。盖以夷情犷悍，非有以开导其智识，不足以化其冥顽，况时值朝廷锐意兴学，尤贵于推广教育之中，寓劳来匤直之意。”［8］145因此赵尔丰把“兴学固边”作为“收拾边地人心第一要务”。由于边民世居边处，其“文字不知，语言未习”，彼此之间交往皆“假通人（翻译）以治事”［9］97但通人“有时而穷徒贫民，以边为主客，猝难相洽”［9］97，因为语言的障碍导致主客间很难融洽共处，这显然不利于清王朝对川边的统治。赵尔丰还认为“蛮民于事不知道理，不知轻重，若能明道理，审轻重，亦无杀害凤大臣及法司铎之事，安能遭此次大兵。重者害及身家性命，轻亦伤损财物粮食。此皆由于不学之故。”［9］195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先从语言文字入手”，而解决语言文字的首要途径即是“兴学”，此事“万不可缓”。

为了使川边地区能有一个能统筹学务的行政机构，赵尔丰在奏折中说“固当滋创立伊始，经营擘画，条理万端，倘无以挈其纲领，尤难忘措置裕如，是以于炉城择地设学务局一所为总汇。凡筹拨学费，考查规制，采购图书仪器，延聘教习，派学劝学一应事宜皆隶之。”［9］97并延聘主事吴嘉谟担任学务局总办。最初“该局下仅有书记员、翻译通事，收支员等数人，随着兴学事务的增多，机构和办事人员又逐渐改革和增加。”［10］444—446此后吴嘉谟认为边境办学，重在关外，该局设在炉城实难遥控，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将学务局移设巴塘，成为了川边推行教育改革总的行政机关。

随着川边地区教育改革力度的加大，兴学区域的逐步发展，川边当局及学务局遵循学务的相关规定划分学区，即“中区—巴安属之，巴塘粮员董涛为学务总理，总校长由局员张卜冲兼任。东区—理化河口属之，理塘粮员李克谦为学务总理。总校长由局聘邓恩缜充任。西区—盐井属之，盐井票里局委员段鹏瑞为掌务总理，并兼任各校校长。”［10］449为进一步加大对川边地区的治理，1910—1911年，学务局在原来四个学区的基础之上，重新增划为八个学区，分别是“中区巴安得荣属之；南区定乡、稻城属之；西区察雅、昌都、贡县属之；西二区盐井、宁静属之；北区白玉、武成、同普属之；北二区德格、邓柯、石渠、甘孜属之；东区理化、雅江属之；东二区康定属之。”［10］453

（二）捐资助学，多方筹措学务经费

清末川边兴学成效显著，然办学之经费亦为兴学之基础，无有裕足的财政支持，兴学难收实效，固“兴学为育才急务，筹费为兴学之要图”［8］532—533，筹集教育经费“似可缓而实不可缓之事”，为此边务大臣赵尔丰与其他办学员，多方奔走，设法筹置办学资金，川边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第一，川边边务经费项下支出。学校兴办伊始，赵尔丰“拟于边务经费项下划拨银三万两，作为关外学务局开办之用，按月自行造报。”［8］147以后学务局经费无固定拨款，随拨随支。1910年关外办学已近三载，学校数量倍增，赵尔丰又“于边务经费项下再拨银三万两，以资扩充学校之用。”［9］103第二，奖励捐助，对捐助学务者，抬高其社会名誉和政治地位，亦或请奖“以彰善念”，比如乍丫喇嘛洛桑泽登积极劝导本地孩童入堂读书，“并管理蛮学生一切入堂之事”，赵尔丰便“兹请护照，自应发给”［8］762，并令汉番官牟人“等务实力保护”“以为赞助学务者劝。”［8］762察木多偶宿村夷妇四朗雍左“将金玉茶十扛捐助学校，作为经费。”［8］882赵尔 丰 “奖 给‘巾 帼 达 人’四 字，以 为 勉励。”［8］882又如“世袭都司多吉僧格及其妻四郎错莫因见学堂尚未成立，愿将历年撙节养赡银一千两，捐助建修男学堂经费，都司妻四郎错莫亦将旧存蛮装首饰衣服变价一千两，捐助修建女学堂经费”［8］893，赵尔丰奏请“从优赏给该都司头品顶戴，并给予‘急公好义’字样，与其妻子四郎错莫一同自行建坊，风示边隅，以昭激劝。”［8］894盐井两喇嘛七扎旺蓄、罗戎尺春将“所有呼图克图放外之款……欠银……追收……手内尚存有银三十五两三钱七分，甘愿一并归公，为学堂有益之举。”［8］894也给以匾额。再如，甘孜绒坝岔扎噶喇嘛“将房子一所，大、小地三十七块，并豌豆、青稞等项概捐学费……拨作绒坝岔学堂经费”，当局“奖给该喇嘛‘热心助学’匾额。”［8］928第三，通过商税、生息等方式筹集资金。如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当局将关外盐井设局收税地方“实存库平银七千三百五十二两三钱三分二厘八毫……所有征存银两，仍拨充边务经费。”［8］767再如“登科百姓公款银两，经发交头人生息，合银四百六十两八银……作为学堂常年经费，他事不准挪用。”［8］765第四，将缴获匪物变价作为学堂经费。如“光绪三十一年剿办巴塘、定乡、稻城、贡嘎岭等处番匪，各营所获匪物呈缴……即交委员变价者。查巴塘匪物陆续变价，得银一万两，于光绪三十二年发交巴塘粮员存储。”希望以此能“俾边地蛮民，早为开化，知明伦爱国，汉夷同风。”［9］98除此之外还有因获罪罚款、各设治局自行筹集、商业抽息、加派税收等方式筹集资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三）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清末川边兴学，所设学堂师资来源是一个问题，所谓“关外当开幕时代，设学之难，莫难于劝导，尤莫难于造师。”［8］257为了解决川边兴学师资匮乏的状况，1906年12月，赵尔丰于成都开办了四川藏文学堂，“招取本省绅民子弟入学肄业，以便与藏人易於交通。”［11］“其日课为英文，藏文及历史、地理、算学、体操等。”［12］（见表1）“并以经费支绌之故，酌收学费，藉资补助。”［13］

表1 ［14］：四川藏文学堂学科及学年、学期时间列表

由表1可知，四川藏文学堂学制为两年，课程上以藏语藏文和英语英文为主，而算术、体操课时间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兼授国文、历史、地理、图画、测绘等科。这足以表明，近代新式教育对川边的影响很大。该学堂对学生的要求极为苛刻，用选募军人标准选拔生员，即“年在二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文字通顺能记载事物者，不吸洋烟无疾病者，非视老丁单无家务牵挂者，家世清白本身素无过犯者，有切实保证者。”［2］218—219该学堂于开办伊始又“开设藏文中学一班，以为将来毕业，升入藏文高等豫备。”同时在“肄业已满二、三年以上之学生，按格考选，定额六十名。”［15］送入京师各高等小学深造。四川藏文学堂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始至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止，共办两届，培训教师163人，考核优等者为70名，并先后派遣两批毕业生出关执教，为川边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川边当局采取多种措施鼓励藏族孩童入学，一时间入学者渐多，面对师资的匮乏，学务局迫不得以在当地招募民众，于巴塘兴办师范传习所，作为临时师资的培训机构，通过短期培训，学员被迅及派往各处执教，直至宣统元年夏，该所停办（见表2）。

1911年5月，学务局总办吴嘉谟以关外师资缺乏为由，于康定开办关外师范传习所（后改为藏语专修学堂），学制定为三个月，学成考核合格之后遣派川边各地执教。总体上来说，川边兴学，当局采取各种措施积极解决师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川边教育是为巩固中央政府统治需要而服务的，同时也反映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近代教育的愿望，赵尔丰在兴办师范教育的同时，也注意发展近代职业与实业教育，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巩固川边改土归流的成效，加强川边地区的统治，1908年赵尔丰“在巴塘筹设巡警学堂一所，遴派委员教习，将近年巴塘、理塘等处官话学堂毕业之蛮学生，挑选年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诚朴而劳者一百名，作为警兵正额学生。复选二十名为附额，共计一百二十名，教以科学”［9］103，“三年肄业，分发新设各县，协助地方推广警政。”［8］213

附呈：巡警临时章程［8］214

一、巡警协助地方官清查户口，催征粮税。

二、巡警缉捕盗匪，保安地方。

三、巡警宣讲朝廷德意、劝学，以开文化。

四、巡警协助开垦，改良农务。

五、巡警协助百姓平修道路，以便交通。

“再，关外医药，素不讲求，痘症为害尤烈，悉民疾病夭亡，无不束手坐视，情伏可悯。”［9］105因此赵尔丰为广兴医药技艺，先后于“巴塘、理塘、盐井、乡城、稻坝等处各设医药局，所有痘科医生薪资并各医药等项，约用银一万余两，由边务款内支给……医生、工人薪水、纸张、房租银两，由边务经费项下开支”［8］293—294由此可见，当局对医药技术的重视。而医务工作人员待遇也一概从优，因此赵尔丰对川边近代医学的推动，利国利民，值得称颂。

1908年，赵尔丰亲自拨银24000余两开办了巴塘制革厂，先是“于巴〈塘〉、里〈塘〉、乡（城）、稻（城）等处选蛮民子弟三十人来省学制革，年在十七，八……发给川资。”［8］158学成之后回到本地制革厂工作，起先“所选学徒，多系寒家孤儿，其父母具在，家道殷实者，竟誓不肯往。”［8］165面对此等情况，赵尔丰又亲自“面谕该学徒，以省城如何安乐，革厂如何美善，汝等总要用心学习，勿稍涉游戏，致负钦宪培植。汝等用心，将来工艺精习，立可致富……该学徒等均欣然乐从。”［8］165

1910年，关外学务局和巴塘粮员经考查巴塘本地的“泥质、铅矿可以造成陶器，又经该令饬住窑户阿西家内实验，俟有成效……造出陶器如灯盏、饭盆、砚、碟、花瓶、茶壶、砂罐等项。尚属坚实适用……成效昭然”［8］584当局遂在巴塘成立陶业艺徒学堂，“挑选孤寒子弟十三名，于三月入堂学习”［8］663，并拟具《巴塘粮员详呈陶业学生规则》，以资约束，聘请陶工泽仁达吉（藏族）授以制陶技艺，一面学文化知识，一面学制陶技术，半年（即6个月）为1期，实习2月。

同年6月，关外学务局呈报“雅垄江两岸野桑甚多，居民取以饲牛，殊觉失其所用。”［8］682当局审时度势，“当即商令在学堂试办养蚕，并定为学生等正课之外随意科学，以为日后开办蚕桑局之预备。”［8］687为进一步发展蚕桑实业，当局决定“拟明春开办蚕桑局，就河口属每村调十三、四岁女童二人，自带口粮，住局学习，其教员即令现在小学堂周教习裕文兼充。至采叶饲蚕一切工作，皆女学徒之事，不另雇人，以期言行并进，学成真知良能，然后放归各处推广。”［8］768—769

为推广、改良先进的工矿业和农业技术，赵尔丰还聘请日本的农技师小岛、池田2人赴川边指导垦务，并于乡城、石渠、邓科等地成立了“农牧研究会”和“农事试验场”，选派藏族学生学习各式农作物种植技术。关外学务局还在邓科兴办“畜牧学堂”，引进牛马羊良种等，工业方面开办金矿、铜矿各厂，在察隅和宁静办硫磺矿和银行，等等。

“政令推行，端赖文化，关外系属夷地，文字向与汉人不同，声教故难遍及”［9］105，鉴于此，赵尔丰在巴塘始设了印刷局，并从内地购买机器，招聘工匠，给以优厚的薪资待遇，翻印教科书，编辑官话课本，满足了新办学堂对书本的需求，该印刷局“虽系官办，仍是营业性质。”［9］106

（四）积极筹办各式初等学堂

赵尔丰川边兴学的首要任务是先办初等教育。他认为“关外番童狉獉初启，除注重普及教育外，则惟官话与手工两项学堂而已，不能骤语以专门也。盖必习官话之人多，而后群情可以通。必识汉字之人多，而后文化可以溥。顾欲谋普及，必广设学堂。”［8］146赵尔丰在改土归流的地方“设学”，每“设置一县，即成立学校数处”。所设学堂包括两类，一类是初、高等小学堂，另一类则是官话学堂。笔者将依据所掌握的资料，拟对当时兴办的这两类初等学堂作一梳理，所引材料大部分源自原始档案。

1.材料所涉初等、高等学堂

“巨浪共有四村，可选子弟五十余名入学，合之在堂稻城之二十一人，则七十余人矣。亦应设立一堂，以宏教化……选派中学清通，藏文熟习，已满师范学期者一人，前往该村充当教习，开堂设学。”［8］483“巴、里一带，业经办有成效。现在北路之德格、登科等处，西路之江卡、乍丫、察木多等，均系本大臣范围之内，亟应一并设学，俾教育普及。”［8］675“打滚呷挪两处仅四十一户，报名者仅十余人，各设小学堂一所，中渡船帮二十家，亦设学堂一所，未免人少费重。可不分汉夷，统在中渡寺庙设学堂一所，使汉夷化而为一。即乡里各处，亦须就人多地方设学，将来渐次推广学董。”［9］98还有“川边内外之关键，为各土司之领袖，兴学一事，岂得反视为缓图……应设法速创夷民学堂，以播文化而变夷风……于城内设一夷民学堂，即照蒙养学堂或初等小学办理……土司所辖各乡，并饬每乡亦筹设夷务学堂一所，即照城内夷学办理。”［8］247再“喇嘛等既充各寺当事，仰将该寺年幼喇嘛开具名单呈报来案，一并入学堂学习汉文、汉语。”［8］350关于创办高等学堂，相关档案也有详细的记载。比如关外学务局考虑到自初等小学堂创办以来发展较快，但学期较长，学童毕业后又没有任何奖励，因此向学思想未能踊跃，为鼓励成绩优秀学生深造，当局拟“先筹办高等小学之预科……于初小学堂各学生中考取最优秀者为预科学生。一年毕业，升入高等小学。”［8］804—805

2.材料所涉官话学堂

“改良藏俗，宜先以兴学之手，而言语不通，教育诸多窒碍，请先建立官话学堂，渐次增加各种科学以期普及。闻已与驻藏大臣妥筹办法，拟於巴安府倡始云。”［17］“伏查关外学务，自光绪三十三年开办以来……官话学生以四学期毕业，酌量升入初等，核计本届上学期男女官话学生业经毕业二十堂，学生八百四十八名。除俟表册汇齐，另文详报外，实计现在所开初等小学十四堂，女子初等小学三堂，官话四十堂，女子官话八堂，实业学三堂，专门通译学校三堂，共计七十堂，男女学生一千九百四十九名。”［8］712

综合以上几则相关材料，不难看出赵尔丰在川边创办的两类学堂是在充分考虑川边藏区实际的基础上，意在普及初等教育，课程讲授以“讲经、修身、地理、历史、格致、国文、算术、体操”等科目为主，将德、智、体充分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官话学堂中优秀的毕业生可升入初等学堂学习，待初等学堂学满毕业，亦可再升入高等学堂继续深造。在政府的督办下，初等学堂办学成效也是明显的，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关外学务局禀报本年学堂情形时就谈到“本年已成立学堂共三十四校，男女学生一千零二十五人。”［8］257其发展速度可见一斑。

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关外学务局成立直至辛亥革命止，近3年多时间，川边初等学堂教育成绩斐然，绝大多数学校皆由政府开办，以藏族学生为主，需要指明的是，档案中的办学情况（学校规模、学生和学堂数量、经费支绌）所统计的信息与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一书中的数据信息基本一致，故本文所引档案中的材料是较为真实可信的。

（五）教学内容的设置与教育辅助机构的创办

灵活把握办学政策，力图学堂教材本土化是当时教学内容的目标、当局在兴学期间，在考虑到清中央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五年毕业的同时，依据川边实际进行学制上的调整，凡“惟三年届满，即可变通毕业”，关于每年假日，清廷学部章程都有规定，如每年放假长短与放假时间全国概应一致，并严令地方“不得于假期之外，另行放假”，当局考虑到当地“夏无盛暑，冬令早寒”的实际，“拟展长年假，缩短暑假”［8］258。教科书内容也从实际出发，自行编写适合当地的乡土教材。如汉语课本编写白话文课文，其内容除了有尊孔、忠君、讲求孝道的传统封建文化外，还有反映地方特色的内容。据载，赵尔丰还亲自编写了《西陲三字韵语》作为课本内容供学生学习。

为了使学员达到“增进智识，练习法律，讲求礼让，常存忠爱，蔚然为一乡之望，作表率于边隅”［8］438—439的效果，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当局在打箭炉厅开办自治研究所，研究自治之学，招合格之学员16名，“以该丞为所长，主持一切，并准以周县丞兼充该所教习”［8］438。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张中亮禀请于“稻城、贡领两处，各就公房略加修整，开宣讲所二，宣讲员由司事并学堂教员担任义务……俾上粮纳税之各村百姓入所静听。每日宣讲二小时，自收税、收粮之日起，粮税完毕之日止”［8］664。其宣讲的内容包括农业、商务、礼义廉耻、教育、税务、治安等各项，涵盖面较广，为了使教育能够普及，使教育政策顺利进行，改变当时学界“毫无团体，规划一切，情多隔阂”［8］810的棘手状况，打箭炉同知三典章邀集办学员绅筹设教育会，“借文化学堂左厢空室为会所，以星期为会议，时间各项，应办事宜，均遵部章办理……选举正副会长，均系名誉职。会中庶务、书记各员，由会长选派，酌给薪水……会员只须纳藏元二元以上之会金”［8］810。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鉴于“稻、贡办学，至今学堂渐次推广，教习亦日愈多，教授管理之法，不免人人参差，未臻完善，而所授之教科书遂尔彼此殊异，不能一律，以致各校学生程度难齐，有碍教育”［8］824的先例，稻城教习刘宪、刘日新、甘彦芳、罗光仁等“拟于稻城设一教育研究所，公举粮府兼任会长。年暑假内，在稻、贡各教习悉集所内，将管理、教授之法互相稽考。循序善诱者，彼此酌遵：卤莽灭裂者，互为纠正。期在教管得法，事半功倍”［8］824。

自治研究所、宣讲所、教育会及教育研究所作为关外兴学的辅助机构为当时川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保障作用，这是关外办学的新气象，其中合理的办学理念于今仍有借鉴意义，值得肯定。

（六）多方劝谕民众子弟就学，优酬待遇办学员及边地教习

“关外兴学与内地不同，开草昧而输以文明，原非易事，非素具热心，不辞劳瘁者，不能胜任”［9］99。且川边广大藏族人民时值“知识未开，一闻新设学堂，群皆疑阻。且谓令其子弟支差，不愿就学”［9］100。赵尔丰清醒地认识到在边地取得兴学之功，不靠自己努力，教育是没有办法办起来的，为此他采取了如下措施劝学：1.于各地设督学机构劝学所，派专门劝学员赴各地劝藏民子弟就学，主事吴嘉谟“督同劝学员等奔驰于冰天雪地之中，周历遐荒，多方劝导，数月之后，蛮民稍释疑虑，渐就范围”［9］100；2.奖励、恩惠学生就学“无论汉蛮，凡小儿至五六岁，皆送入学堂读书，不惟明白道理，将来并可为官。荣及父母，荫及妻子。”［9］195“小儿入学后，除自备两餐外，毫无花费，其教习修金，以及书籍纸张笔墨，皆由公家出钱办理，不需其家中费一文也”［9］240对入学的孩童，当局还给以剃刀、服装、面巾、小镜、头绳、剪刀、针线以及书籍、笔墨纸砚，小学毕业考试成绩优异者分别免支不同年限的乌拉差役，给予物质奖励，减轻家庭负担；3.定程设制，惩处逃避入学者。如“夷民子弟无论贫富，六、七岁即须送入学堂；有不入学者，罪其父兄，并罚银五两至五十两，按其家资科罪，既入学堂，除犯规革除不计外，其余必须卒业，得有凭照，方准离学，不得任意中辍，致堕学业”［8］247。通过学务局采取的各种劝学措施，边地人民无不藉资观感，“见学校未征学资，不费一钱，而子弟能知汉语，有事可与汉官直接说话。又见给予冠履衣服，加以礼貌，于是疑虑渐释，复经劝学员等带同翻译，赴各处多方开导，始有忻悦信从，愿将子弟送学……禀请立校者，日见其多”［9］102。其兴学之风，蔚然大起。上述奖劝政策，不仅针对边地学生，对学务局办学人员、“勤能”的教习也择优进行褒奖。如“在籍度支部主事吴嘉谟充当总办，该主事不能以蛮地瘠苦，热心毅力，选委员，延教习，购堂器，欣然出关”［9］100。不辞辛苦，督同劝学员奔走劝谕川边藏民送子女入学，尤有成效，赵尔丰决定给以“吴嘉谟拟请免补本班，以员外郎仍留度支部尽先补用，并请赏加三品衔。通判职衔张卜冲请以通判，不论单双月，归部所用。县丞职衔李亨，杨赞请以县丞归部所用。文童吕秀生请以巡检归部，不论单双月选用。文童魏仲余，廖明扬请以从九品归部，不论单双月选用，以示鼓励”［9］101。对其他的办学人员赵尔丰也同样予以资励，即“准奖关外办学人员三年期满，如果大著成效，由臣择优保奖，以未鼓励之处”。另“拟嗣后学务办事人员，数在七员以上，实系已届三年，教育确实有效者，由臣随时奏请给奖，不必以三年定限为准”［9］99，师范生教龄满3年，成绩优异者，也可按5年满规定给奖。

上述奖与劝的结合，既提高川边藏族民众送子女入学堂的积极性，也调动了教务人员从教的热忱，该项措施于川边兴学大有裨益。

三、检验之反思：清季川边教育改革之成效

川边办学，异于内地，其“办学教导之力，实觉内地十倍其难”，兴学初期，藏族民众子弟视上学为支差（乌拉），竭力阻挠送自家子女入学。如麻书土司在禀请免办学堂中说：“地方百姓等顽梗无知，习惯已久，惟知操习夷字，均不知汉文汉语之益，虽经小的再三开导，伊等仍无向学之心”［8］325。再“倘如定要我们儿女入学读书，我们当父母者宁肯赴河而死等语。”［8］382—383但由于赵尔丰刻意求功，力行兴学，关外学务局又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使得这5年间，川边兴学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一时期也被誉为“西康教育之黄金时代”。下面笔者拟附呈3幅表格来简明清楚地论证赵尔丰川边兴学5年来所取得的办学成效（见表3、表4、表5）。

表3 ［18］：历年设立学堂情况表

表4 ［19］590：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关外学校统计

巴塘第六官话学堂36巴塘第七官话学堂 32 （男校）巴塘第八官话学堂25巴塘第九官话学堂35巴塘竹巴笼官话学堂 24 7—17巴塘官话师范传习所 15 20—45（男）理塘第一官话学堂25理塘第二官话学堂 47 10—16宣统二年为初小学堂1所，女子学堂2所，女子小学堂2所，合校官话学堂2所。乡城第一官话学堂 40 6—15乡城第二官话学堂 40 9—15乡城第三官话学堂 40 8—15乡城第四官话学堂 35 7—15乡城火竹乡学堂 42 8—15乡城稻坝学堂 50 10—14（分两校）乡城贡噶岭学堂 54 6—14（分两校）宣统二年为定乡稻贡各地官话学堂9所，女子学堂3所。又称，宣统二年盐井官话学堂4所，女子学堂4所，男女合校官话学堂2所。

表5 ［19］591：理塘学校学生数

由以上3幅表格可知，从1907—1911年5年间，川边学校增加100余倍，学生增加150余倍，教员增加3倍之多，兴学区域不断扩大。且川边兴学集中于巴塘、理塘、乡城等地区，以普及初等教育、官话教育为重点并取得了重大办学成效，各类学堂、学生人数在20至50名之间，学生就学年龄在8至16岁之间，无形中我们发现这些要素与当今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相关要素的发展现状大体上是一致的，从材料中我们看到在100多年前的晚清封建社会，川边学务当局已经注意到发展“女学教育”，鼓励边地僧侣就学，这种平等的教育思想和开明的教育理念难能可贵。不仅如此，边民的素质也大有增加，以下两则材料能够予以佐证。如“巴塘、理塘、稻坝、河口、盐井、乡城等处，已成立学堂六十余处，纵横数千里，开草昧而输以文明，群蛮子弟，皆知尊敬朝廷，喁喁向化，每逢朔望，悉排班向阙叩头，与讲忠孝之事，群皆欢欣鼓舞，兴学之功，显著成效”［9］100。又如：“巴塘一隅，男女学生等先学汉语，继学汉文，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学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余皆演示百话，解释字义。尤可嘉者，八九龄学生见人彬彬有礼，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女学生更高自位置，以礼自持，不轻与人言笑，草昧初开，骤然变野蛮而归文化，初非臣意料所及”［9］101。

赵尔丰办学5年来，川边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大量师资力量、实业技术人才以及学生的培养不仅大大促进西南边疆教育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为川边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后来因赵尔丰被杀而人亡政息，然其兴办川边教育事业实属功德无量。

四、评述

自民国以来，但凡论及川边或西康之教育，莫不给予较高评价，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清末有关赵尔丰教育改革的档案资料，可以对1906—1911年期间川边学校教育改革状况有相当清晰的了解。赵尔丰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营者与推动者，他有改造川边教育以利于巩固统治的政治使命和企图，由此造成他在兴学过程中出现不适当甚至过激的行为。比如教育同化、强迫入学等，使后来学者在研究此方面的内容时，不免出现种种说辞。但正是因为如此，关于他的记述对于我们研究清末西南边疆教育发展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可信度较高的珍贵文献资料。梳理这些问题，可以厘清一些认识。

其一，近代川边教育改革5年来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办学5年来，教师、学员、学堂数量渐次增长，截止到1911年学堂计有200余所，学生数达9000余人，这对于开通文明风气，普及知识文化，促进藏汉民族交流，维护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川边兴学冲击了藏族传统宗教寺庙统驭百姓的意识，学堂的兴办使新式教育传到了川边，开启了近代化教育的先河，其中优酬边学师生、办学人员，双语教学、中西合璧的教育形式、制定适当的学习章程等措施于今天我国学校教育发展仍有借鉴意义。当然，作为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赵尔丰“兴学”目的与思想有其落后的一面，比如提倡学生忠君、尊孔，视边民为“蛮”、强迫学生入学等。但是结合当时川边实际，出现这些问题也是情理之中，不可过于苛求。

其三，川边在1906—1911年开办的学堂从学校数量、学生数量、入学形式、学校财政、教育形式、教材内容等诸多因素看，属于中国传统模式下的官方学校，教学中灌输传统儒家纲常伦理，最终目的指向是期望孩子像汉家子弟那样考举做官，光宗耀祖。

其四，川边官学是有优势的，教材具有传统性，重驭术，教材内容包含对汉家文化与西方文明的阐释，这些对川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冲击，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宗教寺庙上层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给川边地区封建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将该地区近代化的新式教育迅速地向前推进，故川边地区新式学堂教育普及后，川边教育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以及受教育者四个方面生重大变化，川边教育具有近代化的因素。

教育目的上，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前，川边地区的教育为寺庙宗教上层贵族垄断，其开展的寺院教育以研修佛法典籍为要旨，其教育目的仅是为当地上层统治阶级服务，广大的百姓群众作为被压迫者较少接受上层门第教育。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侵略西藏以后，由于挽救西南边疆危机情势的需要，如何抵御强敌入侵，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便成为了当时清政府的首要任务，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此时于川边兴学直接“御敌于国门之外，巩固西南边陲”。由此可见，教育目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教育内容上。川边“改土归流”以前，传统的寺院教育在内容上主要是以佛学经义和简单的读、写、算术及道德伦常为主，教育新政推行以后，赵尔丰在各类学堂中把国文、格致、修身、讲经、历史、地理、体操、算术、语言、军事、科技常识等内容纳入其中。国文、格致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修身、讲经是为了尊重当地传统文化，迎合川边民众崇尚藏传佛教文化的教育需求而开设；体操课是为了加强和锻炼当地人民的身体素质；语言教育则是使边民了解清中央政府的政令内容，更好地遵守中央决策；历史、地理教育是为了强化边民的政治归属感及地理常识，达到“连属内地，同化祖国之要枢之旨”；军事科技课程的设置是让当地人民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希望边民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

教育形式上，川边教育体制改革以前，边地民众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尤其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文明在心理与行动上竭力排斥，封建的传统宗教僧侣和贵族上层势力仍习佛学经义，寺院教育占绝对的垄断优势，寺院是主要施教的场所。近代文明传播手段如印刷机、图书、报刊等，一概皆无。而教育体制改革以后，因赵尔丰及关外学务局的努力，川边地区除兴办大批新式学堂之外，还开办了印刷局、图书室等教育辅助机构，突破原先单纯的传统寺院教育模式，无形中为川边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气息。

受教育者，“教育新政”实施以来，鉴于封建传统教育具有阶级性，受教育者乃宗教社会上层与封建贵族阶级，绝大多数农奴、平民没有任何受教育的权利，大批藏族孩童上不了学，无知识与文化。据当时粗略地统计，川边地区文盲率达到95%以上，川边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垄断特性，在赵尔丰主持的川边教育体制改革以后，由于政府的奖劝措施，使得社会下层子民开始走出家门入学堂读书。受教育者由为数不多的上层迅即扩大到普通民众，这不得不说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

以上四点表明，以赵尔丰1906—1911年川边教育体制改革为临界点，川边教育在目的、内容、形式与受教育者四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诚然，此种变化虽未在西南其他地区广泛出现，但这却是在内忧外患、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赵尔丰的教育体制改革给当地社会以极大的冲击，对地方政教上层来讲无疑带来了“灭顶之灾”，但他的改革给后来驻藏大臣张荫棠、联豫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新式学堂教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其五，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学校教师在边地教学，待遇一体从优，虽教学业绩并非如档案所述那般卓有成效。笔者以为这可能是赵尔丰为了博得中央对他治边的支持与信任，进而在办学经费上多加倚仗中央的财政支持而小题大做、故意夸大，川边兴学确有成效，但应未如档案中所说之大。事实上“此诸教师通藏语者十不得一，所用教本，又与西康省情俗不相适应，藏童虽经各县政府征至，从学累月，不获与教师通意。亦有背诵如流，而不识一字，不解一意者。于是喇嘛僧众之说大伸，父兄各以派遣弟子就学为惧，乃由村保头人集资，雇请汉人子弟或贫穷儿童广之，称为‘学差’。每童每年雇价，藏洋（系硬洋）60元至100元不等。偏远地方，有至300元，代人读书，成为职业。今日毕业出校，明日取雇复来。反复数年，仍未略通汉文华语。惟汉民子弟，特蒙其惠而已（关外汉人，有子女者，多以代读解决生活问题。从此汉人移殖，不无利益”［20］。师生教育殊异，视学习为金钱交易，川边教育之弊端由此可见。其他如经费困难、教师与教育行政官员的矛盾、当地学风较差等，都是关外学务卒未收效的原因。

其六，虽然川边兴学有其固有的弊端，不过如前所述，此次教育改革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益大于弊。本文提供的资料在客观上可以证明，在1906—1911年前后，川边学校已在巴塘、理塘、乡城、稻坝、打箭炉等地点燃近代教育的星星之火，赵尔丰川边教育改革也在史册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