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柱林

摘要：东西的小说叙述语言十分准确妥帖，又总是寻求突破。同时，他对语言问题本身，也就是广义的人类思想情感表达与交流也非常关注，其具体表现为：在许多重要作品中，沉默和追问构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基调，凸显了作家见证时代的诉求。通过写作守护民族语言是小说技艺的体现，更是一位作家的道义责任。

关键词：东西;小说;语言;沉默;追问

东西是一位对语言有高度敏感和自觉的作家。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会发现他的叙述语言在几十年间曾几度变化：在1990年代初期，他受先锋派某些作家的影响，语言比较倾向于抒情和华丽，可称为“抒情时代”;而到1990年代中后期，他的语言虽然仍然有华彩的底子，但更加追求用词的准确性;进入新世纪后，有一段时间他将重点放在叙述语言的统一和流畅上，以长篇小说《后悔录》为代表;发展到最近，以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为典型，他开始改造自己的叙述语言，杂用方言俗语、典雅的文学语言和流行的网络语言，力图别开生面，其效果是“网络热词和诗文词句生硬而又合理地杂糅一块，形成一种狂欢式的表达”。①毫无疑问，语言的狂欢化是东西小说一直具有的特征，可以说是他诸多变化中不变的因素。作为一位对自己的技艺要求比较苛刻的小说家，其对语言的雕琢固然有审美和艺术上的重要考量，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除了力图“自铸伟辞”外，他对语言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一面，也有深刻的洞察，我认为，这是他的小说写作中更为根本的方面，值得认真探讨。

一  沉默的源起

当今之世，人类从没有面对如此众多的语言炸弹的轰炸，各种与语言文字相关的口头或书面信息泛滥成灾，但同时，这些海量的材料里面，却基本都是无用的冗余信息，由此导致语言的空洞化、黑话化，而在某些社会形态中，如比较封闭的社会中，这种情形由于有效信息的垄断与隔绝而愈加恶化。最简单的情形就是名实分离：“道德巷无道德，白医生不白医。”（《经过》）在《耳光响亮》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从事“特种行业”的刘小奇举办了一个按摩小姐心理素质培训班，目的是“改变大家的观念，清洗大家的脑袋”，这样才能更好地接受自己的身份和工作任务。培训班的教员要求学员们学会一种语言技巧：比如把接吻说成握手。这种技巧中最重要的是正话反说，如作者举的例子有：“不爱——说爱……同意——说不不不……痛苦——说愉快……流氓——说英雄……黑暗——说灯火通明……拍马屁——说志向远大。”这当然已经是赤裸裸的语言污染和腐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市场社会的特产，也绝非东西个人的发明。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反映的是插队知青的生活，而那正是意识形态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力的时代。小说的女主人公陈清扬被人称为“破鞋”，但她名不副实，根本没偷过人，却被当作确凿无疑的异端对待。叙述者也即主人公“我”认为：“她根本不是破鞋……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这种从逻辑上讲完全属于谬误的推论结构不容辩驳，因为它认为自己认定的道理和事实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主人公也发明了一套理论来与这种荒谬的意识形态进行徒劳的对抗：“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这是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大家都说不存在的东西一定存在……”东西和王小波一样，意识到现在世界的日常语言失去了生命力，这点颇像战后的德语：“德语成了噪音。人们仍在用德语交流，但却创造不出交流的意义。”②

可能因為认识到语言的污染和腐败的普遍性，后来东西把这个培训班的情节敷衍成一个充满寓言色彩的短篇小说《反义词大楼》，从而将其更为深广的内涵展现了出来。表面上看去，这篇小说逻辑不严密，主题不够集中，离题的地方不少，甚至有一些技术上的瑕疵，如保安强奸麦艳民的一段，叙述突然越界进入保安的内心。但这些无损于作品的内在逻辑，甚至反而提供了一些引人遐想的阐释空间。让我们先来看看作家对这栋楼的构造的描述：“凡是进入这幢大楼的人员，必须经过一楼的培训合格之后，才能上到二楼，以此类推，一层又一层，当你每一层都合格之后，才能到达18楼。”不管这个18层有什么寓意，整个结构的寓意无疑就是往上爬，而通往上面一级的必要条件，就是要通过培训学会一种别出心裁的技巧——正话反说。这是“为了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又能多拿钱”。小说到最后也没有表明，二楼及以上各层的情形如何，而是转到了另外的方向，即如果不按老师的指示把接吻说成握手将会是什么结果。麦艳民拒绝按老师的要求说话后，被保安强制带到一个封闭的房间惩罚，让她听音乐。这种本来是一种审美享受的行为，其实成了残酷的折磨，音乐变成了噪音，她无法入睡，最终麦艳民屈服了。她受不了音乐带给她的痛苦，宁可选择将接吻说成握手。东西出色地描绘出了她的心理进程，为了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她在思想中接受了老师的说法，因为“握手和接吻一样，是皮肤接触皮肤”。最微妙的地方在于，培训班的老师，也即语言学教授李果，本人并不相信自己的理论。他动用保安制服不愿说反话的学员，并用强迫其听音乐使其屈服，进而允许保安强奸麦艳民，这些暴力形式说明，他并不需要你真的相信接吻就是握手，但你必须把按吻说成握手。这种梦魇般的场景，令人想起卡夫卡《诉讼》（一译为《审判》）结尾K.和神父的对话，当时神父为了安抚无辜受审的主人公，谈到法律门前的守门人，辩称其“受雇于法律，怀疑他的尊严就是怀疑法律本身”。K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这等于“必须把守门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真理”，十分荒唐。可神父说的话与李果做的事遵循同一种逻辑：“用不着把他的每句话都看作真理，只要当成必须如此就行了”，K因此沮丧——“撒谎将成为统治世界的规则”。③可以想见，如此一来，真相或真理将湮没无闻。《反义词大楼》的结尾，东西通过叙述者“我”的遭遇，进一步揭示出，由于无法支付说话的代价，人只能选择沉默：“我们大家都沉默吧。你一说话，我就害怕。”

显然，由于必须使用反语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使正常的人类交流失去了意义，沉默出于无奈。《没有语言的生活》则提供了人之所以沉默的其他想象。细绎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东西在小说中将沉默分成了三种状况。第一种是人的生理缺陷导致的，比如小说设计了一个由瞎子、聋子、哑巴组成的家庭，他们各自的残疾致使他们失明、失聪、失语，只能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当然语言在这里指的是更宽泛的信息交流手段——对这家人来说，即由视觉、听觉和语言表达组成的信息沟通的匮乏。如果东西停留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思。不过，他没有停留在这里。当聋子王家宽请求张复宝为他写信向朱灵求爱的时候，人类的又一种沉默出现了，只不过这次是一种交流方式，即与对话这种有声的交流相对的沉默的文字书写。如果说王老炳一家人由于身体残疾而受到沉默的伤害，是由于自身原因而无法避免的话，这次的伤害是人为的，即张复宝利用王家宽不识字来欺骗他。本来是人类文明产物的文字，也可以造成对人的损害，当然这不是文字的错，而是人性的错——按小说的描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东西展现了犀利的洞察力，触及了人间的恶与黑暗，但他的小说仍然试图给世界一点温暖和希望，那就是王家宽和蔡玉珍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看得见，听得见，能正常说话。如果小说在这里结束的话，将是一个光明的故事。但不，那个取名王胜利的孩子失败了。他上学的第一天，学会的竟是一首侮辱自己父母聋哑的歌谣。他知道实情后，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他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什么两样”。这种沉默是一种根本的沉默，这种跟外界拒绝交流的情形，源自外界的恶意，却以一种主动的面目出现。在写作《没有语言的生活》十多年后，东西又写下了一篇充满寓/预言色彩的小说《请勿谈论庄天海》，深入描述沉默的机理。主人公孟泥，不能听人提到庄天海这个名字，凡和这个名字沾上边的，都是倒霉的事情。最悲惨的一幕，是孟泥的前男友王小尚，他来和自己的前女友讨论她碰到的这些糟糕的事，到底是不是庄天海在搞破坏，他一出孟泥的门口，就无端被车撞死了。蹊跷的是，谁也不认识庄天海，他/她/它从不现身，却又像一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这个名字仿佛代表着一种巨大而神秘的力量，人们无从把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谈论。因为不能怀孕等原因，孟泥把庄天海视为禁忌，以至发展到不敢直呼其名，实在要提及，就称“庄大爷”或更简单的尊称“您”。可能因为这种小心翼翼起了作用，结婚几年后，她终于怀孕诞下一子。意外的是，这个孩子患了语言障碍症，无法说话。但从后面的情节中，我们知道，孩子很正常，可以发声。也许只是由于害怕“庄爷爷”，他才选择了沉默。

二  写作与发声

在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品中，东西对于沉默的思考、想象和描述，也构成其小说叙事的重要动力。如《后悔录》里，曾广贤响应号召，举报自己的父亲曾长风，导致一家人遭受无妄之灾，他自觉祸从口出，曾发誓不再乱讲话，也曾被母亲带去找人做法事封嘴。虽然他始终无法克制自己言说的欲望，但他父亲却从此三十年没有跟他说过话。显然，这是由于语言的创伤导致的，其目的与其说是惩罚曾广贤，还不如说是用沉默的方式自我疗癒。相反，在《篡改的命》里，改名为林方生的汪大志，为了自己的富贵生活，不惜通过盗取照片、销毁档案卷宗等等，力图隐瞒亲生父亲和自己的真实身份，让这一切陷入沉默中。沉默意味着真相的遮蔽，现实中的人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成为共谋。半个多世纪前，加缪曾将20世纪总结为“恐惧的世纪”，在他看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最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前程可言，他们在绝望中挣扎，生活没有价值。以前的人们“会通过发表言论和呐喊来战胜这种情况。他们会呼唤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其他社会准则。今天，没有人还在呼喊（除了那些不断重复其观点的人们），因为看来世界正在被一股盲目的力量牵着走，这股力量既对人们发出的警告、呼喊无动于衷，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和祈求”，④加缪将这种恐惧归因于这种盲目的力量所引起的对人类的暴力迫害，相互没有对话，失去了言论表达能力。然而，对于作家来说，他必须发声，除非他选择停笔。

在《哑巴说话》一文中，东西表示，那些缺乏语言交流手段的人也在“默默地抗争”，而他的写作就是要为那些哑巴代言和说话。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哑巴蔡玉珍危急时刻能喊出“我要杀死你”，孟泥的孩子不会说话，惊恐中也会叫“庄、庄、庄爷爷……”如果要梳理现代中国文学中关于沉默的谱系，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当然不可忽略，《反义词大楼》的结尾就是“沉默而沉默……”而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數”有指责“平庸的恶”的意思，似乎并非东西的同道。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作家只要不停止写作，就得突破沉默，问题不在于是否发声，只在于如何发声。“太初有言”，但“道可道，非常道”，所以对于一个有追求的小说家来说，人物说话的方式与写作方式之间，会通过语言而取得巧妙的平衡，在与现实的紧张博弈中走钢丝。东西曾经深入描绘过语言表达困难的内在机理，比如在《我们内心的尴尬》一文中，在谈及有关小说《救命》创作意图时曾表示，“救命”时该不该说假话。这是一个类似“囚徒困境”的问题，《猜到尽头》也是差不多的用意。而《私了》则将人被迫说谎的真实原因隐藏起来，曲曲折折地暗示，一个谎言必须用更多的谎言来掩盖，所以人的表达变得吞吞吐吐，疙疙瘩瘩，云山雾罩，老是在绕弯子。

《后悔录》里有关沉默与言说的辩证，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小说抽丝剥茧地描绘了数十年间现实的反复，已经用了六章的篇幅细致地刻画了曾广贤其间的心灵历程，但仍增加了一个第七章，把整个故事梗概复述了一遍。那么，这个重复的第七章在叙事学意义上是不是多余的呢？作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东西当然不会犯那种低级的错误，所以，这种重复一定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曾广贤是一个喜欢讲述的人，也是一个饶舌的人，他的反复讲述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一种心理创伤，他也可能想通过重复讲述来释放、移置内心的压力，也即精神分析中的“事后性”或“延迟反应”，或向“被压抑者的回归”。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开头，就写出了那句关于重复的名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⑤但很显然，这两位伟人对重复的阐述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曾广贤重复讲述的理解，却无法准确运用于此处的文本解释中，我们只能另寻他途。这一章的标题“如果”，似乎隐藏着最关键的信息。“如果”意味着某种最原始的质询：事情本来可以变得更好。“如果”的想象暗含着一种偶然性的幽灵：一切我们称为必然性的东西，如所谓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等，常常是一种事后追认，绝不是“自然的”，如果初始条件稍有变化，事情将可能呈现不同的面貌。曾广贤用自己的“如果”，既展示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讽刺了各种僵化的教条，进而宣告了某种目的论的破产。这当然与“后现代”的某些时代思潮暗合：“目的论消失，而历史成为开放式的，从而为对历史本可能选择某个或多个进程的猜想腾出了空间。”⑥但对曾广贤而言，通过“如果”对生活和历史进行假设，就能在仿佛是铁板一块的现实中撕开一个裂口，让生命的光照进来，进而将“后悔”变成一件超出个人意义的行为，就像小说结尾，他的讲述让自己已成植物人的父亲感动一样。在某种讽喻式的理解中，我们可以将曾广贤的讲述读作小说家的写作行为本身。

三  追问与见证

从“如果”对必然性和目的论的质疑与反思这条线索开始，我们能发现东西作品中充满了一种追问的精神。因为深知沉默的微妙，所以追问也就能切中要害，就像打蛇打中七寸一样。《我为什么没有小蜜》就是以一连串的追问开始的，米金德的上司说他碰了一位女同事（她其实是上司的小蜜）的胸部，他为自己辩解，上司就一直发问：“知道……算怎么回事么？”“怎么会……？”“……会……吗？”“难道就不要……了吗？”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这原来是仗势欺人，米金德被上司的语言迫害打懵了。审讯般的发问展现了语言权力背后的不平等，这和张复宝利用文字来欺负王家宽是一样的。米金德所作的任何解释都被视作狡辩，任何回答都被当作顶嘴。这只是小说的开始，其后的重心转向米金德自己找情人的过程，除了他以外，他熟悉的绝大多数男人都有小蜜，因此他也要找。可是他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寻租”，当然也就无从遂愿。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一个长相不好的大龄单身女同学赏赐给他一个机会，他却失败了。“老弟，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这里自然不能排除文本中的调侃意味，但必须承认，作家呈现的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的处境，米金德的追问与其说是针对自身，不如说是在反思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他的追问与米金德的质问，其含义正好相反。作为这篇小说的关键词，“为什么”与“如果”一样，充满了对所谓“事实”的质疑，进而对现实关系进行反思，其间不仅是要说明“我们所给定的理由塑造了我们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或“别人给你的理由反映了他们如何看待与你的关系”，⑦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理由的不懈追问构成了怀疑和反思精神的基础。《耳光响亮》里的叙述者牛翠柏，就如此大声质问：“我们还不满十八岁，我们要控告你们，你既然生下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养大？为什么抛下我们不管？”这可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质询。令人疑惑的追问发生于当家人知道父亲牛正国还活着时，牛翠柏表示，“他为什么还要活着？他为什么在消失十年后，又回来打乱我们的生活计划？只有他还活着，就说明我们全错了，……因为他的出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为他流过的眼泪，全部变得没有意义了。”两相对照，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几个“为什么”的含义。整部《耳光响亮》，都包含着对现实的追问，比如牛青松为了证明手表不是偷而是捡来的，竟拿起刀割掉了一节小手指。他质问对方：“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们干嘛对真话，那么恨之入骨？”东西的写作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很多，构思绝妙之处不时让人拍案。有关追问最精彩的一段情节发生在《篡改的命》中，汪槐请人做法事为孙子治病失败，他上坟咒骂自己的父亲。按中国传统和农村习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哪有骂长辈的，更何况已经离世多年？可是东西就是这样，让自己的人物冒天下之大不韪。这种越轨的笔致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那些让人胆战心惊的质问，连珠炮似的：“难道社会上的风气都吹到阴间去了吗……莫非你到阴间当了大官，腐败变质了？”作者将语言的狂欢与人物的悲愤无奈融汇交杂，奇诡而锐利。

可以说，这种追问本身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抗争的诉求。“哑巴说话”不妨理解为作家对自己写作活动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是要让读者感受、听到人物在生活中的抗争与喊叫，让“没有语言的生活”绽现在语言中。经由作家的书写，读者能目睹人物的抵抗与挣扎，同时能听到他们的呼喊。呼喊有可能出自兴奋和激动，如《痛苦比赛》里，“仇饼冲到阳台上，对着楼下的马路喊道：阳爽朗——我爱你，我爱你群山巍峨，我爱你秋日的硕果，我爱你的征婚广告，我爱你呼唤大舅的声音朝气蓬勃。”在东西的小说里，呼喊主要还是源于“不平之鸣”。《不要问我》中四处碰壁的卫国，用呼喊来提醒自己还活着。《耳光响亮》以呼喊开始：牛翠柏喊爹喊妈，因为他们不见了。“我对着巷口喊，妈妈——你在哪里？我对着大海喊，妈妈——你在哪里？我对着森林喊，妈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我在心里这么默默地喊着，突然想这喊声很像诗，这喊声一定能写一首诗，如果我是诗人的话。”一位作家自然是一位诗人，所以小说《耳光响亮》就可以当作一首呼告的诗篇来读。牛翠柏在整个小说中最重要的动作，就是一种象征性的呼喊。而东西本人对小说写作本身的理解，也总是同呼喊、倾诉、告白等有关。

力图追问与表达的困难之间，东西的作品中也反映了某种命名的不可能。《美丽金边的衣裳》里，丁松在酒巴中喝咖啡时，不但为一个空位点了一杯咖啡，还“对着那个空位喃喃地说着什么，不时伸手过去为对方搅动咖啡、加糖，仿佛他的面前真的坐着一个什么人”，那种对真实关系的渴望溢于言表。不过，当和希光兰做爱时，丁松和希光兰喊叫的却是明星们的名字。通过这种命名，在想象里，他们摆脱了现存肉身的限制，变成了想象中的毛阿敏、史泰隆等等。小说家和诗人一样，负有对世界命名的使命。他们能够通过命名行为再现自己的写作对于世界的把握与理解。为客体命名意味着控制，而对象却时时力图挣脱这种控制。希光兰和丁松第一次作爱的时候，听到丁松叫她的名字，她马上就失去了兴致。她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她自己也不想知道对方的姓名。她跟人打交道，常用一个字母来代表自己，如A、B或K。命名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匿名化的也即失效的过程。《慢慢成长》中马雄改名的情节，是对创作过程进行自我观照，也是对命名的一次反讽。马雄出生前一个月的天空全是阴霾，他出生那天突然放晴，于是得名马湛蓝，这显示出命名并非随意的事，它可能和命运息息相关。讽刺的是，东西用戏谑的笔墨，写出了命名中的吊诡因素。比如，大家嫌湛蓝难写难念，就把他变成了马淡蓝、马蛋蓝、马蛋。马家军做了派出所所长以后，命名变成了一件荒唐的事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为人改名，由此体会到无穷无尽的快乐。这种不断的改名，在这里成了命运无常的征兆。《耳光响亮》中的牛红梅，不断为未出生的小孩命名，可以理解为试图以此来和她无法生育的命运对抗。小说对某些人物的命名，含有戏谑的意味，如碧雪、红梅、青松、翠柏，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洁气节的象征符号，可在小说中不仅没有呈现出他们标榜的性格特征，还时常走向反面。这种命名不仅是将特殊性概括为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将自相矛盾的含义赋予它们。这几位被命名作红梅、青松、翠柏的人，要傲雪独立，又谈何容易。至于《篡改的命》里，汪大志变身为林方生，意蕴更是复杂。林方生显然并不是另一个汪大志，他改名意味着对汪大志的否定。他重新命名过了，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命运。但名改命变，在现实中谈何容易？在《没有语言的生活》里，王胜利的命名过程也是极富象征意味的。王老炳曾经想过许多名字，要其和各种宏大叙事联系到一起，总之要“声音响亮”，而最終定名为王胜利的原因，就是“再也不会有什么难处，能战胜一切，能打败这个世界”。而在王家宽的视野里，有钱就意味着愉快和美妙，所以他把儿子叫作王有钱。很显然，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有钱也不一定带来愉快和美妙。

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讨论荷尔德林的诗歌，认为诗人意味着在贫乏的时代也即世界黑夜里言说，并且“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⑧这话同样适用于东西这样敏锐而认真的小说家。在言语泛滥而真正的信息匮乏的时代，小说家用写作打破沉默，用自己的文字追寻现实和存在的踪迹，同时发声追问，为时代留下自己的见证。对于一位负责任的作家来说，守护民族语言义不容辞：“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奥秘;我们对语言、对保持语言纯洁性所肩负的责任具有象征性和精神性，它不仅具有艺术意义，而且具有道德意义，它是责任本身，是符合人性的责任，是对自己的民族、对保持它在民族之林的纯洁形象所担负的责任。”⑨

注释：

①田耳：《电贯钨而流明》，《作家》2015年第15期。

②[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③[奥]卡夫卡：《诉讼》，载《卡夫卡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

④[法]阿尔贝·加缪：《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载《加缪全集》（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⑤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⑥[英]理查德·J·埃文斯：《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晏奎、吴蕾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7页。

⑦[美]查尔斯·蒂利：《为什么？》，李钧鹏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164页。

⑧[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⑨[德]托马斯·曼：《致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公开信》，载《托马斯·曼散文》，黄燎宇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